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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及其演變
    2020年12月28日 16:28 來源:《齊魯學刊》2020年第6期 作者:李政君 字號
    2020年12月28日 16:28
    來源:《齊魯學刊》2020年第6期 作者:李政君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存在一個轉變過程。1933年,他在《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中確實批評了唯物史觀,但他批評的主要是那種認為人類歷史具有普遍規律的觀念,而對唯物史觀所提供的歷史研究視角、路徑卻并不反對。此后,張蔭麟不僅將唯物史觀的“經濟基礎”和“階級斗爭”諸說用以剖析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及其演變,還以“階級斗爭”來分析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特點。和民國時期對唯物史觀有所認同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多取“經濟基礎”說相比,張蔭麟對“階級斗爭”說的認同,表明他對唯物史觀的接受程度相對更高。

      關鍵詞:張蔭麟;唯物史觀;經濟基礎;階級斗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作者簡介:李政君,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近年來,學界對民國時期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如何看待唯物史觀問題,關注日多。在這一史家群體中,張蔭麟常被視為才情較高者,其史學成果以考據居多,但又長于理論建構;自1923年發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說質疑》反駁梁啟超以來,他就一直被“天才”“通才”“第一流史家”等光環籠罩。因此,討論民國時期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問題,張蔭麟是一位值得關注的史家。學界關于張蔭麟的研究雖然不少,但專門探討他對唯物史觀認知問題的成果卻并不是很多,而其中觀點又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作為張蔭麟的生前好友,謝幼偉曾在《張蔭麟先生言行錄》《張蔭麟先生之哲學》《張蔭麟》等多篇追憶文字中否認張蔭麟和唯物史觀之間存在關聯,其主要依據是1933年張蔭麟在《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中曾對唯物史觀提出批評。而作為張蔭麟的學生,李埏在《張蔭麟先生傳略》中則明確指出:在張蔭麟生命后期,其“歷史哲學”課上所講內容已與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的觀點“頗不相同,特別是對唯物史觀的評價”(P175)。謝、李觀點如此不同,而究竟真相如何,有必要予以辨析澄明。因此,本文擬就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認知問題略述淺見。

      一、張蔭麟早期對唯物史觀的批評及其特點

      張蔭麟治史長于理論建構,但其早期理論探索,主要集中在認識論層面,即歷史認識中的史料限制性問題,并未涉及唯物史觀。這一時期較具代表性的著述,無論是批駁梁啟超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說質疑》(1923)及批駁顧頡剛的《評近人對于中國古史之討論》(1925),還是《論歷史學之過去與未來》(1928)等,皆是如此,茲不多論。

      張蔭麟的理論探討轉到歷史本體,集中體現于留學歸國之年(1933)所撰寫的《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該文將“傳統歷史哲學”分為“目的史觀”“循環史觀”“辯證法史觀”“演化史觀”和“文化變遷之因果律”五種,意在“一一考驗之,抉其所‘見’,而祛其所‘蔽’,于是構成一比較完滿之歷史觀”。這就涉及到了唯物史觀。同時,該文在前述謝幼偉、李埏對張蔭麟與唯物史觀關聯的論述中,也是一份重要材料,因而,有必要予以分析。

      大致而言,《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所舉五種歷史哲學,前四種屬于歷史發展或演變形式,第五種則屬于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唯物史觀并不屬于其中單獨一種,而主要是被置于第三種“辯證法史觀”和第五種“文化變遷之因果律”中討論。誠如謝幼偉等所言,該文確實對唯物史觀提出了批評。不過,其批評方式與動機,卻值得進一步討論。

