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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東洋史學”對中國史學的正負評價
    2020年12月28日 16:11 來源:《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6卷第6期 作者:王向遠 字號
    2020年12月28日 16:11
    來源:《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6卷第6期 作者:王向遠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日本“東洋史”學家對中國史學及其學術方法做出不同的判斷與評價。內藤湖南最早在京都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高度肯定了中國史學傳統及其方法論上的現代價值,是中國傳統史學的肯定派。相反地,津田左右吉認為中國歷史只是王朝的歷史,并且只是“史料”而非真正的“歷史”,從而完全否定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價值;桑原騭藏則對于中國現代史學予以有限的肯定,總體上卻以不懂“科學方法”、不知“比較研究”為由而加以否定。對中國史學的正負兩方面的評價,是東洋史學價值觀念與立場方法的體現,也表明了日本東洋史學與中國史學的深刻關聯,體現了近代中日兩國學術文化的競爭與互動。

      關鍵詞:日本“東洋學”;東洋史學;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桑原騭藏

      作者簡介:王向遠,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日本“東洋史學”作為日本近代史學中的一個特殊流派,研究對象是以中國為重心的東方歷史文化,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史學及其研究方法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事實上他們對中國史學及其學術方法也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斷與評價。有的人(如內藤湖南)推崇和弘揚中國傳統史學,有的人(如津田左右吉、桑原騭藏)則以現代西方史學為圭臬,站在日本立場上否定中國史學。這種正負兩極的不同評價,不僅反映了日本東洋史學家在學術方法上的不同取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同態度以及各自不同的學品學風,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日本東洋史學的特點。因此,有必要以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桑原騭藏三人為例,對他們做出的中國史學的正負兩方面評價加以剖析。

      一、史學觀念的轉換與內藤湖南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肯定

      日本史學一開始就是學習和模仿中國的,其史學觀也主要是儒家的,目的是宣揚皇統、闡揚大義名分、勸善懲惡,體例、寫法都是中國式編年史或紀傳體的。日本第一部史書《日本書紀》(公元720 年成書)用漢文寫成,是仿照我國正史的本紀。《日本書紀》之后的“六國史”等史書,都以中國的正史為范本,滲透著中國的史學觀念。在中世時期的“五山文學”時代,學者必學中國歷史,而對日本本國歷史卻相對輕視。到了近世德川時代,由水戶藩主德川光圀下令編纂的長達397 卷的《大日本史》,以漢文紀傳體寫成,貫穿其中的大義名分論也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之上的。

      但是,明治維新開始后,日本的歷史學與整個學術思想體系也開始了“脫亞入歐”的進程。人們把歐洲近代史學視為最先進的史學,加以學習、翻譯、介紹與運用。其中最早的近代史學流派“文明史學”,就以英國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法國基佐的《歐洲文明史》為范本。這種文明史的基本特點是文化觀念上的“西方中心論”,并把科學上的“進化論”作為理論依據,其代表作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和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文明史學的目的是為了論證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進化的最高階段,而日本的文明已經屬于最先進的西方文明了,其它東方文明都處于野蠻、半野蠻的狀態。但是,“文明史”的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客觀的史學模式,不如說是一種啟蒙主義的歷史觀念與歷史哲學,其根本缺陷就是從觀念出發,做宏觀的鳥瞰,材料取舍和使用服從于既定觀念與結論,嚴重缺乏微觀研究與實證精神。當日本近代初期啟蒙主義時代過去后,人們期望有一種基于客觀史料的、實證的、帶有科學性的史學研究模式。1887年,日本政府聘請了德國著名史學家馮·蘭克的助手、歷史學家路德維希·里斯(Ludwig·Riss)博士來東京大學擔任歷史學科的教授。于是,在歐洲影響頗大的所謂“蘭克史學”,通過里斯而進入日本東京大學,并對日本整個史學界產生了支配性的影響。

      “蘭克史學”的理論與方法,除了西方大都具有的體認歷史中的上帝這一神學目的論之外,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主張“如實直書”,就是基于客觀史料的全面搜羅、批判考察、真偽鑒別、比較分析、如實記述,這是學術方法層面上的;二是“效忠君主”,就是對普魯士君主的忠誠及對君主制的維護,這是政治立場層面的;三是“民族國家”,蘭克在《世界史》前言中強調:“人類歷史只有在民族國家的歷史中才能顯示出來。”這是文化立場層面上的。顯而易見,蘭克的這三點基本主張,與日本明治時代天皇制國家的文化風土是十分適應和契合的。可以說,日本大多數“東洋學”家們,包括白鳥庫吉、桑原騭藏、津田左右吉等,其基本的歷史觀念與研究方法均來自蘭克史學。在這個意義上,這些人可以說是東洋史學理論與方法中的“西洋派”。

