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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五個維度
    2020年12月09日 15:43 來源:《求實》2019年05期 作者:羅敏 字號
    2020年12月09日 15:43
    來源:《求實》2019年05期 作者:羅敏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和持續運行需要相應的條件。利益關系、群眾意愿、文化認知、組織規模和區域毗鄰等五個因素, 構成了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變量函數。每個因素對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作用和功能的影響都是不同的:利益關系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經濟基礎;群眾意愿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先決基礎;組織規模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內在基礎;文化認知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心理基礎;區域毗鄰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空間基礎。其中, 利益關系和群眾意愿是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實踐證明, 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以達成共識的文化認知作為紐帶, 通過共生單元彼此利益關系的交融, 增強共生單元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 形成一種互利共融的鄉村治理“共同體”, 并以一種“包容式”價值理念來統籌新時代鄉村治理格局, 探尋一種以利益關系、群眾意愿、文化認知、組織規模和區域毗鄰為核心要素的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未來圖景。

      關鍵詞:鄉村治理; 共生治理; 利益關系; 群眾意愿; 文化認知; 組織規模; 區域毗鄰

      作者簡介:羅敏 (1989-) , 男, 湖南攸縣人, 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主要從事基層治理、政府績效管理研究。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西南民族地區縣級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困境與提升機制研究” (18XZZ006)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群團組織改革研究” (18CDJ014); 湖南省教育廳優秀青年項目“精準扶貧視域下湖南貧困地區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創新研究” (17B068); 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劃課題“基于教育資源均等化的湖南貧困地區教育精準扶貧策略研究” (XJK18CJG004); 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精準扶貧背景下廣西農村貧困人口貧困再生產與阻斷機制研究” (XNC2019004)

     

      鄉村社會治理方式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新時代鄉村治理方式的變革、轉型與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農民、基層政府與農民自治組織等多個鄉村治理主體。歷史上,中國鄉村治理經歷了由“縣政紳治”模式到“政社合一”模式再到“村民自治”模式的轉變。作為中國鄉村治理的一項偉大實踐,村民自治模式不但促進了中國鄉村經濟的繁榮,還推動了中國鄉村政治的發展。但盡管如此,村民自治模式依然飽受質疑。2014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提出“要進一步健全基層民主制度,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1]。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三治”的融合與共生是新時代鄉村治理模式的重大理論創新,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現實表征。從某種意義上說,自治是共治的基礎,鄉村共生治理作為新時代鄉村治理由“自治”向“共治”的創新性探索,既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有益補充,也是新時代鄉村治理模式的有效延伸。

      “共生” (Symbiosis) 一詞是生物學的概念,由德國生物學家安東·德貝里 (1879) 提出,他認為“共生是生活在一起的不同生物體之間,具有某種程度的永久性物質聯系”[3] (P3) 。關于鄉村共生治理的闡釋,學界已有所涉及。埃比尼澤·霍華德 (1898) 提出“要建設分散、獨立、自足的‘田園城市’,實現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的有機融合”[4] (P6) ,這種“田園城市”的構想就孕育著城市與鄉村“共生”的意蘊。劉易斯·芒福德 (1961) 認為“城與鄉應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5] (P79-83) ,并提出了城鄉不能割裂的“以城帶鄉”的城鄉共生發展理念。國內研究共生發展的代表專著主要有袁純清 (1998) 的《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李思強 (2004) 的《共生構建說論綱》、胡守鈞 (2012) 的《社會共生論》等,但很少有學者將“共生理論”引入到“城鄉關系”的理論研究場域,對鄉村共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甚少,對鄉村共生治理所需要的條件和基礎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本研究立足新時代中國鄉村治理的實際,從利益關系、群眾意愿、文化認知、組織規模、區域毗鄰等五個維度,求解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未來圖景。

      一、利益關系共生: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經濟基礎

      在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人民群眾始終是最重要的治理主體,也是最直接的利益主體[6]。利益是決定鄉村治理成效的關鍵,作為新時代鄉村治理場域不可或缺的共生治理,同樣是由利益決定的,只不過它是由相關利益和利益相關性決定的。每個共生單元之間的利益關系,是有效實現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最深厚的經濟基礎。新時代鄉村治理更加繁瑣復雜,伴隨著農村利益關系的調整和農民思想觀念的變化,可以說,利益關系共生已經成為新時代鄉村共生形成的首要條件。