      就批評方式而言,張蔭麟主要是用具體史實反駁抽象理論,但他所舉史實的說服力并不是很強。在“辯證法史觀”部分,張蔭麟先概括相關理論道:自原始之共產社會崩潰后,在每一形成之經濟組織中,包涵對峙之兩階級;經濟組織之發展愈臻于全盛,或益以新生產方法之發明,則階級之沖突愈劇烈。壓迫階級要求現狀之維持,是為一“正”,被壓迫之階級要求新秩序之建立,是為一“反”。此兩階級對抗之結果為社會革命,而最后乃產生一新經濟組織,將對抗之兩勢消納,于是階級之斗爭暫時止息,是為一“合”。經濟組織改變,則政治、法律,甚至哲學、藝術亦隨之改變。這表明,張蔭麟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以及階級斗爭等唯物史觀相關論說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對于這種歷史哲學或歷史發展理論他基本持否定態度。他說:

      以吾人觀之,皆與史實剌謬,試以我國史為例。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此乃社會組織上一大變遷。然此......非由于兩階級之爭斗,亦非由于新生產工具之發明。事實所示,不過如是:在紀元前六、七世紀間......不斷之“國”際戰爭......因小國被滅,夷為郡縣,其所包涵之貴族亦隨其喪失原有地位,是為貴族階級消滅之一因。君主與貴族爭政權,而務裁抑竄逐之,是又貴族階級消滅之一因。貴族階級自相兼并殘殺,是又其消滅之一因。凡此皆與階級斗爭、生產工具之新發明,或理想之追求無與。即此一例,已摧破......馬克思之一切幻想。

      這里,張蔭麟是試圖通過證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與生產力發展、階級斗爭等因素無關,來反駁唯物史觀所揭示規律的普遍性。不過,這個例證其實只能說明張蔭麟的解釋視角與生產力、階級斗爭等因素無關,并不能證明“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與生產力、階級斗爭等因素無關。比如,文中所列“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的三方面原因,無論對錯,都只是張蔭麟的一家之言,這與唯物史觀能否給出自己的解釋及其合理與否,并沒有關系;同時,這三方面原因,主要屬于具體史實的歸納,這與“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背后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動因,也沒有關系。所以,張蔭麟雖然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唯物史觀,但他并沒有證明唯物史觀無法解釋“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更沒有指出唯物史觀的解釋存在何種不足或錯誤,他只是回避了用唯物史觀去解釋“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對此,正如論者所指出,“皆顯得草率而跡近武斷”。如果依循張蔭麟的論證思路,那他提供的三方面原因,可以用于反駁任何一種歷史哲學或歷史發展理論,說它們各自強調的因素與“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無關,但這種反駁對于任何一種歷史哲學或理論,都不會產生太大效力。

      在“文化變遷之因果律”“目的史觀”和“演化史觀”等部分,張蔭麟對唯物史觀也有所批評,而批評方式也是以具體史實反駁唯物史觀所揭示規律的普遍性,與上述案例基本相同,茲不贅述。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只是就張蔭麟的批評方式、論證思路而言,與其具體觀點對錯以及唯物史觀所揭示規律是否具有普遍性等問題無關。就其動機而言,無論相關批評合理與否,張蔭麟都不是專門針對唯物史觀,他當時所反對的,是所有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具有普遍規律的觀念。這一點,正如賀麟所指出:張蔭麟“這時期的哲學思想大約是一種極端的經驗主義,不承認有先天的理則。他大概認為所謂‘理’,所謂‘共相’都不過是些隨經驗事物而有的名詞,并非普遍必然的客觀真實”。而通觀《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也可發現,張蔭麟對其所概括的五種歷史哲學,都提出了批評。即便是最受他青睞,認為用以考察人類史“每可得驚人之發現”的“循環史觀”,他也指出,若“謂一切人類史上之事變皆取循環之形式”,則“顯難成立”。對此,正如論者所說,“張蔭麟的所謂歷史哲學是反歷史哲學的”。

