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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村社自主性與外部資源的內部化
    2020年12月29日 10:12 來源:《學術月刊》(滬)2020年第6期 作者:董磊明 鄒松 字號
    2020年12月29日 10:12
    來源:《學術月刊》(滬)2020年第6期 作者:董磊明 鄒松
    關鍵詞:項目制;村社自主性;運作機制;外部資源內部化

    內容摘要:

    關鍵詞:項目制;村社自主性;運作機制;外部資源內部化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項目下鄉在向鄉村注入大量資源的同時,極大地影響了基層治理生態。研究發現,項目運作過程中村社自主性與項目運作機制交互作用,產生了外部資源懸置、內部化、外部化、私人化、工具化等不同樣態。在當前海量資源持續輸入農村的背景下,須在充分考慮村莊接應能力的情況下選擇適宜的運作機制,在提升村莊公共服務水平的基礎上,促進村莊公共性的重建,改善基層治理。

      關 鍵 詞:項目制;村社自主性;運作機制;外部資源內部化 

      項目基金:本文獲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國家高端智庫重點課題資助。

      作者簡介:董磊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教授;鄒松,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一、問題緣起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分稅制改革及全面取消農業稅等財稅政策改革后,中國農村經歷了“千年未有之巨變”。面臨市場化沖擊、人口流動加速、邊界日益開放的村莊,從熟人社會變成“半熟人”社會,遭遇了村莊內生力量無法有效整合秩序的“結構混亂”。①與此同時,鄉村兩級組織面臨著治權弱化的困境。分稅制改革重新定義了中央和地方的權力結構,作為縱向權力體系的“條”的權力明顯增強,國家為平衡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與事權上的結構失衡,采取了項目制這一方式自上而下向地方轉移資源。

      學界對項目制運作展開了豐富的討論,但對其運作效果評價不一。有學者認為項目資源提高了財政資金使用效率、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②,在某些地區還成為村莊的借力支點,實現了村莊的發展意圖。③更多研究對項目制的運作效果給出了負面評價,在短期內獲得巨大資源輸入的農村,面臨著因項目落地而帶來的資源利用效率低下、矛盾糾紛增多,刺激“釘子戶”出現,甚至催生出基層政權借助灰色勢力“擺平釘子戶”④,地方精英截留項目資源帶來的分利秩序和精英俘獲等問題,擠壓村莊公共利益空間⑤,惡化基層治理生態。

      這啟發了筆者的思考,同為項目制運作方式,為何在各地的實踐效果迥異,什么因素影響了資源下鄉的成效,在何種情況下項目資源能真正轉化為治理資源,加強基層自我生產秩序的能力。⑥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中的項目制是指中央對地方或地方對基層的財政轉移支付的一種運轉和管理方式⑦,中央或地方通過這樣的形式向基層輸入資源,由此有了“資源下鄉”。

      二、理論視野中的項目下鄉

      (一)已有研究回顧

      已有對項目制的研究可概括分為對項目制運作內涵及其特點的研究,對項目制影響基層治理的研究。

      1.項目制運作內涵及其特點

      渠敬東、折曉葉等人的研究較早地將項目制引入了社會學研究領域。渠敬東和周飛舟等人發現了公共服務和建設支出邁向了“專項化”“項目化”,一套以項目制為核心的新型國家治理體制建立起來⑧,中央和地方間形成了分級治理的格局。⑨折曉葉、陳嬰嬰以“中央對地方或地方對基層的財政轉移支付的一種運作和管理方式”對項目制的定義做出界定,并提出不同層級政府在項目制運作中“發包”“打包”“抓包”的不同行動邏輯。⑩

      項目制自身的特點對資源下鄉的過程、運作邏輯都有影響。項目資源的競爭性與稀缺性,使其容易被村莊精英轉化為私人資源而使資源下鄉的公共目的被消解(11),也促發了一些交際能力強且關系網絡廣的村民在謀利沖動下作為“新代理人”登上村莊政治舞臺,他們在資源分配、落地過程中的參與,削弱了基層政權的治理能力。(12)項目資源自帶的國家權威屬性,在壓力型體制下,使鄉鎮政權為項目落地“跑腿辦事”,這就使得權威性強的基層政權變成“協調型政權”(13),權威性弱的基層政權消極作為,采取擺平式的“‘積極’治理”。(14)在具體運作過程中,項目制也因地方政府和大工商資本的“合謀”,背離了分級治理的正當性,在“權-錢”結合邏輯下,產生了地方勢力勾連共同吞噬國家資源等變態后果。(15)

