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真的“不言”，或者試圖言之清楚，就似乎成問題了。歷史的意義并非唯一難言的典型，幾乎所有哲學問題都難言，比歷史更難言的是時間。時間與存在是同一的，而歷史是時間的一種顯現，尤其是歷史給時間賦予了意義。

　　歷史為什么重要，大多數說法是說歷史提供教訓，大概不出“后事之師”的意思。但更為深刻的理解無過于龔自珍的名言：“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十分流行的電視劇《權力的游戲》在第八季結尾也有一處關于歷史的點睛言論。多方勢力經過長期爭奪王位之戰，英雄豪杰“像蒼蠅一樣死去”，殘存的貴族們決心達成和平，選舉一個能夠長期保持王國穩定的人來當國王，結果選中了一個殘疾人，他有著穿越到過去而知曉一切歷史的特殊能力，相當于擁有人類的記憶。劇中的首相解釋了為什么如此選擇：什么事情能夠真正團結所有人？是軍隊？是財富？還是旗幟？都不是，而是故事。沒有什么比一個好故事更有力量，好故事是無敵的，也是永恒的。

　　并非所有往事都能夠成為故事，人類也不可能保存所有往事。全部人的記憶、所有史料、所有文物加起來也只是往事的很小一部分，歷史真相永遠只是過往的片段，大多數往事注定如煙。但在有限的歷史真相之上，人們不斷以敘事、解釋和反思而使之形成一個無窮延伸擴展的精神世界，使歷史具有了形而上的一種根本品質，即“有限性中的無窮性”。這個精神世界的無窮性就實現在歷史的三個鏈條中：證據鏈、意義鏈和問題鏈。

　　歷史證據鏈既存在于文獻史料中，也存在于不斷被考古發現的文物遺跡中。在今天，構建歷史證據鏈有兩種最給力的方法，一種是考古學，另一種是歷史人類學。兩者都具有“田野性”，因而具有相對接近真實的直接性。在這里，考古學是一個廣義概念，首先包括作為一種科學的考古學，同時也包括在延伸意義上作為方法論的各種“考古學”。比如福柯提出的“知識考古學”，被用來發現各個時代話語中“匿名的”思想格式，稱為知識型。其實，所有研究“本源”的哲學都是某種考古學。在本源問題上，考古學和哲學似乎有著平行線的互相參照效果。考古學發現具有本源性的實物，哲學試圖發現具有本源性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學和哲學的平行線也會出現殊途同歸的非歐幾何式交點，集中表現在文明早期之“作”。古人所謂“作”指的是對文明具有重大意義的創作。比如《周易》的“系辭”就羅列了先民多種大“作”，包括卦象（思想結構）、制度、文字、房屋、舟船、農耕、漁網、衣服和兵器等發明。正是這些發明定義了時代和文明的本源。我們目前對“本源”的發現和理解仍然很有限。

　　歷史意義鏈是歷史在敘事和解釋的不斷循環中形成的一種自相關運作，即歷史通過歷史解釋而不斷自我證明。它使得事件在敘事中成為值得記憶的故事，在解釋中不斷被賦予新的意義。更重要的是，敘事—解釋不僅在建構精神世界，而且以精神變物質的方式引發真實的后續事件，這意味著意義鏈還同時落實為精神與現實之間的循環。假如一個歷史事件不能在后續的敘事和解釋的意義鏈中繼續生長，隨著親身經歷的人們死去，記憶也就消失，那個事件就“死了”，而一個消失的事件也可能在某個時候因為某種機緣的接續而在意義鏈中被“復活”。因此，意義鏈正是歷史的存活方式。

　　歷史的問題鏈是歷史的反思系統。只有對歷史不斷反思，才能不斷發現新問題，而新問題正是產生新意義的創造性條件。如果說，意義鏈是歷史的存活方式，那么，問題鏈就是歷史的激活方式。歷史不被激活，也不可能長期存活。問題鏈的建構在于“問題化”。所謂問題化，就是通過提問而給文明的本源、基本概念或關鍵意象、劃時代的事件注入新的能量，擴展其思想空間或思想層次，鏈接其時間后繼，在歷史性中加入未來性的維度，從而形成需要反思的新問題。問題化的分量在于是否觸及相當于布羅代爾的“結構”和“大勢”的變量，即長時段或中時段的變遷因素。歷史反思是哲學性的，是提出具有結構意義的問題，而不是對事件或人物的真相反省。揭發真相固然增加了知識，但只是屬于布羅代爾所說的短時段“泡沫”事件的相關信息。歷史反思的意義在于所提出的問題能夠賦予文明以生長的力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