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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以來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研究述評
    2020年12月29日 15:48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5期 作者:潘曉霞 字號
    2020年12月29日 15:48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5期 作者:潘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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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根據地并形成了區域性的革命治理模式。財政金融在這套革命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意義非同尋常。毛澤東曾指出:"陜甘寧邊區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1949年9月長期主持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李富春講道:"四年來,財政工作在支援解放戰爭上起了很大作用。我們財政任務的完成,東北的全部解放,是經過很多困難的,假如沒有財力、物力的合理供給與使用,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中國金融風潮中的非常與日常研究”(18BZS091)的階段性成果;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根據地并形成了區域性的革命治理模式。財政金融在這套革命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意義非同尋常。毛澤東曾指出:“陜甘寧邊區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1949年9月長期主持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李富春講道:“四年來,財政工作在支援解放戰爭上起了很大作用。我們財政任務的完成,東北的全部解放,是經過很多困難的,假如沒有財力、物力的合理供給與使用,即難以發揮戰斗力量。戰爭的迅速勝利和財政工作是分不開的。”他們的論述不僅道出了戰時財政對于戰爭供給保障的重要性,而且提示了根據地財政金融一體兩面的特質。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同時進行著政權建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財政金融機制。在這套機制中,財政并非獨立存在,而是與金融有著密切關系。根據地的財政金融是一個有機的體系,兼顧了財政與稅收、財政與金融、財政與銀行,較好地解決了戰時革命政權的稅收、分配、貨幣發行等問題。其間雖然也出現過諸多問題和挫折,但中共勇于面對困難和錯誤,積極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革命和中國國情的道路。

      長期以來,學界對根據地建設與中共革命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比較明顯的是,學界對根據地建設中的黨、政權、政治路線、軍事等關注較多,對財政金融則相對關注較少。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大批革命根據地貨幣金融、財政經濟史料的整理出版,為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研究奠定了基礎。得益于這些資料的整理出版及整體學術氛圍的改善,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研究得到長足發展。近20年來,一些通論性著作相繼出版,如馮田夫與李煒光合著的《中國財政通史·革命根據地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年)、姜宏業的《中國金融通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國金融出版社,2008年),這兩部著作分別對蘇維埃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根據地的財政史與金融、貨幣史做了系統全面的梳理。各個根據地的財政史、貨幣金融史專著也陸續推出。

      從學術論文的發表狀況來看,以“根據地”“金融”作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檢索,2004年以前,可檢索到的論文每年均在20篇以下;自2004年突破20篇,之后迅速增長;到2011年突破50篇,至今一直保持在每年50篇至90篇。有關根據地財政的研究也是如此,以“根據地”“財政”作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檢索,2000年以前可檢索到的篇目通常每年在20篇之內,此后穩步上升,到2015年一年即達到123篇。從這些數據可見近20年來學界對于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問題的研究在逐漸升溫。

      基于此,本文以學術論文為主,對21世紀以來國內學界關于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的研究狀況作一學術回顧,希望通過梳理既有研究,為尋找進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一、財經制度、政策及財政收入

      21世紀以來,學界圍繞根據地的財經制度和財經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制度肇始于蘇維埃時期,中央蘇區作為全國蘇區的中心,其制度設計和建設相對其他根據地更為完備。有學者分三個階段梳理了中央蘇區財政體系的構建過程,具體而言,即從建立統一的預算決算制度入手;建立完善劃一的稅收制度;建立會計制度、國庫及國家銀行制度、關稅制度和審計制度。中央蘇區在短短不到3年的時間便基本完成了財政體系的構建。該學者還考察了蘇維埃時期鄂豫皖根據地財政經濟體系的構建過程,認為隨著各方面條件的發展,鄂豫皖根據地逐漸開始克服“打土豪辦財政”的粗放經營模式,轉而以經濟建設作為財政來源。雖然戰爭環境險惡,但是鄂豫皖根據地黨組織和蘇維埃通過統一財政的努力,建立起預決算制度、會計制度和審計制度,為財政體系的正規化和科學化奠定初步基礎。不得不說,蘇區時期財政經濟制度的建設,只是簡單勾勒出了一個正規的財政體系,還遠未達到正常和良性運轉的程度。

