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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不必要論”駁議
    2020年12月16日 14:33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3期 作者:王朝慶 字號
    2020年12月16日 14:33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0年第3期 作者:王朝慶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真理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內容摘要: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真理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的根本錯誤在于,它混淆了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即在對待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往往只看到這一真理的一般性而遮蔽了其特殊性;而在對待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時,則又往往只看到這一真理的特殊性而遮蔽了其一般性。其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并不相互抵牾;另一方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也不僅僅具有特殊性,而是具有超越時空的一般性意義。批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還亟須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眾化教育,以便于人們對其形成更加科學、準確和全面的認識。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真理性/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不必要論”/

      作者簡介:王朝慶,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標題注釋: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中若干基本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6BKS034)的階段性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曾明確指出:“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①;1980年,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時說:“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②;2013年,習近平也將毛澤東稱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③。統觀毛澤東的一生,其偉大功績自不待言,但無論是劉少奇、鄧小平,還是習近平,他們都基本一致地把毛澤東“最偉大的功績”歸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既非歷史的偶然巧合,也并非意志的主觀強加,而是基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所作出的準確研判和必然結論。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也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二者互為表里、彼此同構,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接續性勝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將無從談起。

      正因為如此,一段時間以來,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國內外學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形成了風格迥異、豐富多彩的理論觀點和學術判斷。這些觀點和判斷,對于深入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和思想實質,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然而,由于受意識形態、知識背景以及學科視角等因素的影響,一些人在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其中較為典型的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概括而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的主要詰難在于:一方面,凡是科學真理往往都具有普遍性,如化學、物理學、地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這些自然科學所揭示的定理和規律適合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并不需要“中國化”,因此也就沒有“化學中國化”“物理中國化”“生物中國化”等概念。既然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當然也不需要“中國化”,否則就不成其為科學真理;另一方面,如果把馬克思主義進行中國化,那么其所形成的理論成果——“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從共時性看,只能對中國產生影響,對其他民族國家則不具有普遍意義;從歷時性看,作為已經屬于中國本土化的理論,自然不必要也不可能再次實現“中國化”。由此,在“不必要論”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是不科學和不嚴謹的,應當對其作慎用處理。④

      毋庸諱言,從本質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其實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它不僅銷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本身的科學性與合理性,而且還遮蔽和歪曲了歷史的真實面目,對黨和黨的領袖人物的形象造成嚴重消極的影響,對此,必須旗幟鮮明地加以批駁。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并不相互抵牾

      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相反相成、對立統一的,即使是科學真理,同樣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關于“凡是科學真理往往都具有普遍性”的觀點,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人文科學的學科屬性同自然科學的學科屬性作簡單的比附,進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理解為一種“悖論”結構。其實,正如同費爾巴哈僅僅考察人的“類本質”而絕得不出人真正的本質一樣,“不必要論”僅僅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真理作一般性的抽象理解,而嚴重遮蔽它的特殊性,其結果是既無法全面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也沒能搞清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

      第一,從學科屬性看,科學真理主要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分,而“不必要論”則忽視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屬性區別。⑤自然科學從本質上看是一種“研究自然界的物質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的科學”⑥。作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界的客觀物質及其屬性都是完全獨立于人類而存在,只要客觀物質的形態、結構、條件等相同,那么這一客觀物質的運動態勢和規律便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絲毫不受時代更迭、地域差別以及人的活動的影響。進而言之,自然科學所揭示和描繪的只是自然界的“規律性”,而不牽涉生活在自然界中的人的“目的性”,比如在標準條件下,氫氣和氧氣燃燒后會化合為水,這一定律在各個民族國家無疑都是適用的,絲毫不受人的主觀意志和實踐活動的制約,自然無須“中國化”。