      不過,“東洋史學”家中也有“東洋派”。他們是真正的中國研究專家,他們精通中國文化,主要以中國研究為重心,旁及中國周邊及亞洲,代表人物有林泰輔、藤田豐八、內藤湖南、吉川幸次郎、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青木正兒、武內義雄等。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有很深的造詣和研究,處在當時社會時代的大氛圍中,總體上瞧不起近代中國,但對中國傳統文化卻仍抱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對中國的史學文獻都很重視,那是他們研究中國的主要資源、基礎與出發點,他們當然不能否定。

      “東洋史學”中理論與方法上的“東洋派”的代表性人物是內藤湖南。

      內藤湖南(1866—1934)對中國的史學傳統非常珍視,自覺學習借鑒并深受影響。他在1914—1915年間,在京都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的課程,這大概是我們已知的在中國和日本最早開設的此類課程。后人根據其講稿記錄整理出版的《中國史學史》于1949年出版,也得到了學界很高的評價。“中國史學史”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梁啟超提出來的,后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7年)中做了界定與論述。中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到了1940年代,王玉璋的《中國史學史概論》(商務印書館1944年)、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4年)、周谷城的《中國史學之進化》(上海生活書店1947年)、魏應麒的《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等著作相繼問世。但是像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這樣大部頭的專著、這樣連續性的課程化講述、這樣整體性的系統研究,還是突出的、罕見的,足以表明他對中國史學著作研讀的細致,也表明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力與生命力。

      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肯定首先表現在,他認為中國的史學家是有自己的歷史思想的。他指出從漢代司馬遷的《史記》直到唐代之前,中國的歷史著作大都是私家之學的產物,父子相承治史的例子很多。“所以當時著史都是有一己之見的,是按照一定的主張撰寫的,因而在歷史的論斷方面都是很有功夫的。像《史記》、《漢書》那樣有編纂者《自敘》的,當然敘述了著述的宗旨;即便沒有《自敘》的史書,也都是有自己一家見識的著作”。而唐初劉知畿的《史通》,則是一部充滿真知卓見的史評著作,但是從唐太宗時期的《晉書》開始,治史成為官府的一項工作,歷史主要是對已有記錄的編纂,史家就難以自由褒貶了。但是好在這種情況持續時間不長。到了宋代,鄭樵的《通志》又能夠自由地評古論今,恢復了《史記》的思想傳統。而到了清代,中國的史學名家輩出,達到繁榮的頂峰。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高度評述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章學誠等為代表的清代史學,而尤其對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推崇備至。他盛贊章學誠的史學理論與方法,說“他獨立于時代風氣之外,治史不遵循考據之法,完全從理論方法入手進行研究”。他指出:“什么叫‘史學’,僅僅對史料進行整輯排比、參互搜討是不能成為史學的,只有對史料作出某些處理才稱得上史學。由此,章學誠還十分推崇所謂‘獨斷’之學。這里所說的獨斷,并非不考慮材料的空談空論,而作為對材料的處理方法,應該是經過自己頭腦思考的產物。”內藤湖南認為這就是中國的一種治史精神,“如此卓越的學問,雖說產生于乾隆、嘉慶時期,但其價值可說至今不減……對一切學問從方法論原理上的研究,無疑是獨一無二的卓越見解”。他斷言:“不僅史學,即便對整體學問的見解而言,我認為章學誠的學風在今天仍然也是有其生命力的。”看來,內藤湖南肯定中國史學及史學家是有自己的思想理論與學術方法的,而且是有永恒價值的。

      其次,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特別是乾嘉學派的、樸學的實證方法或考據方法也是充分肯定的。他在《新支那論》中甚至認為:“清代的‘樸學’的出現,是時代學術的特殊代表……其方法與歐洲近代的科學方法多有一致之處。”這實在是極為敏銳和正確的見解。應該說,乾嘉學派考證學的理論與方法,與歐洲的所謂科學史學相比毫不遜色,而在精致、細膩方面又超乎其上。