      抗日戰爭時期,為推動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邊區政府頒布了農業、工業、商業、金融、財政、稅收等一系列經濟法規,形成了比較完整、系統的經濟法規體系。有學者對此作了專門的論述和梳理,指出這些經濟法規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征,是中共和邊區政府在抗戰時期領導經濟、組織經濟、管理經濟的重要工具,充分體現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經濟政策和經濟主張;規范了社會經濟秩序,推動了邊區經濟發展。有學者從資產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討抗戰時期中共的財政金融管理制度,指出抗日根據地先后頒布了包括統籌統支、預決算、會計、審計、金庫、公產管理、糧食管理等在內的各項資產管理制度,制定了嚴格的懲治貪污措施,并積極予以落實,為支撐長期抗戰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隨著中共在軍事上的不斷勝利,建立一個嶄新的人民政府逐漸提上日程,相應地,建立一套適應新時代要求的財政經濟體系和制度也成為必需。有學者具體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中央統一財經的歷程:從1947年3月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到1949年7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組建完成;再到1950年3月3日政務院作出《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要求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管理、統一全國物資管理、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在梳理這一過程的基礎上,指出這是一個財經體制由分散經營向集中統一過渡的過程;統一財經的實施是金融物價穩定的重要轉折;統一財經是一個歷史進程,建立高度集中的財經體制是這一進程的終點。在中共中央統一財經的過程中,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及其后的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兩者均簡稱為中財委)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是中共中央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為適應各大解放區財經統一的需要,順利實現由革命戰爭到經濟建設的轉變,采取的一項重大組織措施。有學者從中財委機構的前身、成立過程、組織構成、工作機制的確立四個方面梳理了中財委的來龍去脈,指出中財委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有著重要的位置,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組織實施中共中央、政務院一系列重大財經方針和政策的重要領導機構。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創建金融機構,發展金融事業,尤其對各根據地的貨幣體系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改革。有學者對此作了初步梳理,認為中共以自己的財政金融力量有效抵制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和掠奪,最終確立人民幣制度,實現了貨幣主權的完整和幣制的統一。有學者則以廣東革命根據地為例,著重考察了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根據地的金融政策,指出中共為解決財政困難,穩定市場,陸續建立了裕民銀行、新陸銀行、南方人民銀行,并分別發行“裕民券”“新陸券”和“人民券”,建立了全新的區域金融體系,不但滿足了市場需求,保證了財政穩定,而且抵制和打擊了外幣和敵幣,有利于南方革命根據地金融事業的發展。

      關于財政金融的研究,關鍵是“政策落地”,也就是說,深入探討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財政收入的具體狀況才是研究落實的表現。財政收入直接關系到根據地的生存,向來是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和難點。

      蘇維埃革命初期,打土豪、籌款子成為中共解決財政困難最直接的方式。有學者研究了蘇維埃時期中共的財政動員,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以統一累進稅為經常性財政收入,將納稅重擔放在剝削階級身上,這樣的財政政策使得戰爭動員無法通過增加工農稅負的形式實現。基于此,發行公債與借谷運動成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權宜之計。中央蘇區的財政動員逐漸陷入既要保護工農群眾的利益,又要依靠工農群眾來解決經費不足的矛盾中。根本問題則在于,中共對于如何建立戰時財政動員體系還處在不斷探索與嘗試的階段。有學者則將蘇維埃時期的財政方針分成幾個階段予以觀察:初期,針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經濟落后而且不太鞏固的現實,毛澤東確定了主力紅軍籌款自給的財政方針,較好地解決了紅軍和紅色政權的給養問題,保障了歷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隨著土地革命的開展,根據地的鞏固與擴大,通過發展國民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了可能,蘇區政府及時調整財政收入政策。但是在經濟基礎薄弱,又不斷遭受敵人軍事“圍剿”與經濟封鎖的農村根據地,經濟發展不可能立時解決急迫的財政需要。有學者著重討論了蘇維埃時期財政經濟建設的成就,指出中央蘇區財政政策,本著階級的和革命的原則,已從單純的取之于敵,發展為取之于敵、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兼有的新形式。財政支出也從純粹的戰爭經費、政府行政開支,向社會經濟和社會救濟諸方面拓展。財政管理的統一,為中央蘇區的鞏固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近年抗戰研究熱潮的興起,使得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的財政收入等問題,也得到許多研究者的關注。有學者認為,抗戰初期,中共武裝在抵御日軍入侵的大背景下進入華北,并逐漸在華北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根據地,站穩腳跟。中共在華北的進入和發展,演繹了政治力量堪稱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中共的發展,得益于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財政方面的保障堪稱成功。當時中共收入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國民政府的撥款,二是對控制地區的征發,三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資金支持。有學者考察了抗戰初期八路軍的糧餉籌措與軍事財政,認為軍事力量與財政經濟是直接關系八路軍在前線作戰生死存亡的兩個重要因素。八路軍進入山西之初,重視軍事作戰,除部分是由國民政府撥款外,多采取臨時就地籌措的方式獲得糧餉補充。隨著軍事形勢與國共關系的變化,八路軍與根據地面臨著極大的經濟困難,開始更加重視生產和建立財經秩序,財政由自籌自支向統籌統支發展。可以看到,軍事緊張與經濟困難迫使中共與八路軍從無到有、從混亂到有序地創建軍事財政體系,而抗戰初期財政問題的解決又為八路軍擴大自身力量并立足華北提供了有力的基礎。