      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張蔭麟對待歷史哲學的觀點是:任何一種歷史哲學都無法統馭一切人類歷史,同時,任何一種歷史哲學應用于歷史研究,又都有其可取之處。正如《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中唯一一段具有正面結論性質的話所示:“進步、循環性、辯證法,皆可為人類史之部分的考察之導引觀念、試探工具,而皆不可為范納一切史象之模型。此吾對于史變形式之結論。”同樣的,對于唯物史觀,張蔭麟雖不認同其所揭示規律的普遍性,但也沒有否認唯物史觀在解釋某一方面或某一類別歷史問題時所具有的效力。如文中所說:“吾人并不否認生產工具……或經濟制度上之變遷對于文化其他各方面恒發生重大之影響。”

      總之,1933年,張蔭麟在《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中確實批評了唯物史觀,但這主要是因為他反對所有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具有普遍規律的觀念,至于唯物史觀所提供的某些具體研究視角、路徑,他并不反對。這種態度,有別于當時一些專門針對唯物史觀為批評而批評的人。因此,謝幼偉以《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對唯物史觀的批評來統攝張蔭麟一生對唯物史觀的態度是不合適的。張蔭麟一生雖相對短暫,但并不能排除其思想在此后近十年中存在改變,特別是這十年正是唯物史觀在民國史壇產生廣泛影響的時期。因此,我們還應考察張蔭麟此后的史學論著。

      二、唯物史觀在張蔭麟歷史

      研究中的體現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發表以后,張蔭麟的史學成就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宋史研究的開拓,一是《中國史綱》的撰修。在這兩方面的論著中,都體現出了較為濃厚的唯物史觀色彩。現分別論述如下。

      (一)唯物史觀在張蔭麟宋史研究中的體現

      唯物史觀在張蔭麟宋史研究中的體現,首先是他在剖析社會歷史變遷時對“經濟基礎”的重視。例如,1936年張蔭麟《南宋末年的民生與財政》一文,就是通過分析南宋末年的土地兼并、紙幣貶值及財政收支等經濟狀況,推導出南宋政府“不得不解體”的結論。他認為,在“無產農民沒有組織的時候,資產階級是主要的政治力量”(這里所謂“資產階級”,是指包括大部分士大夫在內的官僚地主階級),而南宋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推行抑制土地兼并的“公田制”,造成了它與國內“資產階級”的利益沖突,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擁護”,結果,面對“強寇的壓迫,南宋政府遂不得不解體”(P1588)。張蔭麟對“資產階級”等概念的運用,雖與通行說法不同,但和前述對“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的分析相比,他明顯將南宋亡國的根源指向了土地所有制問題,而土地所有制正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

      另外,張蔭麟自述該文之所以要考察南宋末年土地分配狀況,是因為當時學界已經提出土地分配狀況與漢以后中國歷史的治亂循環存在密切關系,但相關研究卻較為粗疏,因此,他要以南宋末年為例,具體考出“到底在某一個豪強兼并盛行的時代,有幾分之幾的土地,是集中于幾分之幾的人口”。這表明,張蔭麟此文的問題意識受到了當時唯物史觀話語下社會史研究熱潮的影響。

      隨后,張蔭麟又發表《南宋亡國史補》一文,提出:“宋在季年欲自固不能不擴軍,欲擴軍不能不用財。然是時國中財富集于巨室。齊民蓋藏既鮮,而稅擔已重。加斂于齊民,則齊民無以堪命;強征于巨室,而巨室離心。此南宋之所以不得不亡也。”和《南宋末年的民生與財政》一文相比,此文的論述更為全面系統,但將南宋亡國歸因于經濟因素的視角,則是一般不二。

      除宋史相關研究外,張蔭麟分析魏蜀吳三國形勢的發展演變,也是著眼于“經濟基礎”,如1937年他在《三國的混一》一文中所說:三國都奮力奪取人口,屯田積谷……三國勝負的分判,正在于此。三國土地戶口,都是魏最多,吳次之,蜀最少;合吳、蜀所有,僅約與魏相等。屯田及水利,亦以魏為最早且最發達……蜀以益州一州之北抗地雄據黃河流域的曹魏,經濟基礎相差太多。