      所謂共生是指共生單元之間在一定的共生環境中按某種共生模式形成的關系[7] (P7) 。同樣地,鄉村共生治理也是不同共生單元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制度環境等復雜的共生環境中,通過互利共生、互惠共生、互融共生等共生模式,進而實現新時代鄉村的“善治”。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實現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呢?利益關系共生是首要條件。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霍爾巴赫認為“利益是人類行動的一切動力”[8] (P512) 。馬克思也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9] (P82) 。國內學者通過對鄉村治理現狀的長期觀察發現,某些鄉村農民有關“利益的社會治安、公共服務、公共設施……需要由地域共同體的全體成員共同決定”[10] (P25) ,也就是說,鄉村公共利益的實現是以鄉村全體公民協商、溝通為基礎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對鄉村社會公共秩序的維護需要不斷地整合、協調、均衡各種利益關系,實現“互”與“利”的有效共生,最終形成利益關系共生的鄉村治理“共生圈”。可見,利益是新時代鄉村共生發展的首要前提,利益關系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形成的首要條件。

      以產權為核心的利益關系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經濟基礎。“如果產權私有,人們之間缺少利益相關性難以形成利益共生關系;如果產權共有,則占有者之間就會形成很強的利益共生關系。”[11]毫無疑問,這種產權的利益共生性將為新時代鄉村“共生圈”的建構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在原始人類、氏族公社、農業文明時期,人們依賴集體的力量獲得生存與發展,一般是采取財產共有的方式進行合作分工,推崇直接民主的群族或者氏族共生發展關系,可以說,財產權的共有與共生治理有著密切的關聯。事實證明,只要是在公有制框架下的產權共有,就會存在多元社會關系的共生環境,就有可能形成多元社會關系的利益共同體,鄉村治理也就有可能形成利益關系共生的“共生圈”。

      以產權為核心的利益相關程度決定著鄉村共生治理的程度。早期經典的哲學家們幾乎都探討了產權與共同體建構的關系,柏拉圖在其構想的“理想國”里提出,產權的公共所有才會有“良善”的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的城邦,當統治者一旦豎立起來之后,那里就沒有任何東西是私人的,一切都是共有的”[12] (P206) 。讓-雅克·盧梭提出:“集體的每個成員,在形成集體的一瞬間,便把當時實際情況下所存在的自己——他本身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所享有的財富也構成其中的一部分——獻給了集體。”[13] (P27) 盡管他們沒有直接論述利益相關性與人類共生發展的關系,但事實證明產權共有或利益關系的城邦共同體具有可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也就是說,利益相關性、產權共有程度和鄉村共生程度三者成正相關,即利益相關性越強,鄉村共生程度就越高;產權共有程度越高,鄉村共生治理格局就越容易形成。

      當前,中國農村實行的是土地歸集體所有,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資源,其產權的共有產生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利益相關性,這為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除了土地集體產權形成的共同利益外,鄉村共生治理的過程也會產生其他的相關利益,諸如鄉村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鄉村生態環境的治理、鄉村公共安全的保障等,凡此種種都需要行政村莊或者自然村落共同體以共生合作治理的方式加以解決。總的來說,鄉村作為最基本的治理單元,既是產生利益矛盾和引發社會沖突的重要源頭,也是協同利益關系和調解社會沖突的關鍵環節。“農民與國家的關系始終是農村利益關系的主線,而在具體的鄉村治理過程中,農村利益關系又涉及三個層級,即縣 (區) 、鄉 (鎮) 、村 (屯) ,只有三者之間的利益相對均衡”[14] (P177) ,才能實現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美好圖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以共生單元、產權單位、利益單元三者融合的有效性為重要條件,只有三者有效融合,才能使鄉村共生治理取得較好的成效。

      二、群眾意愿共生: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先決基礎

      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既需要注重各種外部條件,更需要尊重群眾的意愿,不能用政治或者經濟誘惑等手段迫使群眾參與,而是要積極地鼓勵群眾自愿參與鄉村社會的治理。當前中國農村社會,核心家庭是一個基本的“私”,并構成了中國農民基本的行動單位,這對群眾是否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至關重要。由此看來,只有建立在群眾自愿參與基礎上的共生治理,才是真正的鄉村共生,才有可能尋找到新時代最優的鄉村共生模式。