      國民政府停止對中共根據地提供財政撥款后,黃金成為中共實現自給自足的重要物資儲備。有學者通過梳理各種資料,得出統計數據:抗日戰爭時期,膠東抗日根據地一共向中共中央輸送了約13萬兩黃金。膠東根據地的黃金斗爭,集武裝斗爭和經濟斗爭于一體,大大緩解了中共抗日經費的燃眉之急。有學者梳理了浙東抗日根據地的戰時財政狀況,指出:浙東抗日根據地在財政初創階段以“灰色隱蔽”為原則,實行讓步政策。隨著根據地的發展與壯大,田賦公糧及地方稅成為主要財政收入來源,財政支出以軍費支出為主。在根據地財政建設中,實行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并建立完整、透明、靈活的財政收支與預算管理制度,為抗日根據地提供了經濟保障。

      中共發展歷程中,共產國際的影響巨大,財政方面也是如此。有學者撰文細致考察了中共發展過程中共產國際的財政援助,得出結論:其一,共產國際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時間里,這種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經費的形式給予的。之后變成了針對中共所需的臨時性的專項撥款的形式。其二,共產國際的這種援助,對于中共特別是其前期的生存和發展,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其經費援助的多少,與中共的活躍程度乃至發展的快慢,明顯成正比。其三,由于共產國際是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領導之下,其財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實現的快慢,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發展的實際狀況。其四,中共逐漸擺脫對于共產國際財政支持的全面依賴,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村根據地的開辟和紅軍力量的發展,取決于中共逐漸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并切實在農村站穩腳跟。

      二、銀行與借貸

      銀行作為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以貨幣、信用為手段,在保障民生,發展商業貿易,促進經濟發展,支持國家政策執行方面發揮著無可取代的作用。戰爭期間,銀行還肩負著保障軍隊供給、支持革命戰爭的重要任務。中共早在第一次國民革命時期,就建立了自己領導的金融機構,即成立于1924年的浙江蕭山衙前信用合作社。蘇維埃革命展開后,中共相繼在各根據地設立銀行。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決定成立蘇維埃國家中央銀行。1932年2月,蘇區國家銀行總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毛澤民為第一任行長。有學者撰文對此作了較為細致的梳理。

      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銀行業取得較大發展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研究者對抗戰時期根據地銀行業作了相對充分的研究。有學者考察了銀行業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產業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發展過程中,中共領導人提出了“產業革命”的口號,以改造落后產業,發展新興產業。因此,根據地銀行在創建初期,側重于執行政府職能,推行擴張性放貸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根據地產業的發展,但也帶來諸多問題。根據地銀行在后期注重加強自身的組織社會化建設,力圖轉變成自負盈虧的經營實體。這些反映了根據地銀行運用市場規律的探索與成長歷程。

      北海銀行是敵后根據地開辦較早、影響較大的一家銀行,相關研究較為集中且深入。有學者結合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立與發展進程,探討了北海銀行與北海幣的歷史,指出:北海銀行的創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統一,是中共善于把握機遇的一個成功例證。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變化,北海幣從分區獨立發行的輔幣逐漸過渡為統一的法定貨幣。在推行北海幣的過程中,中共提出獨特的“物資本位論”,并善于運用經濟法則和政治力量,使北海幣保持了幣值穩定,取得了對法幣和偽幣斗爭的勝利。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北海銀行的帶領下,根據地軍民創造性地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貨幣斗爭,抵制日偽對根據地的經濟侵略和物資掠奪。在開展貨幣斗爭的同時,北海銀行發放各種形式的生產性貸款,盡力支援根據地經濟建設。

      冀南銀行是抗戰時期中共在晉冀魯豫根據地領導建立的紅色銀行,是中國人民銀行的主要源流之一,被譽為“新中國金融的搖籃”。有學者梳理了冀南銀行的發展史,認為冀南銀行在存在的9年時間里,靈活運用貨幣這一武器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保證了軍需民用,為新中國金融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陜甘寧邊區銀行是抗日根據地建立的第一家銀行,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在中共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學者考察了1941年至1942年朱理治任陜甘寧邊區銀行行長期間的作為,指出他一方面調整貸款、匯兌、存款等銀行業務,另一方面完善制度,努力發揮銀行在貿易經濟中的調劑作用,著力在保障邊區財政與經濟發展的同時,盡量控制邊幣發行與物價。

      西北農民銀行是抗戰時期晉綏根據地建立的地方性銀行。有學者從農貸角度對西北農民銀行做了專題研究,指出:為了扶植根據地農業發展,解決廣大軍民的吃飯穿衣問題,西北農民銀行根據政府規定和農村實際,發放了大量的貸款貸糧。在農貸對象上堅持貧雇農優先貸款的同時,把中農也列入貸款范圍。在農貸的發放時間上,盡量做到不違農時、適時發放。在農貸資金上,注意吸收游資。在農貸利率上,基本上是低利或無利政策。在農貸的用途上,強調貸款用于生產,并且要專款專用。在農貸實施過程中,注意針對不同的農貸對象,制定完善的農貸發放程序,以不讓農民吃虧為原則。

