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的實體性載體，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進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區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為社區治理體制創新提出了方向和目標，而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探索社區治理創新成為社會治理研究領域中具體而又迫切的問題。在諸多的探索中，賦權理論逐漸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成為研究社區治理的理論工具之一。

　　從賦權到參與：社會資本的關鍵作用

　　社會治理中的賦權只是一種手段，歸根到底是要通過賦權實現公民的有效參與，從而改變他們在社會中的不利地位。如果將賦權作為一種推動社會治理的路徑，就必然涉及賦權參與；如果將賦權看作一種提高治理績效的手段，那么參與就是更接近這個目的的手段。事實上，從過程的角度來理解賦權的話，它本身也是包含著“參與”等因素的。因此，可以將“如何實現有效賦權”這一問題置換成“如何實現居民的社會交往、參與、表達與行動實踐更加有效”這一問題。研究這一問題，可以借助“場域”理論來進行分析。布爾迪厄認為，場域是資本得以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資本是場域內各關系網動態變化的動力，資本有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三種類型，不同的資本代表了不同的社會能量。那么，在賦權活動發生的場域中，社會資本就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能量并發揮關鍵作用。

　　社會資本影響社區賦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影響賦權對象的意愿。社區賦權雖然有內在賦權和外在賦權兩個維度，其實更多的是外在賦權，例如通過培育社區社會組織而將居民納入社會組織中來，那么，社區居民是否愿意參與到社區社會組織的活動中來，進而參與社區治理呢？這就取決于他們的參與意愿。而實際上，在社會資本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居民，他們的參與意愿也更強。另一方面，社會資本還影響賦權過程中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效果。因為具有更多社會網絡關系的人，他們對社區的影響力也更大，他們的利益訴求和表達就能夠得到更多的重視。

　　然而，從作為整體的社區來看，社區社會資本對社區賦權的影響力更強。社區賦權的主要路徑是通過培育社區中的社會組織，促進社區內生權力的增長，而社區社會資本對于社區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社區社會資本由社區信任、社區互惠規范和社區關系網絡三要素組成，而這三類要素都是社會組織培育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有機融合社區資本與賦權

　　社區社會資本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將社區社會資本的培育融入到社區賦權的過程中可以有效推動兩者的有機融合。這其中，無論是社區集體行動的培育還是社區能力的提升，都要以喚醒和激發社區共同意識為前提。

　　首先，激發和發展社區互惠性規范。互惠性規范是人們在行動過程中充分考慮和促進他人利益的明文規定或約定俗成的習慣，它是社區共同體能夠形成為利益共同體甚至文化共同體的重要條件。從內容上看，激發和發展社區互惠性規范，首要的是推動社區共同文化的建設。挖掘社區的歷史傳統或其他現實方面的特征，圍繞一兩個核心點塑造社區共同文化，使得社區居民對社區有更多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在社區文化建設過程中既要注重文化內容的歷史性，又要體現開放性、鮮明的時代性和包容性。社區文化的目的是真正能夠融入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來。這一過程也可以通過邀請專業的文化團隊來幫助打造完成。

　　與此同時，在共同文化的基礎上構建制度規范，完善社區治理結構。一些社區可以嘗試制定社區文明公約，將無形的規范有形化，以此增強社區居民的規則意識。這將有助于加強社區的公共秩序，也促進居民在社區治理中的制度化、組織化參與。另外，從社區共同文化建設的方式來看，要特別注重發揮社區媒介的作用，利用社區網絡媒體，將社區共同文化和制度規范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推送出去。當然，也要充分利用社區宣傳欄、社區文化體驗室等多樣化的方式形成合力，培育社區互惠性規范。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方式應該是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的，近年來一些農村社區開始流行社區居民一起吃年夜飯的習慣，這種既立足于傳統節日又貼近日常生活的方式是比較有成效的。

　　其次，建立和完善社區密集的鄰里關系網絡。密集的鄰里關系網絡可以為社區居民的行動提供及時有效的溝通，減少個體之間的摩擦和矛盾，確保行動的統一協調性。構建密集的鄰里關系網絡最重要的是發展建立形式多樣的社區自治組織，當然這也是社區賦權的重要路徑之一。

　　通過發展社區自治組織促進鄰里關系的建立，應該做到如下幾點：第一，強化社區自治組織的社區主體地位，并建立密集的內部聯系。社區自治組織的發起者和主要負責人都應該是社區居民，確保自治組織代表和維護本社區的利益和權利。另外，自治組織要建立內部溝通協調機制，在組織領導的選舉、組織主要議題的構建、組織經費預算等方面切實保障組織成員的參與權，以此來建立組織和成員以及成員之間的聯系網絡。第二，建立社區自治組織和社區居民的密切關系。在傳統社會中，社區居民對社會組織多少持不信任的態度。要克服這一點，就要求社區自治組織應該以社區居民的日常需求作為基本方向和出發點，為社區居民提供像安全巡邏、法律咨詢、便民服務、愛心捐助等內容與形式多樣的志愿性服務。這樣可以拉近社區自治組織和社區居民的距離，使社區居民有興趣了解和接受社區自治組織的服務，甚至參與到社區自治組織中來。

　　最后，著重培育社區弱勢群體的社會資本。社區弱勢群體是社區中非常特殊的一類群體，在社區社會資本對社區賦權的影響過程中，他們的作用是絕對不容忽視的。一方面，他們掌握的社會資本現狀對整個社區的社會資本而言具有“木桶效應”，解決他們在生活上的困難對社區社會資本建設意義重大。另一方面，在社區治理過程中，當社區弱勢群體的利益得不到特殊照顧時，他們更有可能利用斯科特所謂的“弱者的武器”來抵抗和回避集體行動。這對于整個集體行動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負面擴散效應，并影響社區賦權的整體效果。培育社區弱勢群體的社會資本，最重要的是增加他們的經濟資本，經濟資本比社會資本更加具有短期可實現性，而且經濟資本還可以適時轉化為社會資本。包括擴大社區最低保障水平，增加保障范圍，實現對社區弱勢群體的一對一幫扶，為有勞動力的弱勢群體創造接受培訓的機會，增強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引導他們走向工作崗位，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擺脫經濟上的弱勢地位。此外，還要積極引導弱勢群體參與社區公共生活，鍛煉他們參與公共生活的技能，使他們在參與公共生活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從而變得更加自信，如此一來，他們的社會關系也就更加豐富。

　　社會信任、互惠規范和關系網絡三者之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互為基礎，互相補充。只有辯證地看待三者的關系，并有效地運用到實踐中，才能建立起豐富的社會資本，實現良好的社區賦權，真正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