      從詞語釋義的角度來看,意愿包含著意向和愿望兩層意思。意向是心理活動,屬于內在表現部分;愿望是心意的外在希望達到的要求。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15] (P7) ,“趨”意味著人們愿意接受城邦的生活。大衛·休謨則認為“心靈、情緒和身體的運動都服從于意志”[16] (P52) ,國家意志的表達和實現都是人們自愿接受和服從的結果,政治國家的創建都是以個人的意愿為依據的,起源于公民自愿的結合與自由的選擇。塞繆爾·P.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每一個國家自成一個政治共同體,人民對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舉國一致的共識”[17] (P1) 。可以看出,經典哲學家、政治家們的論述都說明了城邦、政治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無一例外地都是由群眾自由、自愿結合產生的,群眾意愿是共生治理的基礎。

      當今世界,人類社會正處在現代化、全球化、市場化和城市化不斷延續和深入的大背景之中,這既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又是一種新時代重要的現實表征。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人們更加注重政治的公平與民主、社會的平等與正義、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面對不斷拉大的城鄉貧富差距、嚴重失衡的社會結構、不協調的資源配置,新時代鄉村治理需要進行新一輪的實踐探索,集聚多方合力以實現治理的有效性。群眾意愿作為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先決條件,不僅包含著人們更加注重追求公平、自由、平等的新時代特征,還凸顯出鄉村共生治理過程中自我選擇、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共生意蘊。共治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揮管理過程,而是多元主體間對話、競爭、妥協、合作最后采取集體行動的過程。因此,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實踐過程中,共生單元之間要以一種平等、自由的方式“相結合”,形成鄉村共生治理的“命運共同體”,如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合作聯盟、農民互助社、農業技術協 (學) 會、農村社區性合作組織等。

      群眾意愿程度決定了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程度。共同體的構建是人類一種自覺、自愿、自為的選擇實踐,是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根據群眾意愿的不同程度,從心理學和行為學的角度出發,可以將群眾意愿程度和共生治理的有效性分為四類:第一類,心里有意愿,行動有意愿,屬于這一類型的鄉村治理共生單元,只要能夠滿足自身的利益與需求,就能夠產生強有力的“集體行動”,因而,最易形成鄉村共生治理格局。第二類,心里有意愿,行動無所謂,屬于這一類型的鄉村治理共生單元,雖然有參與鄉村共生治理的強烈愿望,但可能是由于利益不夠大或者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滿足,如果能夠增加共生單元對利益與需求的滿足,那么還是有可能形成鄉村共生治理格局的。第三類,心里無意愿,但是行動上是參與的,屬于這一類型的鄉村治理共生單元,毫無參與鄉村共生治理實踐的意愿,可能是由于受到外界某種政治壓迫或者行政命令迫使其參加“集體行動”,但卻無法形成一種鄉村共生治理的圖景,只能是某種強制的聚合。第四類,心里無意愿,行動也無意愿,屬于這一類型的鄉村治理共生單元之間無法形成共生,只可能是形成一種強制的聚合,反而嚴重影響著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

      顯然,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實現有賴于群眾的整體意愿。作為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奠基者,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其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如果某一集團中的成員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標,那么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出,只要那一集團中的個人是理性的和尋求自我利益的,他們就會采取行動以實現那一目標。”[18] (P2) 簡言之,如果一個組織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標,那么,組織成員之間集體行動就容易達成。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理智和意愿上的共同體才能持久存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圈”才會充滿生命力。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實踐中,農民個體的意愿是形成鄉村共生治理的基礎,但現實中還需要考察由農民個體組成的群體的意愿情況,即需要考量鄉村治理各個共生單元的意愿。事實證明,農民自愿參與鄉村共生治理的意愿越強烈,那么,鄉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圈”就越容易形成,共生治理的效果也就越會達到最優。

      三、文化認知共生: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心理基礎

      文化認知程度的高低決定著鄉村共生治理成效的高低,是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關鍵因素。關于文化的定義,可謂是眾說紛紜。英國學者愛德華·泰勒認為:“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任何能力與習慣。”[19] (P1) 簡單地說,文化就是一種情感、思維、信仰、價值、習俗與行為方式的復雜集合。文化認知共生主要是指鄉村共生治理過程中的每一個共生單元之間互相認同彼此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行為方式以及利益關系,形成一種合作共生、融合共生、協同共生的新時代鄉村治理的共生關系。