      農貸是近些年根據地研究中的一個重點。有學者通過對中央蘇區革命前后民間借貸變遷與農村經濟興衰關系的梳理,從社會發展觀的角度探討了債權變革(財產權變革)與社會經濟發展秩序的關系,認為蘇維埃革命后,隨著“一概廢債”的實際運作,貧苦工農雖然免除了“高利盤剝”,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產條件和生活狀態,但鄉村金融的復雜性就在于,這又帶來了農村金融停滯與農村經濟發展所需資金嚴重短缺等問題。

      有學者研究了1938年至1949年中共華北根據地農貸的實施效果,指出:中共各級政府、銀行非常重視農貸工作,為此頒布了許多辦法和條令。農貸的組織系統,是以銀行為中心,黨、政、民、合作社相互配合的貸放網絡。以貧苦農民為主要農貸對象,以扶助生產為主要農貸用途,是農貸的基本原則之一。低利率是農貸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針,大部分年度的名義貨幣利率很低,如與貨幣發行、物價波動因素聯系起來考察,則多為虧本利率。回收農貸,是農貸工作的又一重要環節,在清償辦法上較多地照顧了農民的利益。農貸規模雖較為有限,但對于農業、手工業、副業的發展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還指出農貸實施過程中發生的一些偏向,如貸款平均分散、貧苦農民貸款少甚至未貸上、干部徇私舞弊、貸款未用于生產、貸款不及時、有貸無還等,這些不僅影響農貸的效果,而且反映了農貸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研究者還討論了1937年至1949年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的民間借貸政策,認為初期中共民間借貸政策的實施,減輕乃至廢除了長期壓在農民身上的債務負擔,有其積極的一面;同時由于慣行力量的約束,也造成了農民的借貸困難。有鑒于此,1942年后,中共調整政策,實施相對溫和的新債利率自由議定措施,借貸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協與調和的多面性。

      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的公債問題也得到了學界的關注。為籌措抗日經費、開展經濟建設和賑災救災,各抗日根據地共發行了20余種公債。有學者對此作了系統梳理,指出抗日根據地發行的公債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和戰時公債的一些特點:其一,從公債面額的貨幣單位看,14種公債以法幣作為面額單位,另外8種則以各抗日根據地發行的貨幣和銀元作為面額單位。其二,公債發行大多采取政治動員方式進行,由根據地各階層群眾認購。公債按債券面額十足發行,沒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債的利率比較低,甚至有的是無息發行。其三,抗戰后期法幣迅速貶值,為保護持券人利益,各抗日根據地發行的公債中有少數是實物公債。其四,根據地政府對公債償還認真負責,大多清償完畢。目前關于近代中國公債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時期,關于中共根據地在抗戰時期以及解放戰爭時期的公債發行,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三、貨幣與發行

      貨幣是財政金融的核心,貨幣的穩定直接關系到根據地財政金融的穩定,一直為中共所高度關注。歷史證明,中共在貨幣這樣的專業問題上也毫不遜色,且表現出不俗的經營能力。

      在傳統認知中,紅軍早期的生存是靠打土豪分田地來維持的。有學者指出,在中央蘇區時期中共就嘗試進行財政、貨幣的現代化改革。在戰爭和封鎖的背景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始終面臨銀元外流以及供給不足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蘇區銀行發行了間接強制性的貨幣,并推行大量公債吸取銀元以維持政權。但是,由于市場被封鎖,加之赤白貿易存在價格剪刀差,中共仍然無法克服銀元匱乏的困難,無法獲取急需的白區物資,同時銀元被戰爭消耗,釀成持續的通貨膨脹。