      但是,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科學在廣義上主要是“對社會現象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文藝學、倫理學、語言學等”⑦。無論是“社會現象”還是“文化藝術”,都離不開現實的人的聚散離合與意識創造,這說明,人文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和主題其實就是人本身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人作為一種有生命、有意識和有精神的個體存在,生命的長度和限度賦予人鮮明的歷史性特征,即人是特定時空的產物,隨著歷史方位和地域空間的不同,人及其所構成的人類社會也會有差異,如身體特質、思想觀念、政治制度以及生產方式等。正是由于人的歷史性,要求我們必須深入到“現實的歷史”中去考察人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而不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⑧。此外,除了歷史性,人還具有鮮明的主觀能動性,即人是一種有目的的存在,這就意味著人和人類社會的發展既有“規律性”,又有“目的性”,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理解,自然科學是一種“描述性”的科學,其根本目的在于“求是”,而不在于闡釋“所應當是”。換言之,自然科學應該堅持“價值無涉”的原則,面對自然現象,自然科學家只能止步于描述客觀事實,而不能評論這一客觀事實的價值,否則便會把自然科學引入神秘主義。⑨人文科學則是一種“詮釋性”的科學,它必須運用“理解的方法”來認識人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其所遵循的原則是“價值有涉”。在中世紀晚期,為了批判抽象思辨的神學,法國社會學家孔德創立了實證主義學說,試圖將社會學引入實證的軌道。在實證主義研究中,孔德提倡通過客觀的經驗感知來研究社會學中的問題域。誠如他所言:“實證的科學是經驗的、客觀的和反思辨的。它專注于可知覺的現象,專注于能夠通過經驗研究而加以確立的有秩序的關系。”⑩應該說,孔德將人文科學從神學的抽象思辨中解放出來,提倡用實證主義的范式路徑進行量化研究,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但與此同時,他也遮蔽了人本身的抽象思辨性,即人的意識和精神屬性。作為客觀物質所反映的人的意識和精神,往往充滿了情感溫度,不可能完全用冷冰冰的數字和統計模型來衡量,因此,“孔德的錯誤在于把人文科學歸結于自然科學,把精神現象歸于自然現象,把人的高級能力降低到動物的低級能力水平,從而遮蔽了人的行為的價值和意義”(11)。

      可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重要區別,在于“自然界、物理科學的對象……包含著獨立于精神而出現的實在。人主動打上其印記的一切,構成了人文研究的主題”(12)。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的人只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客觀性和規律性,而絲毫沒有看到其所蘊含的人的主觀意志層面的精神性和目的性,以此將屬于人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化學、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相比附,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十分荒謬的。對此,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早就提出警告:“沒有必要再把從自然科學那里引進的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強加給每一門知識。”(13)如果一味地按照自然科學的思維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不同的地域空間,其結果只能是把現實具體的人變為一種抽象的存在物。

      第二,從真理特性看,“不必要論”忽視了真理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辯證統一。馬克思主義認為,真理不僅具有絕對性,而且還具有相對性,這是由“真理的發展過程以及人們對它的認識和掌握程度”(14)決定的。實際上,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其所揭示的真理都是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統一。比如在化學領域,20世紀5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中子和質子是原子的最小單位、不可再分,但毛澤東卻認為:“以哲學的觀點來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現在,實驗室里還沒有做出來,將來,會證明它們是可分的”(15)。后來的事實證明,質子和中子下面又可再分為“磁粒子”。從中子和質子到“磁粒子”的認識發展深刻表明,人們所探索和揭示的真理在歷史上可能是“絕對真理”,但隨著人們認識的進步和深化,“絕對真理”在歷史的后見之明中也可能會被證明為一種“謬誤”。

