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文人畫研究中，從學科建構、學術體系到研究方法、研究理論、研討會及論壇等，大都還存在以借用西方理論模式為主的現象。文人畫研究的概念與術語，諸如透視、明暗、冷暖、空間、抽象、具象、變形、幻覺、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術語亦來源于西方理論。在此思維模式下，呈現出自我范式的缺失。

　　縱觀百年中國文人畫研究史，影響學理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學界一直在使用西方化的語境、概念與模式去描述文人畫，背離了文人畫的主體。長期以來，中國文人畫研究受到“藝術即歷史”的西方范式主導，尤其是以貢布里希、羅樾、蘇立文、方聞、高居翰為代表的“風格學”的研究視角影響至深。其中，美國學者高居翰所推進的藝術風格的“外來影響”的研究，成為對近年來文人畫研究影響較大的一個重要觀念。研究者大多都是將文人畫作為一個客觀的研究對象來進行研究，無論是對文人畫發展的歷史、文人生平與著作進行考據式的考察，抑或與古人風格的比較及其理論闡釋，文人畫客觀的一面確實被凸顯出來。這種美術史研究路徑對判定一個畫家的藝術風格有重要的價值。但在這種考據、分析中卻失卻了文人畫的主體精神，文人畫的精神性特質被遺忘了。

　　雖然西方學者立足他者社會文化語境，從外部的歷史社會學來看中國文人畫，帶來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文人畫家從內部走向玄學與哲學的不足，促進了中國文人畫進入全球一體化的文化序列。例如，北宋文人畫與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關聯；宋元文人畫與西方文藝復興的比較；文人畫的筆墨趣味和特質與塞尚和德加畫面處理的干筆運用有相似的筆勢與韻律，等等。但是，這種西方理論范式忽視中國文人畫的精神性文化特質是需要警醒的。

　　西方藝術史的建構沿用了西方自然科學的體系、標準和規范，其藝術模式、方法和理論等是否適用于中國文人畫的本土文化特質，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西方化”的評價體系并不契合中國文人畫的文化語境。中西繪畫屬于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學者對于中國文人畫的認識更多是通過日本對中國文人畫的尊崇和模仿而間接實現的，這無疑產生了一種闡釋的鴻溝。西方繪畫是一種造型藝術，以構造性為主，重透視、明暗、冷暖關系，注重自然寫實的再現，在平面的紙上呈現三維的幻覺，“幻覺主義”是理解西畫的一個重要窗口。而中國文人畫不單單是一種造型藝術，它指向性靈的維度，重視心靈體驗。文人畫深深扎根于畫家的生命之中，具有生長性、創造性與精神性的文化特質，在文人畫的抽象形式背后所體現的是中國文人獨特的宇宙觀、生命哲學與心靈體驗。中國文人畫的意境更多是東方的、靜觀的、體驗的、悠遠的、荒寒的。西方的宇宙觀是人對宇宙的征服，而中國文人畫的宇宙觀則截然不同，“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文人畫宇宙觀的一個本質特征。與西畫重物象之“幻”不同，中國文人畫直面內心的真實，注重把握物象之“真”，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以個體渾融宇宙，從而“天地與我并存，萬物與我為一”。

　　中國文人畫的精神性的文化特質決定了西方化的“器物”層面的闡釋是有失偏頗的。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埃爾金斯在《藝術史界——西方藝術史中的中國山水畫》所指出：“我最終認為藝術史（西方藝術史）本身就是偏見，它崇尚西方藝術：它的敘述、概念和價值都是西方的。”在“西方化”話語體系的裹挾之下，中國文人畫的精神性的文化特質會逐漸被遺忘、貶損、否定，乃至于過度闡釋。在這種研究范式所左右下的文人畫研究，看似拓展了傳統文人畫研究的新空間，實則超出了文人畫闡釋的基本規范與法度，亟須文化反思。

　　在當下全球化時代語境之下，文人畫研究如何重構文人畫的主體性，建構本土文人畫研究的話語體系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探究。“去西方化”旨在提倡一種民族性的思考，回歸文化自覺。文化自覺不是一個實體對象，亦不是一個固化的概念，而是一個本土話語體系的生成機制。在這個生成機制里面，整體“向內轉”，由向西而回歸本土文化語境，由外在西方借鑒轉向文人畫內在精神，學科本土化是重中之重。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