      一方面,文化認知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價值選擇的重要依據。中國共有56個不同的民族,那就意味著有56種不同的民族文化。同樣地,全國共有32683個鄉鎮和585451個村民居委會1,這就意味著廣袤的中華大地擁有著成千上萬種不同的鄉村文化。實際上,中國的鄉村文化是一種地域文化,農民對本村、本族有著共同的認識、認知與認同,這為鄉村共生治理創造了最基本的文化認知共生的有利條件。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實踐中,共生單元所具備的文化知識、個體經驗、民風傳統等認知是通過不同共生單元對其進行“過濾”“加工”,并有選擇性地吸收對共生發展有價值的東西,最終形成鄉村共生治理價值選擇的基礎和工具。換句話說,不同的共生單元對不同的鄉村文化認知的價值選擇,對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價值的認同,顯著影響著其對參與鄉村治理、多元共治等價值的認同度。

      另一方面,文化認知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工具選擇的重要依據。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工具是基層政府、自治組織、行業協會、其他社會組織和公眾等共生單元達成有效鄉村合作共治的手段和工具,可以說,治理工具的選擇直接關系到鄉村共生治理的績效。在全能型政府文化認知下,以往那些行政命令、強制措施等治理方式已經不符合新時代鄉村治理的要求,需要民主協商、公眾參與、社會協同等一系列新的治理工具,進而形成以文化認知共生為有效實現條件的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格局。

      當然,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共同體。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圈”中,不是完全區分或是割裂了“你、我、他”或“你們、我們、他們”,而是構建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會協同共治格局,“共生圈”內的每一個共生單元情感相通、習俗相近、信仰相融以及理念相同。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新時代的“鄉土文化”大背景下,新一代農民對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美好生活等的需求呈現出多樣化、高質化的特征,事實證明,只有當農民之間、農民群體之間、鄉村共生單元之間對國家文明、鄉村文化認知達到共生共融的狀態時,新時代的鄉規民約才能體現出最大效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狀態才能達到最優。

      可以說,文化認知共生的程度決定著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程度。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基層政府、社會組織、農民等共生單元的協同合作,共生治理的前提是要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認知的基礎之上,共生單元的選擇不僅要文化相通、利益相近、理念相同,而且要根據鄉村共生治理的目標需要促使投入最小化與產出最大化。

      總的來說,共生單元之間的文化認知不同,對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影響也大不相同,不同的文化認知會產生不同的鄉村共生治理模式。換句話說,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在認同各個共生單元的文化的基礎上構建一種嶄新的、共同的文化認知。譬如,G省某些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建立起的村、組兩級土地股份合作社,通過合理的收益分配與股份分紅,既能使共生單元之間理性行使自身的權利,又能自覺地履行自身的義務,從而達到最優的鄉村共生治理狀態。社會學大師齊格蒙特·鮑曼認為:“推動‘文化’概念逐漸轉變為流動的現代化身的力量與贊同市場擺脫非經濟限制——主要是社會、政治和種族的限制——的力量是相同的。”[20] (P8) 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鄉村“流動的文化”愈來愈繁冗復雜,傳統的農耕文化已經被眾多流動的亞文化沖淡,傳統鄉村自然、淳樸、和諧的農耕文化逐步消解,“鄉村社會發生了整體性變化”[21]。面對當前鄉村猖獗的地下博彩文化、封建迷信文化、低俗喪葬文化等不良文化現象,如何從價值觀念、宗教信仰、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等多層面重塑鄉村共生單元之間的文化認知,已經成為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當務之急。因此,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共生單元之間互相深刻認知彼此的文化,無論是宗教文化、家族文化還是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行為方式,都應該遵循一種普世的核心價值,不同類型的共生單元都要實現對國家的認同、民族的認同、村落的認同。