      再次,內藤湖南認為中國史學是有民族國家觀念與意識的,也是有“比較研究”方法的,這集中表現在清代對周邊民族地區的研究,內藤湖南稱之為“塞外研究”。他寫道:

      在乾隆以后史學的各分科中,直至清朝末年持續不斷而又最為發展、學者最為傾注精力的是有關塞外的研究,清人稱之為西北地理之學。這是一門與地理、歷史都有關系的學問。這種有關塞外的研究之所以發展的原因,是清朝版圖的擴大,其中包括了塞外地方;而隨著版圖的擴大,進而又兼有了各種民族,于是逐漸地了解了各種不同的語言和風俗,以至出現了對這些現象需要進行比較研究的情況。這是塞外研究得以發展的主要原因。

      他評述了錢大昕的《蒙古秘史》、柯劭忞的《新元史》、何秋濤的《朔方備乘》、俞浩的《西域考古錄》等著述,認為正是這些中國學者的研究,使得“中國史”研究向“東方史”研究轉化:

      錢大昕以來的史學,即考證學派史學開始了從中國內部向西北地理,即塞外的發展,祁韻士、張穆、徐松、何秋濤一派不斷地傳承著這一研究,終于發展到洪鈞的階段,此間中國史學出現了從中國史逐漸向東方史方向發展的傾向。這正是近代中國史學的傾向。

      這一判斷表明了內藤湖南的卓越見解。他在很早的時候就看出,中國的“東方學”實際上是中國國學的自然延伸,是中國歷史、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不是外國傳來的學術范式。作為一種整體區域研究的“東方學”,必然要處理研究民族與民族的關系,因此自然要使用內藤湖南所說的“比較研究”的方法。因此“比較研究”的方法也是中國史學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而然的產物,而不是外來的東西,且比外來的比較研究的理論方法更為系統與精致。早在《史記》中便出現了比較研究的萌芽,到了清代的塞外研究,比較研究的運用已是渾然天成。

      上述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及其三個基本判斷,實際上已經回答了中國史學有沒有思想、考證是不是科學方法、中國史學知不知運用比較研究方法這三個問題。他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但是,內藤湖南之外,還有其他東洋史家持有完全相反的判斷和評價。

      二、津田左右吉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否定評價

      如果說內藤湖南是東洋史學理論與方法上的“東洋派”的代表,那么,津田左右吉(1873—1961)就是“西洋派”的代表。對此,江上波夫編的《東洋學的系譜》一書中《津田左右吉》一章,指出兩人同樣作為東洋學史家,卻處在“相反的兩極”,其中這樣寫道:“湖南認為日本是東洋的一員,津田則認為‘東洋并不是什么特別的存在。日本是世界的一元’;對于湖南來說,中國是內在的,中國研究是一種自我的省察;而對津田而言,中國是他者,是觀察的對象。”這種觀察與比較是很精準的。

      站在這個立場上,津田左右吉對中國傳統史學之價值做了全面徹底的否定。他在《支那的歷史是什么東西》一文中,開篇這樣寫道:

      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自古以來的支那,有“歷史”這種東西嗎?有的話,那到底是什么東西呢?支那人到底有沒有“歷史”的觀念?要解答這個問題,就應該首先追問支那人有沒有“支那”這個觀念。我們一般所謂的支那的歷史,指的應該是支那的民族或者國民這一集團的集團生活的歷史。但是支那人對這種集團生活有沒有認識?根本上有沒有這種集團生活?這是一個問題。

      津田左右吉在這里提出問題的方式,顯然是十分西方化的,是西方的“東方學”的老調,也是黑格爾“中國雖有悠久的歷史,但沒有真正的歷史”這一觀點的翻版,同時加上了蘭克史學的“民族國家史”的觀念。

      津田左右吉認為,歷史上中國人只有漢唐明清之類的王朝名稱,卻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名稱,他認為:“支那人不使用民族的或國土的稱謂,那就意味著他們從古至今整體上對政治上、文化上的統一性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又說:“必須看到,支那人不是作為一個民族集團而生活的,至少他們自己沒有這樣的意識。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是一個民族,也就不擁有民族這一觀念。既然沒有民族的名稱,那么他們所居住的這片國土的名稱也就沒有,這沒有什么奇怪的。當然,沒有民族的名稱,一個原因是因為將周圍很多的異民族視為夷狄,不把他們視為與自己對等的存在,也就不考慮自他之間的區分。而且還與一種觀念相關聯,就是認為在政治意義上,支那的帝王就是世界的君主。然而,沒有民族,沒有民族的觀念,作為民族集團的活動也沒有,或者即便有,也意識不到。事實上,民族本身是存在的,但‘國’這個東西卻沒有,自古以來的國名都是一個王朝的名字,因而在支那,顯而易見的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不成立……民眾也不能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民。”