      以上三例,都是著眼于以“經濟基礎”分析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而最后一例更直接出現了“經濟基礎”概念。前文已述,在1933年對唯物史觀有所批評的《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中,張蔭麟就表示過,“并不否認生產工具……或經濟制度上之變遷對于文化其他各方面恒發生重大之影響”,而至此,他已經著手從經濟視角尋找社會歷史變遷的動因了。

      除“經濟基礎”說外,在張蔭麟的宋史研究中,還表現出對“階級斗爭”說的認同。和民國時期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相比,這也是張蔭麟對待唯物史觀態度上較具特色的一面。1936年,張蔭麟《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一文開篇即提出:

      我們雖然不能跟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乃是階級爭斗的歷史——假如把階級解作自覺的階級,把爭斗解作現代勞資對抗式的爭斗——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戰國以降的中國社會史,乃是均富的勢力和反均富的勢力的爭斗史……它是狂瀾底下打不消的暗潮,它是巨熊掌下壓不碎的不倒翁。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兩點:

      第一,張蔭麟提出“戰國以降的中國社會史,乃是均富的勢力和反均富的勢力的爭斗史”,是受了“階級斗爭”說的啟發。對此,在同一時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文中,張蔭麟明確提出《宋史》《宋會要》《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書絕口不提“均貧富”思想是“階級意識為祟”(詳見下文),也可作為佐證。

      第二,如果拋開引文中所加的限定條件,即“把階級解作自覺的階級,把爭斗解作現代勞資對抗式的爭斗”一句,則張蔭麟對“階級斗爭”說是傾向于認同的。而事實上,馬克思的“階級斗爭”說并沒有“把階級解作自覺的階級,把爭斗解作現代勞資對抗式的爭斗”。“人類的歷史乃是階級爭斗的歷史”一句,和《共產黨宣言》中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很相近,也是在這部文獻中,“階級斗爭”理論得到較為完整的表達。《共產黨宣言》雖重點論述了張蔭麟所說“現代勞資對抗式的爭斗”,但在此之前,對于古代及中世紀的階級斗爭也有簡要論述,如說,“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仆、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且,馬克思自述對“階級斗爭”理論的貢獻時,第一條也是“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

      所以,張蔭麟把“階級”限定為“自覺的階級”,把“斗爭”限定為“現代勞資對抗式的斗爭”,很可能是他自己的誤解,并不符合馬克思“階級斗爭”理論的原意。而除去這兩個限定條件,他在理論上對“階級斗爭”說也是傾向于認同的。

      1937年,張蔭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文,在傳統“苛政”說基礎上,進一步從當時蜀地的經濟壓迫與剝削狀況,分析“亂事之起因”,認為統治者“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造成蜀地“繁榮既減,失業必增”,“貧民者之痛苦遂超越其忍耐之限度”,于是揭竿而起。我們若說這種分析是著眼于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沖突,似不為過,而且,張蔭麟在文中也確實提出:此事“可助階級斗爭說張目”。

      更為明顯的是,在《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順之亂》一文中,張蔭麟不僅將“階級斗爭”視角用于分析客觀史實,還將之用于剖析相關史書的主觀敘事。如該文開篇即提出: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波或作博、或作皤)、李順之亂,其事與南宋初年鼎澧間鐘相、楊幺之亂……《宋史》及《宋會要》皆有記載,惟其特質,即“均貧富”之理論與舉動,二書皆絕不泄露;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其書訖于北宋)于前一亂事亦然。謂非有階級意識為祟焉,不可得也。幸私史所記,尚足補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階級斗爭說之史實,為正史所隱,而不幸野史無傳,遂以為湮沒者,當復何限?