      抗戰時期,中共根據地貨幣發行、金融建設大為發展。有學者討論了晉冀魯豫邊區冀南銀行統一幣制的問題,指出:冀南銀行創建前夕,晉冀魯豫邊區各地金融貨幣市場十分混亂,嚴重擾亂了邊區市場和金融秩序。邊區政府用一年多時間,通過清理各種土票雜鈔、收兌根據地內各行政區發行的貨幣,基本廢除了舊的金融秩序,建立了獨立統一的冀南銀行本位幣市場的新金融體系。冀鈔是抗戰時期敵后根據地覆蓋面較廣的幣種。有學者分兩個階段研究了抗戰時期冀鈔的發行。將1939年10月到1942年底作為第一階段,認為該階段的發行執行緊縮政策。由于軍政開支龐大,財政透支占發行總額的一半以上。緊縮發行政策反映了根據地政府對戰時通貨膨脹的顧忌,導致了開拓冀鈔市場力量不足,延緩了貨幣一元化進程。將1943年到抗戰勝利作為第二階段,認為該階段發行政策上比較放手,多采取經濟發行的方式,注重發展生產。為適應農村經濟季節性和區域性的特點,還采取分散發行的辦法。有學者關注晉西北根據地的“西農幣”,認為初創時期晉西北根據地經濟明顯先天不足。混亂的幣制,又使得經濟生產、商品流通受到嚴重阻礙,省鈔落價所引起的金融恐慌更是雪上加霜。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地政府只能采取直接或間接增大貨幣發行的政策,以彌補財政赤字。晉西北行政公署建立西北農民銀行,發行“西農幣”,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北海銀行發行的北海幣是根據地貨幣研究中的重心之一。20世紀80年代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根據地北海銀行史料》,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史料基礎。有學者考察了山東根據地北海幣與法幣的關系演變,指出:北海幣是山東抗日根據地發行的貨幣,曾以輔幣的形式依附于法幣,在幣值、信用等方面得到了法幣的有力支撐,而北海幣亦為法幣提供了有力保護,兩者相輔相依,共同對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山東抗日民主政府為使北海幣信用免受法幣貶值的影響,在維持兩幣同時流通的前提下,以強制法幣折價來扭轉北海幣對法幣的依附關系,卻遭到市場的強力抵制。有鑒于此,山東抗日民主政府毅然取消法幣的合法通貨地位,最終使北海幣擺脫法幣的影響而成為根據地的本位幣。有學者從輔幣短缺的問題談起,以山東根據地為例,考察了抗戰時期根據地恢復鑄幣權的歷程,認為中共在山東地區建立以北海銀行為核心的銀行體系,通過發行輔幣占領廣大農村市場,進而發行本位幣,與國民黨爭奪鑄幣權,一步步統一了山東地區的貨幣發行,最終將法幣逐出山東,取得了貨幣戰的勝利。長期以來,對于山東抗日根據地物價的波動,一般歸結于日偽的金融進攻、國民黨敵對勢力的干擾等因素。有學者則通過建立抗戰時期北海幣的發行量與物價變動之間的線性回歸分析模型,發現北海幣發行量與山東根據地物價具有非常強的相關性,即北海幣發行量的劇增客觀上推動了物價的上漲。然而橫向與國統區、淪陷區相比較,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物價波動則相對較小。這主要因為北海銀行出臺了一系列調控物價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北海幣大量發行給物價帶來的刺激作用。

      陜甘寧根據地是敵后根據地的大后方,這里的貨幣狀況值得深入探討。有學者考察了抗戰時期陜甘寧的邊幣發行問題,指出:陜甘寧邊區先后發行的貨幣有光華代價券、陜甘寧邊區銀行幣和陜甘寧邊區貿易公司商業流通券。邊鈔發行的基本方針為平衡貿易、穩定金融、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邊鈔的發行在陜甘寧邊區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決了邊區的財政困難,鞏固了陜甘寧抗日根據地,扶持了邊區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使邊區建立起了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在戰爭狀態下,財政緊張,資源消耗巨大,通貨膨脹難以避免。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也出現通貨膨脹,且在邊幣發行流通的不同時段,通貨膨脹的程度有所不同。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陜甘寧邊區即出現緩慢的通貨膨脹。邊幣成為邊區法定貨幣后,邊區的通貨膨脹變得越來越嚴重,表現為貨幣發行數量多、速度快,且邊區市場對邊幣的需求量有限,邊幣貶值嚴重甚至很多地方拒用,同時還出現了物價暴漲的現象。貨幣發行量、幣值和物價三者之間互為因果、互相影響。只要其中一個超過限度,就會引起連鎖反應,最終出現惡性循環。有學者認為造成邊區通貨膨脹的原因,既有內、外部因素,又有主、客觀因素。對發行邊幣認識和政策上的失誤是內部的主觀因素。邊幣發行準備不足,甚至毫無發行準備和以增加發行來解決邊區的財政困難是客觀因素,也是內部因素。

      貨幣是政權的重要標志之一,發行與流通的區域顯示著政權的控制與影響范圍,貨幣斗爭是戰時敵對雙方在經濟領域進行的重要斗爭。戰時的貨幣戰,頭緒繁多,精彩紛呈,不僅有中日雙方的貨幣戰,國共之間也有貨幣競爭,這一研究領域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可謂近年根據地財政金融研究的重點。