      同樣,作為一種科學真理,馬克思主義也是合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于一體的。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的人往往傾向于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絕對真理,而忽視其作為相對真理的一面,其實,這看似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和禮遇,實則是對它的誤解和歪曲。以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例,這一規律總體上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趨勢,即從原始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這是絕對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究竟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經過哪些發展階段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從根本上取決于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狀況、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等條件。“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16)在這里,如果按照“不必要論”的邏輯,把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絕對真理,必然會得出各個民族國家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道路都是一致的謬論。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反對人們把這一理論視為絕對真理來對待,認為這是對他們人格的侮辱和嘲諷。從馬克思提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將通過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到列寧提出俄國可以從封建農奴制國家直接過渡為社會主義國家,再到毛澤東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要先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17),這些理論都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辯證統一。也就是說,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們才是屬于符合本民族國家客觀實際的絕對真理,而一旦空間轉移,它們就會成為一種相對真理,即有可能不適用于其他民族國家。如在俄國被證明是真理的“城市包圍農村”革命道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由此可見,作為科學真理的馬克思主義,要對各個民族國家的具體實踐發揮理論效力,必須將其加以“民族化”,這是由科學真理的絕對真理屬性和相對真理屬性決定的。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割裂了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真理屬性和相對真理屬性,當然會得出錯誤的認識和結論。誠如有學者所批評的:“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但不能將它絕對化。任何真理都是絕對和相對的統一,沒有單純的絕對真理。把科學真理當成單純的絕對真理,這種認識本身就違背真理,這種態度就違背科學精神。”(18)

      第三,從歷史進程看,“不必要論”不僅忽視了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性,認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是一種科學真理,理所應當地會成為中國人民的選擇,而且也忽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的曲折性,認為它的實現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主觀意志的參與和努力。應該說,這兩種錯誤認識,都是“只見物不見人”的運思理路,遮蔽了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主體能動性。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原產于西方的意識形態,它絕不會自動朝中國人民走來,而是需要中國人民主動走向馬克思主義。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轟開了晚清王朝封鎖已久的大門,由此導致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之中。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社會中,中國人民所面臨的遭遇是,政治和經濟上“失權”、文化和價值觀上“失序”、日常生活中“失聲”。“中國向何處去”成為中國先進分子反復思考的重要時代問題。為了回答這一時代之問,農民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雖曾相繼開出過理論藥方,但最終都失敗了。即使是資產階級提供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案,也隨著一戰的爆發和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的召開,最終“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19)。正是在此時,十月革命作為一種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出的勝利果實,為中國先進分子提供了新的目標方向,他們逐漸拋棄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幻想,紛紛將目光投向社會主義俄國,由此開啟了選擇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進程,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在物質層面落后挨打的局面,同時也促使其在精神層面實現由被動向主動的歷史性反轉。從這一清晰的歷史鏈條和邏輯脈絡中可見,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并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理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選擇歷程,“選擇的歷史”和“歷史的選擇”在這里得到了鮮明體現和高度統一。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歷史舞臺上第一個公開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政治組織。但需要注意,有了馬克思主義,既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本能地會運用這一理論武器,也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能夠自然而然地改造中國。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在黨成立到土地革命前中期,由于缺乏實際的革命斗爭經驗和系統的理論知識武裝,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照抄照搬法國巴黎公社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從而接連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然而,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的、具有崇高理想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身具有天然的自我反思精神和自我革命能力。正是通過對黨曾經所遭挫折和所犯錯誤的深刻反思和總結,毛澤東在全黨范圍內前所未有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在他看來,只有在中國實踐、歷史和文化的坐標視野中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才能切實產生理論改造實踐的偉大效力,而一味地照抄照搬外國經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本本化的做法,只會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后果。從歷史的正反經驗中可知,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華民族百年來面臨的屈辱困境才得到根本扭轉。顯而易見,從這一層面而言,“不必要論”嚴重遮蔽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復雜性、曲折性和真實性,是一種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

      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具有一般性意義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看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既沒有普遍意義,也不可能在中國的實踐發展中再次實現“中國化”,由此,這便在共時性和歷時性兩個維度同時否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