      四、組織規模共生: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內在基礎

      所謂組織規模共生,即鄉村治理共生單元之間形成了一種適度的共生規模,并且達到了一種最佳的鄉村共生治理狀態。在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實踐中,有效共生的主體是鄉村治理的每一個共生單元,包括基層政府、自治組織、社會組織、農民群眾等,它的直接動力是共生單元之間的自主選擇性和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并具有直接性、群體性、社會性等特點,每一個共生單元都可以通過平等、自愿的方式參與到鄉村共生治理的全過程中,但這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即適度的共生規模。事實上,共生規模主要包括兩方面,即共生單元規模與共生空間規模。

      一方面,組織規模共生需要充分考慮共生單元規模的問題。一般認為,參與鄉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單元不宜過多,參與的共生單元越多,達成“集體行動”的合作共治就會越難,共生治理的效果就會越差。但參與鄉村共生治理的共生單元也不宜過少,一旦共生規模達不到合適的區間,就無法產生更多的社會效益,鄉村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就會降低。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對于一個政治國家來說,沒有比公民們互相熟知有更大的利益了”[22] (P149) ,只有公民們互相熟悉了,才能結成更好的共同體。正如羅伯特·A.達爾、愛德華·R.塔夫特所提出的:“最適當的公民團體應當是能夠讓所有的公民都相互認識和彼此了解,并且相互之間盡可能友善。”[23] (P5) 托馬斯·卡明斯、克里斯托弗·沃里則強調:“組織規模的縮小,可以增加組織的靈活性,更適合一個組織或機構的發展。”[24] (P5) 學者們從政治國家、共同體、公民團體等層面論述了組織規模大小的問題,這對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中共生單元規模的選擇具有重要價值,也充分說明共生單元規模問題是影響鄉村共生治理成效的關鍵變量。

      另一方面,組織規模共生需要充分考慮共生空間規模的問題。共生空間與鄉村治理、村民自治有著極大的關聯,共生空間規模大小也會影響鄉村共生治理。“一個城邦最合適的人口限度是既足以達成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25] (P361) 在較小規模的民主體中,公民更容易內化各種社會準則和價值,從而增強自愿的順從行為,并減少社會管理中的強制。而更大規模的民主體則為個人、團體以及普遍利益和公共目標之間的觀點分歧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增加了實現共生效應的難度。這也充分說明,鄉村共生治理的共生空間規模不宜過大,要選擇恰當的共生規模,一旦超越了一定的規模,鄉村共生治理的難度就會增大,因而共生空間規模要適中。在日本,即便是較大的市町村,人口也不多,規模也不大,人們相互之間比較了解,且容易溝通[26] (P10) ,更容易形成鄉村治理“共生圈”。英格蘭的鄉鎮的人口規模一般為二三千人,這種鄉鎮規模大小適中,為鄉鎮的所有居民形成并實現其共同利益創造了良好條件[27] (P21) 。可見,適度的共生空間規模不僅能夠增進共生單元之間的了解與溝通,還可以最有效地維護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形成一種共生單元之間的適應性共生模式。

      此外,組織規模共生還受到其它諸多因素的影響。一是受共生單元不同文化的影響,如民族特色文化、宗教信仰文化、區域民俗文化等,共生單元之間的文化認知程度、文化認同程度越高,鄉村共生治理的規模就越適宜。二是受共生單元不同利益的影響,如家族利益、宗族利益、個人利益等,共生單元之間的利益關系越緊密,鄉村共生治理的規模就越適宜。因此,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組織規模共生的要求才是鄉村共生治理規模有效性的變量函數,如果其它影響因素發生變化,組織規模適度性與組織規模有效區間也會隨之發生改變。

      歸根結底,鄉村共生治理必須要有適宜的組織規模,包括共生單元規模和共生空間規模,它們與鄉村共生治理及其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有著緊密的關聯,只有實現了組織規模的共生,才能有效推進鄉村共生治理格局的形成。首先,合理適度的組織規模能夠充分調動共生單元的積極性,增強共生單元參與共生治理的意愿,減少社會管控的風險,促進共生單元有效參與鄉村共生治理。其次,合理適度的組織規模能夠維持“共生圈”有效的共生秩序,保障共生單元之間的共同利益。最后,合理適度的組織規模能夠保證鄉村共生治理的成效,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五、區域毗鄰共生: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空間基礎