      津田左右吉這一判斷,事實與邏輯都極為混亂。中國人是歷史上“民族”與“國家”觀念最鮮明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始終是作為一個政治與文化統一的“集團”在生活著,因而,津田這些看法不值一駁。在政治層面上,一個國家以主權之代表者即王朝或權力機構的名稱來命名,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現象,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所謂“奈良朝”“平安朝”“鐮倉時代”“室町時代”之類都是如此。何況在文化的整體層面,中國歷史上一直具有“華夏”“中華”的概念,到了宋代開始有了“中國”與“四夷”的觀念。津田左右吉提到的“夷狄”,就是與“中華”“華夏”相對而言的。津田左右吉明明知道中國就叫“中國”,但是又說:“(中國)這個稱呼只在自國這一意義上使用,本來的意思就是對于四夷顯示優越感,這種感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津田左右吉只因為“中國”是自稱,就拒絕使用“中國”,卻寧愿使用中國人并不認可的“支那”。日本近代以來,由于津田左右吉、白鳥庫吉、桑原騭藏等一批東洋學家在學術層面上頑固地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一般日本人也張口閉口“支那”,直到戰敗后才在國際法意義上不得不改口通稱“中國”。在這里,津田左右吉連“名從主人”的基本通則都不顧及了,只因為“中國”一詞有著中國人的民族國家自豪感而拒絕使用。實際上,許多國家名稱都暗含著民族自豪感,“日本”也是。“日本”的意思是日之本,其實太陽之本、太陽升起的地方并不在日本,這顯然是日本人的自我美稱,但也無妨就叫日本。難道就因為“日本”是日本人自豪的美稱,其他國家的人就拒絕承認,而把日本叫作“倭奴”“倭國”之類的嗎?須知像“中國”這樣的帶有自豪感的美稱,恰恰就是國家民族認同的一種表現。然而,津田剛剛還說過中國人沒有民族國家的觀念,那么“中國”這個詞是怎樣來的呢?這個詞本身就包含了中國人明確而又自覺的民族國家觀念,不僅僅是對政治上的王朝的認同,更是對作為一個文化整體的民族國家的認同。

      津田左右吉是“東洋史”專家,以上的觀點只是為他的史學觀做了個鋪墊。他認為,中國一直有“歷史”書寫,而且他認為這種歷史書寫有兩個基本特點:

      第一,史是王朝史。特別是所謂正史一般都是一個王朝的歷史,而不是支那民族的歷史。而且雖說是王朝史,并不是含有一切王朝在內。雖然也有“通鑒”之類的書,但也只是將若干王朝的歷史從年代上串聯起來而已。或者作為正史,也有“五代史”這樣的書,把五代王朝看做是一個整體,那只是一種特殊情況。第二,所謂“史”只是記錄或編纂的東西,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根據歷史學家獨自的見解,把有關事件的經過或者社會生活的變遷發展加以考察敘述。因而,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歷史”僅僅是提供了資料而已。

      這是津田左右吉對中國的傳統歷史學做出的兩個基本判斷。第一點,是把“王朝的歷史”與“民族的歷史”區分開來,認為真正的歷史應該是民族國家的歷史,這種觀念來自蘭克史學。但是,中國歷史固然是以王朝為中心的,也是以英雄豪杰為中心的。實際上這也是歐洲傳統史學、阿拉伯—波斯的史學包括日本的“六國史”共同的治史模式。例如18世紀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作為皇皇史學名著,也是以王朝興衰為中心的。津田左右吉把“王朝的歷史”與“民族的歷史”對立起來,實際上兩者敘述重心雖有不同,但絕不是對立的。在古代中國,“君”與“民”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在這個意義上,“王朝歷史”就是“民族的歷史”。津田無視中國乃至全世界傳統史學的實際,用現代史學觀念要求古人,顯然缺乏對歷史的客觀態度。至于說中國的王朝史只是寫某個朝代,缺乏貫通性,這就混淆了通史與斷代史的區別。實際上,津田所說的把一切朝代作為一個整體的歷史著述,不僅有《史記》《資治通鑒》,也有劉知畿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津田對此卻是一知半解、以偏概全。