      在分析“亂事”的起因、性質后,張蔭麟又提出:“在官書觀之,彼等則為殺人放火之盜匪矣。從官報中尋官敵之真相,自來等于緣木求魚,讀史者不可不察也。”將“階級斗爭”視角用于考察中國古代“官”“私”史書差別,揭示“官書”基于統治階級立場而隱沒史實,張蔭麟對“階級斗爭”說的認同,由此可見一斑。

      (二)唯物史觀在張蔭麟《中國史綱》中的體現

      《中國史綱》是張蔭麟留下的唯一專著,素被學界稱譽,而在這部書中,同樣體現出了唯物史觀的影響。

      《中國史綱·自序》被學界視為一篇成功的通史撰修理論文字。其中,張蔭麟提出了統貫史實的四個范疇,并且不主張用任何一個范疇去統貫全部史實,而這一主張也被一些學者解讀為對唯物史觀的排斥。《自序》中所論統貫史實的四個范疇,當然不同于唯物史觀,但其中某些具體的論說,與唯物史觀具有較大相似性,也是事實。例如,關于“矛盾的發展”范疇的解釋:“所謂矛盾的發展者,是一變化的歷程,肇于一不穩定組織體,其內部包含矛盾的兩個元素,隨著組織體的生長,它們間的矛盾日深日顯,最后這組織體被內部的沖突綻破而轉成一新的組織體,舊時的矛盾的元素經改變而潛納于新的組織中。”這里所謂“矛盾的發展”,和前述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中所詮釋的“辯證法史觀”相比,其核心觀念并無根本不同。只不過,1933年張蔭麟的態度是以批評為主,而此時更傾向于肯定。至于張蔭麟反對用某一范疇去統貫全部史實,這和他是否反對將該范疇運用于歷史研究,是兩個問題,二者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借鑒與運用,在《中國史綱》的正文中有更為明顯的體現,茲擇要舉例如下。

      第一,《中國史綱》在謀篇布局上,就體現出較為明顯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色彩。以其對“商代文化”的敘述為例,該部分首先敘述商人的農業、漁獵和畜牧業、青銅鑄造等“物質文明”;然后,敘述商人的“社會組織”,如王位繼承、社會階層等;最

      后,敘述“表現于生產方法以外的智力”。這種從“物質文明”到“社會組織”再到“智力”的布局思路,和唯物史觀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等論說,具有很明顯的相似性。

      第二,《中國史綱》對史事性質的分析,同樣是著眼于“經濟基礎”。例如,書中分析春秋戰國間戰爭性質的改變,標題就是“經濟的進步與戰爭的變質”。正文也是先論述這一歷史時期“工商業的發展”“貨幣的進步”“都市的擴大”“交通的進步”等經濟現象,然后才從“兵力”“國防”“目的”“工具”“技術”等方面比較春秋時期和戰國時期戰爭的差異,論述其“質量上的大變”。這種安排,顯然是試圖從“經濟的進步”中,揭示“戰爭的變質”。在此,我們雖不能斷然說張蔭麟完全接受了唯物史觀,但他受到了唯物史觀較大影響,則確定無疑。

      第三,《中國史綱》對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及其演變的分析,還體現出了“階級斗爭”的視角。例如,書中論述周代的“封建社會”,專列“奴隸”和“庶民”兩節,在論述周厲王以后的“民變”時說:“前六三四年,當晉、楚兩強交爭的時候,衛君因為得罪了晉國,想轉而親楚。但衛國離晉較近,親楚便會時常招惹晉人的討伐。在這種當兒,首先遭殃的便是人民……因此,衛君的親楚政策是和衛國人民的利益根本沖突的。他們聽到了,便大鬧起來,把衛君趕到外國去了。”和前述對宋代王小波李順起義的分析相同,這里也是從“階級利益”視角分析“民變”原因。更具比較價值的是,在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中,張蔭麟曾斷然否定了“階級斗爭”和“周代封建制度之崩潰”的關系,而《中國史綱》對整個周代“封建社會”結構的分析都貫穿著階級分野的眼光。對此,正如論者指出,張蔭麟是“用階級制度分析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