      如前所述,利益關系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經濟基礎,群眾意愿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先決基礎,文化認知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心理基礎,組織規模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內在基礎,但只有利益關系共生、文化認知共生、群眾意愿共生與組織規模共生,仍無法有效地形成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格局。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形成需要更多的條件和基礎,其中,區域毗鄰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重要空間基礎。

      在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語境中,鄉村呈現出人才空心化、人口分散化、家庭空巢化、土地荒蕪化等特點,即使鄉村治理共生單元之間存在共同利益關系且組織規模適度、文化認知程度較高以及群眾意愿較積極,但如果共生單元之間地域分布廣泛且分散,則仍然無法形成有效的鄉村共生治理。作為自然條件的地理區位也是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重要因素,區域毗鄰是鄉村治理有效實現的重要前提。學界關于區域位置對一個區域政治體制、社會行為及治理邏輯的影響的研究非常豐富。卡爾·科恩在研究政治民主的條件時同樣涉及地理條件,他認為:“民主要求能使社會成員普遍參與的地理條件,自然環境 (氣候、地形等) 一定不要為參與帶來太大的障礙。”[28] (P108)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的研究結論是:“有助于美國維護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因素可以大致歸結為三類:一是上帝賜予美國人的獨一無二的地理環境;二是法制;三是民情和生活方式、生活觀念。”[27] (P82)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詹姆斯·麥迪遜在他們合著的《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也提出:“聯邦各州能夠聯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特殊的地理位置。”[29] (P96) 上述經典著作都說明了地理位置對地區的政治體制與社會治理邏輯具有重要影響,雖然沒有直接論述地理位置相近或者說區域毗鄰對社會治理的有效性,但無論是城邦的發展繁榮還是鄉村治理的有效實現,都離不開地理位置的選擇。

      從某種程度上講,區域毗鄰或鄰近決定著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鄉村共生治理的區域越大、距離越遠,越難形成鄉村共生格局;反過來,鄉村共生治理的區域越小、距離越近,越易形成鄉村共生格局。同時,受中華傳統“遠親不如近鄰”思想的影響,如果一個區域內的人們互相熟悉、互有所需,在相同或者相近的地勢、地貌中更加容易形成對彼此文化的認同、情感的認同、習俗的認同,進而形成共生。筆者的走訪調研也發現,區域毗鄰的村落越是落后、封閉,其傳統文化越濃厚、鄉風民俗越融合,越容易達成村落共生的愿景。

      區域毗鄰是社會共治的空間基礎。長期以來,區域毗鄰是形成鄉村社會共治的重要空間條件。在傳統的鄉土中國,人們通過長期的彼此互動,在特定的地理條件下形成了共同生活、生產的空間環境,這種空間環境包含著人們某種特定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利益,不僅需要人們共同維護、彼此珍惜、互相理解,還需要區域毗鄰的人們的共同參與,這就為社會共治提供了必要條件。費迪南·滕尼斯認為:“血緣共同體作為行為的統一體發展為和分離為地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直接表現為居住在一起。”[30] (P65) 總之,在新時代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語境中,由于農民對土地與生俱來的依賴性,加之區域毗鄰的人們更具強烈的地緣認同感,因而更容易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鄉村共生治理模式,如貴州省凱佐鄉參與式共治模式[31]、宜昌市倉屋榜村“一二五”多元主體共治模式[32]、湖北省宜都市鄉村網格化共治模式[33]以及重慶市巫溪“樂和家園”、河北省肅寧“四個全覆蓋”和四川省彭州“民心通”工程等[34]基層多元共治模式。

      區域條件的多樣性使鄉村共生治理形成了不同的共生單元。中國疆域遼闊,既有雄偉的高原、起伏的山嶺,也有廣闊的平原、低緩的丘陵,多樣性的地勢、地貌產生了不同的共生單元,會形成不同的共生模式。諸如:高山共生治理模式、湖海共生治理模式、河灣共生治理模式、林地共生治理模式、草原共生治理模式等。從區域垂直分布的角度來看,區域地勢的高低決定著區域共生治理模式的形成,在不同海拔的山頂、山腰、山腳,人們就會根據地勢的情況,再結合自身生產、生活的需要,進而形成可行性的共生模式。從區域水平分布的角度看,不同的地形地貌決定著不同共生單元的產生,如云貴高原的壩和寨、兩湖地區的灣和沖、北方的莊和屯等,因不同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多樣性的共生治理模式,如壩共生治理模式、寨共生治理模式、灣共生治理模式、沖共生治理模式、莊共生治理模式、屯共生治理模式等。概而論之,面對多樣性的區域條件,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充分考慮地勢、地貌、地形對鄉村共生模式構建的影響,利用好區域毗鄰的地理空間條件,激發共生單元參與鄉村共生治理的積極性,提升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水平和成效。