      第一,在共時性方面,這種觀點嚴重遮蔽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所內嵌的國際基因。一是從理論譜系看,作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賡續和發展的理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內嵌有深刻的國際基因。盡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出生地在歐洲,卻并不僅僅屬于歐洲,而是作為一種普遍的真理適用于整個人類社會,西歐、東歐、東亞、南亞、拉丁美洲等地區,都曾有多個民族國家實踐過或正在踐行馬克思主義,這深刻體現了其作為科學真理的力量。其實,就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而言,它們本質地表現為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即前者是后者的整體概括,后者則是前者的特殊形態。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特殊是對一般的具體呈現,而一般往往寓于特殊之中。“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場合,在那里,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20)基于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態,天然地共享和內嵌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基因,它盡管是一種地域性、民族性的經驗和理論總結,但其真理光芒并不僅僅只是照射于中國,而是能夠普遍照射于整個人類社會。誠如有學者所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馬克思主義一樣在深層次上有一種世界性內涵,那種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極端狹隘化、認為是脫離世界文明整體的純粹特殊性思想的觀念是錯誤的。”(21)

      二是從理論內容看,作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自然為“中國向何處去”提供了科學的答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22)。其實,自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就日益被裹挾和融入世界歷史的發展之中。這表明,中國要實現自身的發展,必須正確處理好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自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就不只是把目光視野局限于中國一域,相反,無論弱小還是強大、逆境還是順境,他們都始終保持國際性視野和博大情懷,強調中國對世界、對人類要有更多的貢獻。如毛澤東就曾明確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3);鄧小平則強調要“為人類做更多的事情”(24);習近平也表示,中國共產黨“不僅致力于中國自身發展,也強調對世界的責任和貢獻;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25)。正是基于這樣的視野和情懷,中國共產黨人先后在國際上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毋庸置疑,這些重要成果都是根據國際社會的發展形勢而適時提出的,著眼點在于回答和解決“世界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這從根本上有利于國際社會的繁榮發展。

      三是從方法理路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種理論體系,同時也是一種方法論,蘊含了十分豐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比如,在歷史的發展中,黨形成了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獨立自主、摸著石頭過河、問題導向、提高思維能力等方法論,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根據中國具體實踐而總結出來的寶貴財富。正是因為善于“化理論為方法”,在縱向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行了改革開放,并在為徹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接續奮斗;在橫向上,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實現了大幅度提高,在國際舞臺上愈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本質地看,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都是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指導下實現的。對此,國際社會在驚嘆中國奇跡之余,也普遍地要求借鑒和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這既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認同,也體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方法論具有超越特殊性的一般性。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雖然具有一般性的世界意義,但這只是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根本有別于西方國家的選項。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從不接受其他國家的發展道路,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同時也絕不會把自己的理論、經驗和做法強加給任何其他民族和國家,絕不會影響和干預其他國家的自主選擇權利,絕不會像西方一些國家肆意地輸出“西方模式”那樣輸出“中國模式”。(26)這一鮮明態度,無疑使那些指責中國暗中搞“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誹謗和謊言不攻自破。

      第二,在歷時性方面,這種觀點把“中國化”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空間概念,認為只有外國的思想理論才可以“中國化”,而對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本身而言,其已經是中國本土化的思想理論了,因而實無“再中國化”的必要和可能。與此相連,有一種錯誤觀點認為,習近平既然明確提出要“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那么這就意味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的發展水準上具有明顯區別,“中國化”體現的是“中國制造”,已經過時了;而“中國的”則體現了“中國創造”,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27)