      綜上所述,在1933年對唯物史觀提出批評的《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以后,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態度存在較大改變,他對唯物史觀的“經濟基礎”和“階級斗爭”等論說,都表現出了認同。在民國時期的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群體的,對“經濟基礎”說表現出一定認同的并非少數,但對“階級斗爭”說表示認同的并不多見,而張蔭麟對“階級斗爭”說的認同,是其較具特色的一面。

      三、張蔭麟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態度

      自張蔭麟在學界嶄露頭角以來,就對梁啟超、顧頡剛、馮友蘭、朱希祖等時賢名流,多有直言不諱的批評。那么,對于當時正在興起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他有何評價?這也是考察他對唯物史觀態度的重要參照。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1930年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義,被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的標志。當時學界對該書褒貶不一,特別是該書作為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早期作品,更成為論戰各方批評的“箭垛”。但是,1932年,張蔭麟發表《評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文,卻給郭著以極高評價。如他開篇就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古史辨》(第2冊)并舉,稱之為“一九三〇年我國史界最重要兩種出版品”,認為“它的貢獻不僅在若干重要的發現和有力量的假說……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條大道。那就是拿人類學上的結論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這些結論找尋中國記錄上的佐證,同時也就建設中國古代社會演化的歷程”。要準確理解“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條大道”的含義,還需回顧當時中國史學界的狀況。

      首先,自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說,大刀闊斧地摧毀中國舊有古史體系后,重建上古歷史一直是人們求之而不得的目標。1923年開始的殷墟發掘,也主要是提振了時人重建的信心。而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今天看來雖不免粗疏,但就當時而言,確實勾勒出了古代社會歷史演進的大致圖景,特別是該書還利用了頗為時人所重的甲骨金文材料。這也是該書能夠得到諸如沈尹默、顧頡剛、齊思和等很多非馬克思主義史家稱贊的重要原因。

      其次,20世紀20年代,史學的社會科學化在中國形成一股潮流。但是,真正能夠將社會科學理論融會貫通地運用于中國歷史研究的有分量的著作,卻始終沒有出現。而《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重要特色,正是運用社會科學理論(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歷史。因此我們說,《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實際是恰逢其會將現代中國史學史上兩股重要潮流結合在了一起。張蔭麟“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條大道”的說法,較為準確的指出了該書在近代中國史學史上的位置。

      不僅如此,張蔭麟在具體論述《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所“例示”大道的優點時還說道:

      第一,生產事業的情形和社會的組織,無疑是歷史中主要的部分之一,較之同時某特個的人物或事件之虛實,其意義自然重大得多。第二,在古代記錄中……惟傳說中這些人物和故事的社會背景不能憑空捏造,至少當可以映出傳說產生時的社會情形……往往較為可靠。第三,社會制度的變遷多少有點“理性”或“歷史的邏輯”……其蓋然性決比反面為大。許多時代成問題的古史料,我們可據其中所表現的制度而排列其產生的次序。

      這里,張蔭麟所肯定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生產情形”和“社會組織”的研究價值更為重大,二是此類研究所得結論的可靠性也更高。而這種評價的潛在比較對象,似乎正是當時盛行的史料考訂之風。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郭沫若明確表示該書要作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因此,張蔭麟對郭著研究路徑的肯定,認為“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徑是值得后來史家的遵循的”,實際也就是對唯物史觀歷史學的肯定。此外,1932年這篇書評,也可為上述所論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一文對唯物史觀提出批評主要是因為張蔭麟反對人類歷史具有普遍規律性的觀念提供佐證。

      得到張蔭麟較高贊譽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著述,還有冀朝鼎《中國歷史中的經濟要區》(今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一書。1936年,張蔭麟在《評冀朝鼎〈中國歷史中的經濟要區〉》一文中說道:

      留美學生以西文言中國事,對于中國學人,例無一讀價值。此為厥中少數例外之一。冀先生為一馬克思主義之服膺者,此從字里行間可見,挽近案據馬克思主義講中國史者,大抵議論多而實證少。此等著作自有其時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資產

      階級意識之井底蛙所得妄誹。唯此書以馬氏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達以嚴整之條理,雖曰馬氏之真精神則然,今實罕覯而可貴。