      津田左右吉斷言中國傳統史學只是編纂修史,所提供的僅僅是“史料”而已。實際上,中國的歷史著述豐富多彩,有以史料編纂為主的,也有“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各有其用處,各有其功能。津田左右吉還斷言:“在支那人那里,歷來都有一種頑固的傾向,就是拿一些固定的觀念生搬硬套,什么陰陽說、五行說、災異說、時令說,等等之類,在這里事實淹沒不見了,被歪曲了。”他還認為中國歷史著作不含有史家的思想,沒有“歷史觀”。實際上,中國史學思想博大精深,即便陰陽說、五行說、災異說、時令說,也是中國人的“歷史觀”或“歷史思想”的構成部分。對于中國史學中豐富的歷史思想,內藤湖南早在“中國史學史”的課程及著述中已經做了清晰的論述。津田左右吉對中國史學根本沒有研究,而只是以他主觀的歷史觀念加以曲解。

      除此之外,津田左右吉還認為中國人不懂得生活的“過程”,說“不懂過程的就是不懂生活,就是不知道歷史。因為過程就是生活、就是歷史”;又說中國人沒有“集團生活的意識”,“不能意識到集團生活,不考慮人類生活的社會歷史的意義,這就是支那思想的特色。他們不能擁有真正的歷史敘述,理由正在這里”。這些說辭完全是拿現代西方的一些名詞概念硬套中國。中國歷史本身就是一個過程,中國史學敘述本身就是過程,在這當中絕不存在“過程”與“結果”的割裂;至于說中國人沒有“集團意識”,難道是說傳統的中國人是個人主義的、傳統中國史學是宣揚個人主義的嗎?凡是歷史記述都是為了強化“集團意識”,地方鄉土史是為了強化地方鄉土意識,國史是為了強調國家的“集團意識”。而中國人是最注重集團意識的,所謂“家”和“國”的意識,就是“集團意識”。

      津田左右吉是一個另類的東洋學家,是否定“東洋”的東洋學家。他從來沒有把“東洋”作為一個本體,相反,卻不斷否定“東洋”的存在。他是一個思想觀念先行的學者,沒有其他東洋學家的扎扎實實的實證研究,卻比其他東洋學家更大膽地馳騁自己的思想觀念。而且,津田也比其他東洋學家具有更強烈的日本本位意識,目的是要在“世界”背景下凸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與優越性。在其畢生代表作《表現在文學中的國民思想研究》(五卷本)一書中,他從日本文學史中挖掘和闡發日本的思想史,弘揚日本的“國民思想”、日本的“國民文學”,目的是為了強調日本的獨特性。在《支那思想與日本》等著作中,津田常常把中國思想拿來比較,其目的也是為了強調日本的獨特與優越;貶損中國的思想,是要說明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而不是東洋文化的一部分。而他對中國歷史與史學,從價值論到方法論上的徹底否定,也是為了顯示日本史學比中國史學高明,所以他一邊貶低中國史學,一邊盛贊日本的史書《愚管抄》和《大日本史》。梁啟超曾說過:“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發達。”在這個意義上,津田左右吉徹底否定了中國史學,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的學術文化。

      三、桑原騭藏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貶低

      東洋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桑原騭藏(1871—1931)與津田左右吉不同,他對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與亞洲各國關系史的研究下了大功夫。但是,他與津田一樣,是一個討厭中國的日本人。據當時了解他的人回憶:“他對中國人異常蔑視,在講課和著作中,每每故意對中國人加以侮辱和揶揄。”雖然這樣的記載未必準確,但也絕不是憑空胡說。桑原騭藏性格傲慢自負,在學術上也很少與當時的中國學者交流交往。他與中國學界有限的交流,表現在對當時中國史學及代表人物的評論評價上。

      桑原騭藏在《讀陳垣氏〈元西域人華化考〉》(1925年)一文中說,1925年春,中國著名史學家、東方學家陳垣先生把自己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尚未付梓的稿本贈給自己。桑原寫了一篇這樣的述評,其中第一段這樣寫道:

