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研究從對歷史真相的還原逐步過渡到心態史研究，日漸擺脫傳統宏觀和正統的史學敘事，步入微觀而私人化的語境分析。新近出版的《華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張劍著，中華書局2020年8月版）就是一部“日常生活”研究表征性著述。

　　日常研究可能偏離初衷

　　全書分為《居鄉誠不易：〈何汝霖日記〉中的鄉居生活》《勿藥元是夢：四位名臣日記中的疾病書寫》《何處是歸程：〈紹英日記〉中的亂世凄惶》三部分，講述晚清6位高官——何汝霖、季芝昌、曾國藩、廖壽恒、鹿傳霖、紹英的日常生活，尤為側重煩惱的一面。選擇以日常生活作視角，使書中并不主要呈現高官在朝堂與地方行政事務中的表現，也并不主要表現他們的權威及思想文化等聲名。如軍機大臣何汝霖返回故鄉南京時，日記所記全是奴仆吵架、家人要錢、家庭教師水平堪憂等可氣可笑的瑣事。對南京城的大水，他和普通百姓一樣無可奈何。而季芝昌、曾國藩、廖壽恒、鹿傳霖常因身體疾病而痛苦不堪，他們在日記中盡心記載身體疾病變化。鹿傳霖的病中日記甚至主要記載出恭情況，讀來令人捏鼻。至于宗室大臣紹英，日記主要記載他如何咬緊牙關勉力維持風雨飄搖的遜清皇室。

　　書中所示高官形象與傳統史書所塑造的形象反差甚大。然而這項研究并非對重要歷史人物的戲謔和嘲諷，作者一再聲明，日常生活的記錄“才是近代日記的常態和本來面貌”，他希望通過分析人人皆有的日常生活，拉進高官和普通人的距離，從而讓普通人產生見賢思齊的心態，轉而效法他們去提升自我。至于那些據日記滿足私人獵奇心理和解構歷史的做法，作者并不贊同。只是，作者的良苦用心能否扭轉普遍的閱讀趣味呢？答案恐怕不容樂觀。近年來相當多基于日記的文史研究文章，常常流露某種“窺私癖”傾向。這充分說明，基于日記材料的“日常生活”研究可能偏離研究初衷，雖走向日常生活，卻忘了日記研究為何需要日常生活的視角。

　　瑣事并非淺薄無聊

　　從自然氣候到社會環境，從人際交往到柴米油鹽，從生老病死到心理活動，日常生活幾乎無所不包。中國人使用“日常生活”常常不包括有關政治、思想和文化等傳統史學主要關注的內容。當然，其中唯一例外的是經濟。不過“日常生活”視角下的經濟生活,也多局限于個體及家庭收支，而較少關注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與傳統經濟史研究對象仍有較大距離。

　　中文語境的“日常生活”源于英文“everyday life”，而這一英文術語又轉自布羅代爾等人使用的法語詞匯“quotidienne”（日常的）。布羅代爾在名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使用“日常生活”，為的是與“物質文明”相對應。他認為物質文明與日常生活關系匪淺，如食品、衣著、住房、技術、貨幣等應置于日常生活中考察，這些物與圍繞它們的物形成了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過程。布羅代爾試圖給這些日常生活之物以歷史學的關注，故而將其從經濟中剝離出來，成為有分量的關注對象。這就必然導致日常生活上升到史學范疇。在第一卷中，布羅代爾公開為日常生活進行辯護，他說：“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納入歷史的范圍。這樣做有什么用處？是否必要？日常生活無非是些瑣事，在時空范圍內微不足道。你愈是縮小觀察范圍，就愈有機會置身物質生活的環境之中。大的觀察范圍通常與重大史實相適應，例如遠程貿易、民族經濟或城市經濟網絡。當你縮短觀察的時間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個別時間或者種種雜事；歷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為是獨一無二的；雜事則反復發生，經多次反復而取得一般性，甚至變成結構。它侵入社會的每個層次，在世代相傳的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刻下印記。……整理、重現這些場景是饒有興味的事情，我不認為它淺薄無聊。”由此，日常生活可以作為一種視角或方法進入微觀領域，從而發現人們習焉不察的重復性瑣事，已經成為社會的結構性存在。

　　觀物及物與人的關聯

　　《華裘之蚤》之所以獨特，就在于利用高官與日常之間的反差，凸顯普遍性的生活真相。這種日常生活，正經正史文獻中很少存在，因為不登大雅之堂；在私密文件如日記和書信中，也是有限度公開，因為人人過于熟悉反而覺得毫無必要。晚清高官所習慣的是軍國大事、官僚交往、文雅活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對他們而言反而是新鮮的，至少就寫作題材而言是新鮮的。只有在這樣的文獻語境中，我們才注意到“排日記事”的日記如何消磨那么多的時間。具備固定日期格式的日記的日常“無意義”特點才被我們感知到。當然，這種感知日記的方式是否真正把握到日記作者的意圖？恐怕有待商榷。對晚清高官而言，記述這種日常瑣事的原因除去日常生活的新鮮感外，還在于瑣事往往具備備忘或治療效果。日記寫作可以舒緩壓力、放松心情。他們預設的讀者往往是自己。因此日記所示的日常生活可能僅是他們生活的部分真相。由此，我們不能不追問：當今讀者闖入這種私密性文本，感知到的究竟是高官的日常生活，還是高官筆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通過“日常生活”切入日記研究，可以直觀呈現歷史上的私人生活，管窺整個社會生活風貌，所提取信息往往也因“日常性”而與普通人呼應，故深受讀者和研究者喜歡。但日常生活作為日記研究普遍性視角的成立，尚須借助反差性的對照。例如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當從高官日記入手；而窺探農民的日常生活，應當從地主日記入手；至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則應從仆人等其他周邊人物日記入手。由此，日常生活的研究視角產生悖論，即日常生活須借助非日常的文獻記載進行確立。這樣一來，基于日常生活視角的研究，似乎重新回歸傳統史學的方法，即利用各種文獻去證明某種制度、關聯等，而忽視活生生的人在其中的位置和作用。該書立體揭示了晚清高官生活的另一面，書名使用日常一詞而非日常生活，充分顯示研究者的審慎姿態和研究期待。至此，將日常生活作為日記研究的方法，似應回歸布羅代爾使用這一術語的語境，即日常生活應是與物質文明相對應的研究對象。利用日記研究日常生活，應當回歸對物的關注，關注物與人的關聯。利用日記材料，通過日常生活視角觀測物及物與人的關聯研究，目前尚不多見。而這，似乎是日常生活在人際關系和日常瑣事之外一個值得期待的領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