      張蔭麟稱該書為“留美學生以西文言中國事……例無一讀價值”中的“少數例外”,“實罕覯而可貴”,可見他對符合“馬氏之真精神”的唯物史觀史學著述是持肯定態度的。引文中“此等著作自有其時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資產階級意識之井底蛙所得妄誹”一句,更可看出張蔭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價值肯定。

      除上述直接評論外,從這一時期張蔭麟的學術取向和思想傾向,也可看出他對唯物史觀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態度。首先,就學術取向而言,當時,張蔭麟曾加入由吳晗、湯象龍等人建立的“史學研究會”,而“史學研究會”的學術取向正如后來湯象龍所說,“當時大家雖然說不上熟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都傾向于唯物主義,對一些歷史問題的分析,主要傾向于社會和經濟的分析”。今天更有學者將這一群體視為“唯物史觀派史學”,認為“它的出現,標志著唯物史觀派日益走向成熟”。張蔭麟既然加入該研究會,自然也是“傾向唯物主義”的。

      其次,就思想傾向而言,1937年,張蔭麟曾致信傅斯年解釋過自己的思想傾向問題。他說:

      近聞仆之思想傾向,頗不理于南中士夫之口。仆于現狀,素抱逾常之不滿則誠有之,然亦止于閑居放言。若云鼓動學生,則告者過也。仆對于先生之感念,有非政見之異同所可掩者!

      張蔭麟雖否認了“鼓動學生”,但批評“現狀”、與傅斯年政治立場不同是可以肯定的。另外,賀麟曾指出:自北伐成功,張蔭麟開始“贊成一種近似英國費邊式的社會主義”,“注意到平民實際生活的改善”。因此,當時張蔭麟在思想上對馬克思主義表現出了某種認同,是很有可能的。

      總之,張蔭麟在其生命后期,對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史學表現出了較大程度的認同,相比其早前的批評態度已有了明顯改變。

      余論

      我們在討論民國時期非馬克思主義史家對唯物史觀的態度問題時,常會有意無意地受到學術派別、政治立場的影響,進而影響相關判斷的客觀性。即以謝幼偉關于張蔭麟對唯物史觀態度的判斷為例,第一,其《張蔭麟先生言行錄》一文,試圖通過專門論述張蔭麟“沒有忽視唯心論的學說”,來證明他“絲毫沒有唯物論的色彩”,但實際上,“沒有忽視唯心論的學說”本身并不能推導出“絲毫沒有唯物論的色彩”。

      第二,其《張蔭麟》一文,在敘述《中國史綱·自序》所提統貫史實的四個范疇時說:“張先生不主張僅運用一種范疇去統貫一切重要史實以成立某一史觀,如眾所熟知的經濟史觀的辦法。他認為這是一種‘削趾適履’的辦法,不是正確的辦法。因而他對傳統的歷史哲學或傳統的各種史觀,均有所不滿,有所批評。這就是他《傳統歷史哲學之總決(結)算》一文所為作。”把1941年《自序》的觀點當作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的寫作原因,顯然顛倒了時序;再者,張蔭麟反對用“經濟史觀”(即唯物史觀)統貫一切重要史實,也推導不出他反對統貫史實時可以運用“經濟史觀”。

      第三,其《張蔭麟先生之哲學》一文,則用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對唯物史觀“明顯之駁斥”,證明張蔭麟因“生命之限制”而未完成的《說心物》中“絕無物宗之傾向”。這同樣是置1933年后張蔭麟思想的變化于不顧。所以,這三篇文章所展現的,主要是謝幼偉極力否認張蔭麟與唯物史觀存在關聯的意圖,而非張蔭麟對唯物史觀的真實態度。相比之下,李埏關于張蔭麟在生命后期對唯物史觀的評價已與1933年《傳統歷史哲學之總結算》“頗不相同”的判斷,更為客觀。

    作者簡介

    姓名:李政君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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