      有學者研究了山東根據地的對敵金融貨幣斗爭,認為山東根據地的貨幣戰以太平洋戰爭為界,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以抵制偽幣、保護法幣為主要目標;后期以發行本位幣、努力擺脫法幣影響、建立獨立自主的本位幣市場為主要目標。山東解放區的貨幣斗爭最終取得了重大勝利,打破了敵偽的經濟封鎖、掠奪及敵偽的貨幣進攻,擺脫了法幣的影響,穩定了物價,建立了自主的貨幣體系,推動生產發展、市場繁榮,并為后來的經濟工作積累了成功的經驗。浙東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戰爭十分激烈,有學者總結出四種表現形式與攻守、互換兩個階段。斗爭方式包括狠抓貨幣信用、減免賦稅、多種斗爭配合、信貸服務等。與中共其他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戰相比,浙東有其自己的特色,如貨幣共存而非貨幣獨占、發行金庫兌換券等。通過貨幣戰,浙東抗日根據地最終奪回貨幣戰爭的主導權,實現了金融穩定、生產發展,并培養、鍛煉了一大批金融干部。有學者探討了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戰,認為根據地通過建立銀行發行抗幣,采取措施努力促進抗幣成為主流貨幣,抗擊了偽幣入侵。這個過程亦非一帆風順,斗爭一度呈膠著狀態,偽幣在根據地泛濫。最終根據地確立了抗幣的本位幣地位,并統一了根據地的貨幣,穩定了根據地市場。有學者從四個角度論述根據地的貨幣戰,即法幣與外幣的斗爭、本幣與偽幣的斗爭、本幣與法幣的斗爭、本幣與雜鈔及土票的斗爭。通過這四個“戰場”的貨幣戰爭,根據地取得了本幣對偽幣、法幣以及其他雜鈔土票的勝利,保持了金融穩定,為經濟及生產貿易的健康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金融秩序。有學者著重考察了抗戰時期中共對日本偽造貨幣的斗爭和應對舉措,揭示出抗戰時期日本除偽造大量法幣外,還偽造根據地邊幣達30多種。

      相較而言,學界對解放戰爭時期的財政金融研究相對較少,其實這一時期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解放戰爭時期國共之間的軍事斗爭,對中共的財政支持和動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在軍事戰場之外,國共之間在貨幣、貿易、財力、物力等各方面都進行著較量,而這些方面直接影響著戰場上的勝負。有學者考察了中共對國民黨貨幣斗爭的政策、策略,指出貨幣斗爭的基本形式主要是貨幣的陣地、比價斗爭和外匯管理。在對敵經濟斗爭中,應將貨幣斗爭與貿易斗爭結合起來,貨幣斗爭為貿易斗爭服務并服從貿易斗爭的需要,貿易斗爭應給予貨幣斗爭以物資供給上的支持。有學者以山西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資料為基礎,考察了冀南銀行以冀鈔為利刃,縱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金融斗爭,指出冀南銀行除了與偽幣、法幣持久斗爭外,還進行了外匯、物資、貿易等方面的斗爭。貨幣發行與物價是緊密相聯的。有學者對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的物價問題作了考察,研究顯示,由于自然災害、戰爭、農幣過度發行、商人投機、幣值不穩、貿易逆差等因素的影響,邊區物價短期內一度迅速上揚,平抑物價成為政治、社會穩定的重要要求。邊區政府采取多種措施,生產、金融、貿易、財政、流通等領域多管齊下,使物價趨于相對穩定,反映了邊區政府在復雜經濟問題面前較強的應變和處理能力。

      四、財糧征收及稅收問題

      財糧征收直接關系到根據地財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也關系到根據地的生存發展,近年成為中共根據地財政研究的一個熱點,相關研究佳作迭出。

      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政府為適應敵后游擊戰爭的特殊需要,創設了一整套不同于傳統完糧納稅形式的救國公糧制度,主要包括統一累進的征收原則、藏糧于民的儲存辦法、憑票領糧的支取方式。有學者認為,救國公糧制度的制定與實施,不僅改善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狀況,保證了晉察冀抗日部隊和政府機關的糧食供給,而且還為其他敵后根據地解決糧食問題樹立了典范。有學者探討了根據地稅制的二元結構,認為抗日根據地中的“救國公糧”“合理負擔”“農業統一累進稅”“統一累進稅”等制度在結構方面存在很多共性。在對“納稅人”進行選擇時,這些稅制形成了一種個人與家戶相結合的二元結構,亦即“以個人為計算單位、以家戶為征收單位”,此種二元結構對抗日根據地的稅制產生了諸多影響。

      有學者研究了抗戰時期到國共內戰爆發膠東地區的公糧征收實態,指出:抗戰時期,膠東行署的公糧征收主要依賴地主和富農,致使地富大量拋售土地,地富數量隨之大為減少,反過來影響了政府的收入。同時,戰時征糧辦法也抑制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農村均產思想盛行。抗戰結束后,膠東行署前后兩次制定征糧辦法,降低對富農的征收,相應增加了中貧農的負擔。內戰爆發后,政府財糧緊張,被迫追加征收,膠東各地紛紛反映負擔過重,行署及時發還部分公糧,緩解了中貧農的困難。膠東這一個案既體現了中共對民眾疾苦的關心,同時也表明即便在內戰初期,解放區政府已不得不面對農村資源汲取的困難。