      2.項目下鄉對基層治理的影響

      項目下鄉對基層社會帶來的最直接的效應是大量財政資源以項目、社會福利等形式輸入鄉村,更深遠的影響則是重塑地方治理格局,影響社會結構,這引發了學界對資源下鄉與基層治理議題的關切。

      已有研究表明,村莊社會基礎、項目運作機制的相互影響,共同形塑了項目下鄉后的基層治理格局。

      村莊社會基礎是我們理解村莊治理及政策落地的一個重要參考維度,同樣的社會政策在不同的村莊的落地實踐效果可能迥異。(16)在缺乏內生秩序生產能力的村莊,資源下鄉過程排斥了村莊和農民的參與,促發了“等靠要”思想和“釘子戶”問題,村莊公共性被消解(17);在一些鄉村治理能力薄弱地區,基層組織無力整合村莊、動員群眾,資源下鄉落地過程面臨著“最后一公里”難題。(18)而在具有一定內聚力的村莊,尹利民等人更多地發現了項目制運作的積極意義,如調動地方政府的行政積極性、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等。(19)

      不同的項目運作機制對基層治理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在完全由政府主導的項目中,基層社會的積極性被忽視,項目落地過程脫離實際,項目效果大打折扣,如國家干預農業轉型項目,為降低交易成本,小農被政府整合進入工商資本生產鏈,大戶涌現(20),扶持大戶而犧牲散戶最終導致了大戶的糧食生產效率低下的后果(21);再如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項目,上級政府主導下的項目運作成效被約束,作用邊界太小(22)。在上級主導、基層部分參與的項目中,項目制規范性得以保障,有效解決“監督”問題,卻面臨著對代理人“激勵不足”的困境。在上級政府發包、基層社會主導的項目中,出現了鄉鎮政府與民眾共謀,通過項目包裝行為弱化項目規范性等不良后果。(23)

      概括而言,現有項目制研究可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沿著以渠敬東、周飛舟、折曉葉等人構建的“國家治理技術”的視角展開,代表性研究如陳家建、周雪光、史普原等人的研究,這類研究缺乏底層視角;另一類關注項目制本身及其與基層治理間的關系,代表性研究如賀雪峰、李祖佩、馮猛等人的研究,這類研究缺少對項目運行機制的社會基礎的考察,沒有看到不同社會基礎上不同的運行機制帶來的不同效果。這些不足為我們對項目制運作背景下的資源下鄉和村社自主性間的關系留下了繼續挖掘的領域和空間。

      (二)項目下鄉與村社自主性

      項目制運作的最基層單位是行政村,但任何一項涉農政策、項目資源的末端都是自然村,多數自然村作為熟人社會,因其復雜的血緣、地緣勾連,使得這一整體在面對資源進村時可以做出不同反應,項目落地實施是以自然村為行動單位的。村社的自主性就成了理解各種政策、項目在落地過程中出現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村社自主性的探討可大致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階段。在傳統村社中,村社內有一種“教化權力”,依靠鄉紳治理和“長老”統治來自我維持內部秩序(24),在這種治理結構下,“國權不下縣,縣下唯宗族”(25),這種思路延續了國家—社會的二元視角。在討論民國時期的鄉村社會時,杜贊奇引入“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探討國家政權建設在鄉土社會的遭遇,其研究體現出村社共同體在面對國家權力下滲時,有一定的自主性來接應或抵制,并表達村社精英的意志。(26)

      現有研究中,不同學者對村社自主性的內涵表述有所不同,但概括而言有如下幾方面是必須的:首先,相對獨立性,即能依靠自身機制、動用自身資源解決公共問題,自我提供公共產品、生產幫扶體系、滿足消費欲望、維持內部秩序。(27)其次,主觀能動性,即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標來獨立運作項目(28),面對國家資源輸入、外部力量介入時,具備“反向構建”的能力,有時面對上級黨政機關的行政壓力,甚至能自主決定重視或忽視哪些工作(29);最后,內聚力,即村落實體具有的共同認同和歸屬感(30)。

      參照前人研究,本文對村社自主性的定義為具有主體性的村莊能夠在自我維持內部秩序、滿足生產生活需要和解決公共問題的基礎上,面對國家、市場等外在力量介入時,可以自我選擇接受程度,自我生產感情認同、價值體系,產生集體行動,并對村落成員形成輿論道德約制。