      陳垣氏現在是支那史學者中尤為值得注意的學者。在中國,雖有不少像柯劭忞那樣的史學家,并沒有像陳垣氏這樣引起我注意的學者。陳垣氏的研究有兩個特色。一個是以中國與外國的關系為研究對象,畢竟中國學者對與外國關系的研究并不擅長,在這個方面值得我參考的中國學者的著作論文,我幾乎沒有發現。但唯獨陳垣氏在這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對我很有裨益。他的處女作《元代也里可溫考》,以及發表在《國學季刊》上的《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兩篇,資料豐富、考據精確,為當時學界所重。二是他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的。中國學者對科學的方法多有不解。誠然,清代學者只是表面上標榜考據學啦、實事求是啦之類,其實有很多東西是非學術的,資料的批判不充分、論理不徹底,也不懂得比較研究的價值。今日看來,歷來中國學者在研究方法上,多有種種缺陷。具有新思想的中國少壯學者,早就承認這種缺陷(見《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所載《發刊宣言》),所以說陳垣氏的研究方法,是克服了支那學者的缺陷的,是科學的。

      這里對陳垣及其著作的評論,也涉及對中國史學的評價。顯然,桑原騭藏在這里一褒多貶,褒揚陳垣的著作,貶低整個中國歷史學。他的主要理由有三點:一是“中國學者對與外國關系的研究并不擅長”;二是“對科學的方法多有不解”;三是“不懂得比較研究的價值”。實際上,對中外關系的研究,中國學者至少從明代就開始了,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至于“科學方法”,如果不是指“從現代西方(歐洲)來的方法”,那就是歷史研究的理性的、可靠的、有效的方法,換言之就是“學科方法”,對史學來說就是治史學的方法,那么這種方法中國兩千多年前就有,而且不斷地系統化、完善化,形成了厚重的中國史學思想史、方法論史;至于“比較研究”,實際上中國學者早就懂得,特別是在佛學的翻譯與發展過程中,比較的方法被運用于中外歷史文化的各個領域,包括語言學、文學、宗教文化等,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作為以研究東洋及中國歷史文化而得意的桑原騭藏,卻做出這樣全盤否定的結論,除了用歧視與偏見來解釋外,實難理解。

      的確,日本明治維新后大規模學習西方,而同時期的中國,由于種種原因,對外開放的幅度及現代化進程受到諸多限制。表現在歷史學中,就是有一些官學背景的史學家對中國史學傳統過于自信,而對西方的相關著述重視不夠,利用也不夠。這是事實,卻無關乎中國史學的生死命門。然而,一向以能看懂西書為傲的桑原騭藏卻抓住這一點來貶低中國史學。在《柯劭忞的〈新元史帖木兒傳〉》一文中,桑原騭藏對清朝的元史研究及柯劭忞的這部著作做了評論,他認為包括柯劭忞在內的清朝眾多的元史研究者,最大的局限是不能很好地利用外國材料,他具體指出《新元史帖木兒傳》的八條不足,包括記述唐突、前因后果交代不足、人名搞錯或不確切等等,總體上認為這部書“對于看不懂外國書籍的中國人,多少是有價值的。但對于一般學界則沒有什么貢獻”。因為“看不懂外國書籍”而否定柯劭忞的元史研究,那么要不要按此邏輯,斷言歐洲的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元史研究同樣沒有價值呢?元史研究畢竟是中國史的組成部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有包括史料在內的最充分的優勢。

      對中國現代史學的歧視與否定,在桑原騭藏的《梁啟超氏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文中表現得更為露骨。他對梁啟超在書中關于中國史學的反省批判表示贊賞,也由此發表了他對整個中國史學的評價。他說:“在中國,在比較遙遠的年代就開始了發達的修史事業,是值得尊重的。但從現代學術立場上看,遺憾之處甚多。中國的史論家,例如唐代的劉知畿、南宋的鄭樵、清代的章學誠等人的理論主張中,固然有幾分參考價值,但總體看去,多是固陋之論。中國的史學要發展,就有必要從過去的因襲中擺脫出來。為了擺脫過去的因襲,那么首先就必須對司馬遷、班固的著作,劉知畿、章學誠等人的批判開始,然后才能超越。這是我近年來的主張。”他認為梁啟超“本著歐美的史學研究法,提倡中國史學革新的急務,將《中國歷史研究法》公諸于眾,是與吾輩所見相一致”,從而做出高度評價。但是有一點桑原騭藏并沒有搞清楚,他和梁啟超的觀點雖有一致,但其學術文化立場與梁啟超是根本不同的。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是民族史學的自我革新與反省,其在書中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局限性與不足做了深刻剖析,但并沒有用現代人的標準要求古人,只是要求現代人不要固守古人之見,認為現代史學不能吃傳統史學的老本。