      冀中根據地是中共抗戰時期建立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對冀中根據地公糧征收的研究顯示,冀中根據地的公糧征收經歷了從攤派、村合理負擔到統一累進稅的過程,其實質是從比例走向累進,從紛亂走向整齊的過程。在統一累進稅的推行過程中,冀中根據地創造性地發展出了繪制產量地圖等調查方法。整齊不亂的統一累進稅既能增加財政稅收和公糧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負擔,是冀中農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該文回答的是中共如何既要保持自身供應,又能充分照顧農民利益的問題。在對晉西北根據地公糧征收的研究中,該學者則回答了中共如何成功地、有效率地完成征收任務,其中的關鍵是掌握村莊。中共以村莊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糧的契機,通過把村莊作為公糧征收單位,構建了一個個“封閉的村莊”,并充分利用“封閉的村莊”內部的宗族、租佃關系等矛盾,成功地將國家與農民勾連起來,從而實現對農民的充分動員。陜甘寧邊區是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政治軍事指揮中心和戰略總后方,在敵后根據地中最早實行救國公糧制度。該學者還研究了陜甘寧邊區的公糧征收,認為在整個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救國公糧先輕后重,最后又有所減輕。早期過于仰賴外援,當外援突然斷絕之后,救國公糧不得不臨危受命,以緩解財政危機。在中共的意識形態里,救國公糧是按累進征收的,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基本上是依靠政治動員來完成,累進條例成為具文。1941年公糧畸重,政治動員遭遇其極限,于是在村和鄉的層次上引入民主評議,以此消解公糧畸重問題。但由于公糧在縣級層次上的分配不均,村和鄉的民主評議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糧征收逐步走上開展土地調查、強調累進的農業累進稅軌道。

      近幾年學界對民間賬簿的挖掘和利用越來越多,資料的多元化也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甘泉賬本”是太行山文書所藏晚清民國年間涉縣甘泉村的村賬。有學者利用1938年的“甘泉賬本”考察了涉縣甘泉村“財政無政府”狀態下的賦稅征收實況。研究顯示:與戰前的田賦征收相比,全面抗戰初期“財政無政府”狀態下的農村賦稅征收在征收方法、科則、征收時間、賦稅形式等方面均呈現不同特征;農民負擔驟然大幅度增加,使本來就普遍貧困的甘泉村民不堪重負,農戶紛紛以輸出青少年人口來應對壓力。有學者則利用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的一批抗戰時期村公所賬本,對太行、太岳根據地“合理負擔”整理工作成效及基層征收實況做了研究。大巖村和明子村的賬本,表明太行、太岳根據地基層征收有序,效率很高,農民積極性得到調動。

      1946年至1949年,因戰爭持續及脫產人員激增,解放區多處于財糧緊張的狀態。有學者對山東解放區的研究顯示,解放區不斷強化對農村的征收,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民缺糧嚴重,以至發生饑荒和逃荒的情況。但是,山東解放區并沒有重蹈中央蘇區因人力物力耗盡而失敗的覆轍,不僅將戰爭堅持了下來,而且還靠農村財糧的支持,取得了最后的勝利。其間的原因雖然相當復雜,但中共領導機關身處農村,總能及時發現問題并調整政策,緩和農村出現的危機,理當是關鍵中的關鍵。

      相比征糧問題,有關根據地稅收的研究相對欠缺,但也有一些進展。有學者從地權和稅制的角度探討了根據地的稅收,認為土地制度尤其是地權分配體系是形塑農業稅收制度演進及其內部構造的基本要素。抗日根據地通過征稅實現地權的保護,同時通過對課稅對象的選擇、納稅主體的確立以及計稅標準的設計,有效地將地權持有、地權收益、地權交易等環節納入征稅范圍,基本實現不同層次地權享有者的負擔相對合理公平,是中國農業稅制史上的一大革命。有學者利用陜西省檔案館所編的有關資料,對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稅收政策、稅收法律制度、稅收管理和歷史地位作了專門研究,認為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建立健全各種稅收法律制度,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稅收體系,使稅收成為皖南事變后邊區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不僅推動了邊區工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且對邊區商業貿易、反封鎖和反傾銷的經濟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學者考察了1939年底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開始普遍征收工商業稅遇到的問題及其應對。針對工商業者和干部群眾對征收工商業稅的不滿和抵制,陜甘寧邊區政府采取應對舉措,并及時糾正出現的問題,保證了征稅工作的順利推行。有學者研究了東北解放區的稅收問題,揭示了東北解放區在財政稅收方面,由地方自籌自用、自給自足,逐步走向財政政策、制度的基本統一。財政稅收來源除在初期依靠接受和清算敵偽財產外,主要是組織稅收(包括征收公糧)。這期間,雖然也爭取發行公債、通過貿易組織財政收入,但只有稅收具有可靠性和穩定性。關于各根據地的稅收狀況,就既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仍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五、回顧與前瞻

      回顧近20年來的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研究,可以看到取得明顯的進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入相關研究領域,在議題的廣度和討論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進。對貨幣戰、公糧征收等問題的研究,取得的進步尤為明顯。相較蘇維埃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關于抗戰時期財政金融的研究進展更為突出。當然,近20年根據地的財政金融史研究也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一些關鍵問題的研究還遠遠不夠,低層次、同質化的重復勞動大量存在,即使是研究相對較多的問題,也仍然有繼續深入與提升的空間。