      六、結論與討論

      (一) 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需要具備相應的條件

      中國的鄉村社會是一個交織著經濟、政治、社會、法權、文化、民族、歷史乃至地理諸多因素或條件的具有濃郁鄉土風格的村社共同體[35]。在從傳統的“鄉土中國”向新時代的“新鄉土中國”的轉型實踐中,農民對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現出多樣化、高質化的特征。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是由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的共生單元構建起來的鄉村共生模式,它既要考慮鄉村政治和鄉村經濟的因素,還要考慮鄉村文化和鄉村社會的因素。由此可見,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離不開必要的實現條件,只有具備了相應的條件,鄉村共生治理才能實現,并且富有成效。

      利益是新時代鄉村共生發展的重要前提。利益關系共生既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形成的首要條件,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經濟基礎。在鄉村治理實踐中,以產權為核心的利益關系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以共生單元、產權單位、利益單元三者融合的有效性為重要條件,只有具備了相應的條件,才能使鄉村共生治理取得較好的成效。

      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實現有賴于共生單元的整體意愿。鄉村共同體的構建是人類一種自覺、自愿、自為的選擇,是一種集體行動的邏輯。群眾意愿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先決基礎,群眾的意愿程度越高,共生單元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的積極性就越高,鄉村共生治理的成效就會越好。

      文化認知程度的高低決定著鄉村共生治理成效的高低。文化認知不僅是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關鍵因素,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心理基礎。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基層政府、社會組織、農民等共生單元的協同合作,其共生治理的前提是共同的文化認知。因此,共生單元的選擇不僅要利益相近、理念相同,而且要文化相通。

      鄉村共生治理必須要有適宜的組織規模。組織規模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內在基礎。合理適度的組織規模,才能調動共生單元的積極性,增強共生單元參與鄉村共生治理的意愿,進而提高鄉村共生治理的成效。

      區域毗鄰決定著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鄉村共生治理的區域越大、距離越遠,越難形成鄉村共生格局;鄉村共生治理的區域越小、距離越近,越易形成鄉村共生格局。區域毗鄰共生是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重要空間基礎。

      (二) 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人們更加注重政治的公平與民主、社會的平等與正義、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研究表明: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取決于利益關系、群眾意愿、文化認知、組織規模、區域毗鄰五個維度的共同作用,其中,利益關系和群眾意愿是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最直接、最關鍵的因素。每一個條件或者因素都與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存在著必然的關聯,都會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但每一個條件或者因素都無法單獨決定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性,需要與其他條件或者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對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實現發揮作用。換句話說,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受利益關系、群眾意愿、文化認知、組織規模和區域毗鄰等五個維度的影響,這些因素構成了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性的變量函數。在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有效實現的五個條件或者因素中,每個條件或者因素的影響力是不盡相同的,其作用和地位也是不相同的,利益關系、群眾意愿是基礎條件,文化認知、組織規模是內部條件,區域毗鄰是外部條件。

      (三) 研究展望

      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中國社會是鄉土社會。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人們相互熟悉、彼此尊敬、互相理解,這也正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鄉村治理取得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實踐證明,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需要以達成共識的文化認知作為紐帶,通過共生單元彼此利益關系的交融,增強共生單元參與鄉村治理的意愿,形成一種互利共融的鄉村治理“共同體”。本研究只是從宏觀層面提煉出了五個影響新時代鄉村共生治理的因素,并沒有深入分析五個條件對鄉村共生治理的具體影響因子,如利益關系共生的具體關聯點在哪里?如何調動共生單元參與共生治理的積極性?共生規模控制在怎樣的范圍比較合適?如何實現鄉村振興戰略與鄉村共生治理的有效結合?上述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這也正是筆者下一步聚焦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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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 最新統計時間為2014年, 本研究檢索時間為2018年5月12日。

      

    作者簡介

    姓名:羅敏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禹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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