      但是這一層意思,在桑原騭藏那里,卻往往變成了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否定。例如,桑原騭藏援引了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的一段話:“須知近百年來,歐美史學之進步,則彼輩能用科學的方法以審查史料……我國治史者,惟未曾以科學方法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往往而有。”所謂的“科學的方法”,實際上就是對相關史料互相勘和、參校、互相比較,以發現其中的可疑與矛盾之處,然后再加使用,而這是待史料積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做到的。治史初期,史料嚴重不足,對于去今較遠的歷史,只好較多地依賴傳說甚至道聽途說,于是造成文史不分的情形。這一點在中國的《史記》、歐洲的《希羅多德歷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史書中,更不用說日本最早的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乃至“六國史”(六種“國史”),都是如此。后來史料多了,外部的史料也能參照了,才產生了上述“科學的方法”。所謂“科學的方法”并不神秘,就是廣泛涉獵史料然后通過比較來鑒別真偽。實際上,這一點,我國清代史學與同時期其他國家(包括歐洲)的史學相比,做得好得多也先進得多。但是,桑原騭藏卻無視這一點,借“科學的方法”而貶低中國史學。他斷言:“科學研究以材料批判和比較考察為第一,而中國的學者卻幾乎無視這兩者。”又說:“去中國觀光的人每每有體驗,他們的車夫都不問乘客去哪里,就隨便按自己想當然的念頭往前走,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中國學者也帶有這樣的性格。他們不問材料的真偽如何,先加解釋,率爾利用……中國人編纂的歷史不可信憑,理由在此。”中國史學家竟然都成了不問顧客去哪兒而肆意前行的魯莽無腦的車夫,這樣的史學著作如何叫人信,能有什么價值!顯然,桑原騭藏在這里完全否定了中國史學的科學性,他對中國史學的學術歧視是赤裸裸不加掩飾的。然而,就是這個桑原騭藏,一方面斷言中國的史學不可信,一方面在他的學術著作,包括他的名作《蒲壽庚傳》《唐宋貿易港研究》中,主要依賴中國的史學材料與記載,西洋的材料只做輔助而已。像這樣一方面靠中國的史學及史料成就自己的學術,一方面又靠貶低中國學術來抬高自己的東洋史家,桑原騭藏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了。

      桑原騭藏接著又提出一個觀點,他從“史料”與“歷史”兩個概念的區分入手,來進一步否定中國史學。他寫道:

      以《史記》為首的所謂正史可以視為“歷史”,還是視為“史料”?這是一大疑問。我歷來的看法是:除一兩個特殊的例外,中國的正史一概都不過是一種類型的史料而已。有人認為唐以后的歷史是一種史料,而唐代官撰之前的正史是歷史,而我認為唐以前的正史也一概都是史料。若依我輩之見,把正史視為史料并加以批判,則對歷來傳統的正史的評價,不免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誠然,“歷史”不等于“史料”。“史料”是歷史著作的基本材料,好比是飲食料理的食材,是客觀的、真實的、質料性的。而史料之外,還需要有史才、史識,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學所說的史家的“才學識”三個基本要素。如果斷言中國的歷代正史只是“史料”,那么實際上就等于認定中國歷代正史提供的記述是真實的、可靠的。但是,桑原騭藏在前面剛剛斷言“中國人編纂的歷史不可信憑”,那么這個“不可信憑”的是“史料”嗎?既然“史料”是客觀的,如何說不可信呢?這顯然是露骨的前后矛盾!這種自相矛盾帶來判斷上的一系列混亂,例如,桑原騭藏在文章中也提到中國史學“才學識”的三要素,但對于其中的“才”,桑原騭藏理解為“文才”。他說:“所謂才,畢竟是文才的意思,在文字大國中國,極端重視文才。單靠文才這種資格,就從事歷史撰寫的人,應該極少。司馬遷作為文學家重要呢,還是作為史學家重要呢?是一個疑問。事實上,文才對于史學家而言雖然是一種才能,但不是必須的資格。即便缺乏表現技巧,歷史作為歷史仍然可以存在。在這一點上,中國學者的看法往往是謬見。”桑原騭藏這些話本身并沒有錯,但是斷言中國的歷史只是“史料”所以缺乏史學價值,那么請問如果不只是客觀史料,還應該有什么呢?那就是史家的思想見解即“史才”了。可是“史才”在他看來也不重要,剩下的還有一個“史識”。但是關于“史識”,桑原騭藏歷來主張歷史的純客觀性,主張不要在歷史著作中表現作者的思想,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桑原騭藏的設想中,歷史學是一門如同自然科學那樣的學術,歷史學的研究結果應該是無論誰來研究都應該得出同樣的結論。他特別強調歷史學研究過程中的‘無思想性’的特點,也即沒有傾向性的研究。”“思想性”當然是“史識”,“無思想性”就是可以沒有史識。這樣一來,在歷史的三要素中,“史才”“史識”在他看來都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史料”。然而,他又斷言中國歷史僅僅是“史料”而總體否定了中國歷史。在這里,中國史學的所有要素(三要素)就都被否定了,都變得沒有價值了。看來,桑原騭藏實際上是為否定中國史學而否定中國史學,為此持有的露骨的傲慢與偏見幾乎都是未加掩飾的。