      根據地的財政金融史研究,有一定的特殊性,具有跨學科的特點。根據地研究屬于中共黨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中共黨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劃在政治學、法學的學科范疇,具有較強的政治屬性,和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研究有一定的區別,這也相應地反映在根據地的研究中。根據地財政金融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影響,不少研究成果缺乏核心資料和實際數據的支撐,存在結論先行的問題,重在總結經驗教訓,而缺乏史學的實證分析。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隨著中共黨史研究日益重視歷史研究方法,這樣的文章數量和比例已經在明顯減少。

      財政金融史研究又橫跨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個學科。歷史學出身和經濟學出身的學者,在從事這一領域研究時表現出不同的學科特征。從現有成果看,歷史專業的研究者比較注重對具體歷史過程和個案的挖掘,從中發現根據地財政金融運行的脈絡,總體上重實證、重個案。如果缺乏對歷史大背景的考察和不能有意識地形成學術對話,就容易出現碎片化。經濟學出身的研究者則比較注重綜合性的分析,從中提煉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關照現實。但往往對具體的歷史運行實態有所忽視,對歷史復雜性的認識缺乏歷史學研究者的意識。因此,雖然共同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但是學科分野還是比較明顯,從研究成果的大致寫作路徑便可看出作者的學科背景,因此,二者間應盡量取長補短,共同推進該領域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根據地財政金融研究中出現一個重要趨勢,即以往大多把根據地財政和金融割裂開來進行研究,近些年逐漸開始將財政金融結合起來看待。無論是歷史學背景的學者,還是經濟學背景的學者,在研究中都已開始關注到根據地財政金融的一體性。根據地財政金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財糧征收、貨幣發行、物價平衡、供給保障,這些因素牽一發動全身,因此,應該進一步推動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的整體研究。

      基于上述思考,筆者認為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史研究可以在如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

      第一,各時段研究有待進一步均衡。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抗戰時期及抗戰根據地的研究比較集中,相對而言,解放戰爭時期及解放區的研究還有待加強。抗戰時期,中共在根據地建設上取得長足進展,財政金融方面多有創舉,學界對這一時段的研究也相對集中。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的財政金融建樹其實也可圈可點。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后,中共解放區的財政如何實現全面動員,全力支持戰爭消耗,保障前方供應?解放區金融在戰爭環境下遭遇了什么樣的困難,中共又是如何采取措施克服這些巨大的困難,保持激烈戰爭狀態下的平穩運行?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搞清楚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對解讀中共取得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第二,貨幣史的研究還有待加強。抗戰時期的貨幣戰是近年研究的一個熱點,涌現出不少有影響的論著。不過,相對貨幣戰本身的紛繁復雜,現有研究還可更進一步。比如中共各根據地領導者對貨幣戰的決策,貨幣戰的多方制約因素,貨幣戰各個不同階段敵對方的復雜轉換,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挖掘。相較而言,學界對于中共各根據地與法幣的斗爭研究較多,而與偽幣的斗爭則研究較少。

      第三,根據地的財政困難和通貨膨脹值得更多關注。關于根據地財政金融的研究,一般多注重中共的成功經驗。事實上,無論是蘇維埃時期,還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財政困難。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根據地都出現過嚴重的通貨膨脹。財政困難和通貨膨脹,如何影響到根據地的生存發展,中共又如何克服通脹?尤其在解放戰爭時期,在同樣面臨著財政困難和通貨膨脹難題時,中共如何成功化解這些危機,在財經戰場上取勝,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另外,在研究中還可注意把根據地和國統區對照研究,通過比較來發現問題。國共內戰時期,同樣陷入激烈戰爭,同樣面臨巨大戰爭消耗,同樣遭遇通貨膨脹,為什么中共解放區可以成功化解,而國民黨惡性通貨膨脹卻愈演愈烈,各自的理財邏輯、經濟運行理路有何不同?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第四,根據地發展過程中,財政上既要取之于民,又要休養生息。一方面,強調征收效率,以保障戰時供給;另一方面,又強調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以緩解民眾壓力。那么,中共是如何在特殊的戰爭時期,既保證了軍需供應,又不影響民心支持?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挖掘。中共根據地一直處于戰時狀態,盡管財政動員的地位和作用尤其重要,但是戰爭動員包括方方面面,它基于財政又超乎財政,因此,只有把視野放寬,盡可能地將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諸方面因素相結合,才能真正搞清楚其中的運作機制,從而對中共根據地財政金融的運作邏輯有更深切的體會和認識。同時,還應該注意到根據地時期財政金融體系與新中國成立后財政、貨幣、銀行體系之間的承繼關系。研究根據地財政金融,應該有意識地在研究時段上往前后延伸,適當打通,為進一步深刻理解新中國成立后財政金融體系提供脈絡性的認識與參考。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潘曉霞 工作單位: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郭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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