      要科學有力地剖析和駁斥這種錯誤觀點,需要從“中國化”這一概念著手。“真正的思想和科學的洞見,只有通過概念所作的勞動才能獲得。”(28)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是毛澤東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來的,其內涵具有鮮明的空間指向,即把外來之物民族化和本土化。誠如毛澤東所言:“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29)馬克思列寧主義從原產地歐洲進入中國,體現的正是一種空間場域的轉換和跨越。然而,除了具有空間指向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中國化”概念還具有深刻的時間指向,也就是說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一種自我封閉的理論,而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與時俱進,具有鮮明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這是因為,“中國”并不是一個形而上的、靜止不變的抽象之物,恰恰相反,它是實踐的、發展的和具體的實在之物,蘊含人的實踐活動于其中,由此,“中國化”不僅是“民族化”的具體表現,同時也包含了“時代化”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推動實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再“中國化”,其實強調的就是后來者對前人思想理論的繼承、發展和創新,如胡錦濤提出的“以人為本”思想是對毛澤東“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30)思想的時代化表達;習近平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思想則又是對“以人為本”思想的進一步闡釋和發揮。關于這一現象,誠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需要不斷發展,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只有通過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實現”(31)。但對于“不必要論”者而言,他們僅僅把“中國”當做一種靜止的抽象存在物,而罔顧其實踐的、發展的、具體的鮮明特性,自然得不出正確的認識。

      至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并不是如“不必要論”者所說的那樣,在理論的發展水準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低級形態”,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高級形態”。實際上,在我們看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兩個概念,它們之間并無實質性區別,中國共產黨人在不同的文本語境中對它們的靈活運用,既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水準的高低,也不意味著“中國化”概念已經過時了,更不意味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一提法在“客觀上會起貶低中國共產黨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意義”(32)。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不僅頻繁使用這一概念,而且還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完全正確的!”(33)這有力地說明,實踐發展永無止境,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永無止境。

      四、結語

      綜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的兩種觀點,其形成因素固然復雜多變,但其中較為關鍵的一個原因則是一些人在“視野”上的狹隘,即他們嚴重遮蔽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知識視野、歷史視野和國際視野。在知識視野方面,“不必要論”者并沒有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科屬性和本質內涵;在歷史視野方面,“不必要論”者并沒有搞清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中“歷史的選擇”和“選擇的歷史”的辯證關系;在國際視野方面,“不必要論”者并沒有真正理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精神實質和價值追求。

      由此,這留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方面,要從內部入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的錯謬之處一一進行分析和駁斥,既指出錯謬之處的“其然”,又指出錯謬之處的“所以然”,從而澄清和還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有的知識視野、歷史視野和國際視野;另一方面,也要從外部用力,從加強教育入手,以有效應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必要論”。

      注釋:

      ①《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③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④參見易杰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應當慎用》,載于《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⑤參見王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源語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0頁。

      ⑥《辭海(縮印本)》第6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0頁。

      ⑦《辭海(縮印本)》第6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4頁。

      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153頁。

      ⑨文藝復興時期,批判封建神學成為一種歷史主流。然而,受根深蒂固的封建神學的浸淫和影響,一些自然科學家此時仍主張自然界包含著一種來自上帝的音訊,他們試圖架設一條通往理解上帝音訊的橋梁,從而對自然界作出各種具有神秘色彩的詮釋和意義理解。參見[挪]G.希爾貝克、N.伊耶《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頁。

      ⑩[挪]G.希爾貝克、N.伊耶《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頁。

      (11)譚培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2期。

      (12)[挪]G.希爾貝克、N.伊耶《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頁。

      (13)[法]馬克·布洛赫《歷史學家的技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

      (14)本書編寫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頁。

      (15)柯延主編《毛澤東生平全紀錄》(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8頁。

      (16)《列寧全集》第2版增訂版第28卷第163頁。

      (1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

      (18)蘇民《正確看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的熱點問題——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載于《上海黨史與黨建》2007年第6期。

      (1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

      (2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2卷第704頁。

      (21)金民卿《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外傳播的挑戰與應對》,載于《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22)習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鑒 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0頁。

      (2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

      (2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頁。

      (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頁。

      (26)參見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頁。

      (27)參見何瑞涓《發展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載于2016年2月15日《中國藝術報》。

      (28)[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8頁。

      (2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30)《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頁。

      (31)汪信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辨誤》,載于《哲學研究》2008年第10期。

      (32)易杰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法應當慎用》,載于《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33)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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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王朝慶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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