      梁啟超為反省中國傳統史學而對中國史學歷史局限性的指陳與批判,被桑原騭藏拿來作為他全面否定中國史學一種依據。但在否定中國史學、顯示日本東洋學學術優越感這一點上,梁啟超顯然無法被桑原騭藏利用。非但如此,而且恰恰相反,請看桑原騭藏引用的梁啟超書中這樣一段話:

      其(日本)坊間之東洋史支那史等書,累累充架。率皆齒莾滅裂,不值一盼。而現今我國學校通用之國史教科書,乃率皆裨販迻譯之以充數,真國民莫大恥也。

      對這段話,桑原騭藏感到很意外。他寫道:

      這豈不是在破口大罵嗎?……政治上從親日到排日的梁氏,難道學問上也變得從親日到排日了?……梁氏對最近我國學界的情況不了解,他肯定沒有翻閱過《東洋學報》《史學雜志》《史林》等,若這樣一個對我國學界閉目塞聽的人,這種痛罵也真是不足掛齒。

      看來,梁啟超這句話對桑原騭藏刺激甚大,而且讓他“掛齒”了。誠然,梁啟超在《東籍月旦》等文章書籍中推崇過日本的學術與文化,也曾推崇過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但是現在梁啟超確實變了,變得對日本史學不屑一顧,甚至斷言其“率皆齒莾滅裂,不值一盼”。這種劇烈轉變不僅僅是因為梁啟超個人善變求新的性格使然,恐怕也與日本“東洋學”的蛻變有關。以研究中國為重心的日本東洋學,卻成為不少研究者貶損抹黑中國歷史文化、凸顯日本文化優越性甚至成為日本推行對外侵略的思想理論依據。這樣的研究,梁啟超當然看在眼里,所以才做出這樣的評價,那是可以理解的。

      總的看來,上述日本東洋史學家關于中國史學的評價,總體上正面評價較少、負面評價較多,反映了近代日本學界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基本印象與判斷。這種評價的形成,除了這些日本東洋史學家個人的學術趣味、學術判斷、學術選題以及學術觀點方法等具體因素之外,也有近現代中日兩國關系的總體背景。日本在成功實現近代轉型、國力強盛之后,學術文化界許多人對中國社會乃至中國學術文化充滿傲慢偏見,對中國學術的認知與評價缺乏客觀公正性,對中國史學價值的貶低,本質上也是由其日本立場所決定的,反映的是近代日本試圖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傳統世界的“脫亞”心態。這些都與中國學界一直虛心學習和借鑒日本學術形成較大的反差。實際上,一國有一國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如果非要在中日史學之間做出比較判斷的話,那么可以說,與內藤湖南、桑原騭藏、津田左右吉同時代的中國學者、史學家們,如王國維、羅振玉、陳垣、梁啟超等,無論是學術著述的數量還是質量、無論是史料的豐富性還是思想的深刻性,決不在這些日本東洋學家之下。無論如何,中國傳統史學、近代史學都是一個巨大的存在,是日本歷史學家包括東洋史學家們難以無視的。今天,我們從東方學學術史、中日文化交流及東亞學術文化共同體建構的角度來看,日本東洋學家對中國史學的褒揚肯定或貶低否定,本質上都是兩國學術交流的一種方式,是兩國學術文化競爭性與互動性的一個反映,它不能成為衡量中國史學價值的依據,更不能影響中國學者的學術文化自信。而我們之所以要對日本東洋史學家的評價做出再評價,既是為了辨析是非,更是為了強化中國學術文化的亞洲乃至世界的視野。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王向遠 工作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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