      三、兩類村莊:自主性強與弱

      A村位于江西省南部,距鄉鎮政府所在地3公里,距縣城30公里,村莊地形以丘陵山地為主,各自然村沿山麓自西北向東南大致呈坡狀分布。全村沿山腰向河谷延伸排列著石寶、江上排、富蘊、伏龍排、桐子排、龍擺尾、饒屋、田山下、何屋9個自然村。從社會生活、儀式、價值觀念等層面來說,可以將A村視為一尚存的村社共同體。

      (一)尚存的村社共同體

      滕尼斯較早開啟了對共同體的社會學研究,其研究著重討論了個人與集群間的聯結紐帶、關系,并根據聯結紐帶的不同劃分出類型學上的三類共同體:血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31)在農村社會面臨急劇變遷的時代背景下,學界對村社共同體的內涵和邊界有了新的認識,但總體而言,村莊的行動結構單元、村社對內的保護機制與對外的排斥機制(32)、共同歸屬意識和相互依存關系(33)、安全感和凝聚力(34)等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結合A村實際,在分析不同村莊內項目制的不同運作邏輯之前,我們將從社會生活、儀式、觀念價值三方面來說明A村作為共同體的表征。

      1.社會生活共同體

      互助合作對于農民來說不但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即便可以通過機械化提高生產力,單個農戶也很難應對生產生活的全部所需,典型如農業生產互助(換工互助、共有牲畜)、紅白公事互助等。A村下轄的9個自然村中,有7個自然村內“換工”及“共有牲畜”逐漸淡出村莊生活,但仍有2個自然村內維持著這一傳統。其原因有壯勞力外出務工后經濟水平的提升,耕作規模的縮減,以及農業機械化對勞動力的解放,同時還與市場化背景下農民的經濟理性增加,“日工價”意識的深入人心有關。(35)紅白公事的互助則在每個自然村內都廣泛存在。

      2.儀式共同體

      儀式具有滿足人的心理需求、凝聚共識、貯存社會記憶等功能(36),而宗族儀式和宗教儀式又是極為重要的儀式。作為舉行宗族儀式的重要場所,祠堂的存在、興盛、消亡、重建過程,可以折射出當地村莊社會的宗族力量發展脈絡,進而看到當地村社的集體行動能力、自主性的強弱。

      A村在2011年至2014年間,依托成立宗親會、宗族理事會等形式,各姓氏集資興建了5座祠堂,宗族內部修祠堂的出資率接近百分之百,以鄭氏祠堂興建為例,有2戶鄭姓低保戶在無力出資的情況下,挑了兩擔大米贊助祠堂落成儀式當天的宗族會餐。

      A村下轄的每一自然村均有正月初十舞龍燈的祈福習俗。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每一自然村的村民都要祭拜本自然村內的社神,正月初十晚上還有“舞龍隊”前往各家舞龍燈,每家均擺茶酒“接燈”。在共同祭拜和“接燈”過程中,深化了村民對村莊集體的認同感。組織舞龍燈隊伍本身也是一項需要高度凝聚力的活動,因為每一次招募舞龍隊都需要青壯年勞動力承擔義務勞動。若非出于對地方神的信仰、對自然村村集體的認同,很難想象這一儀式還能綿延至今。

      宗族、宗教可以成為社區自發組織的社會資本,成為重新凝聚社區共識和共同信仰的工具(37),從宗族儀式、宗教儀式的實踐來看,A村內的多數自然村充分運用了宗族、宗教資源,在儀式上凝聚成了共同體。

      3.觀念價值共同體

      村落共同體內的公共儀式固然重要,但比儀式更重要的是,參與儀式的成員間情感的契合,若沒有情感契合,帶有強制力的儀式對村莊社會的整合可能起到反作用。我們將從利他行為的作用邊界、價值生產能力、道德約制的強度來觀察A村在觀念價值層面的共同體強度。

      熟人社會中的農民在日常互動中常向周圍的親鄰表現出利他行為,盡管這種行為被認為是含有“社會理性”的算計(38),但不可否認,農民只會對自己認同范圍內的“自己人”施加利他行為,這時農民的利他行為作用邊界就成為我們觀察村莊社會在價值觀念上緊密程度的重要標尺。我們統計了A村近年來較為突出的利他行為實例:義務出工協助困難戶度過農忙;家族內籌款資助困難大學生入學;自發捐款幫助患癌村民。這些利他行為的發生不但昭示著該村莊在價值層面的凝聚力,同時也在涵養和培育著村莊社會的共同體意識。

      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反映在村莊生活面向上,價值生產能力強的村莊有著許多“村外的村里人”,村民的生活面向朝內。(39)A村301戶農戶,絕大部分家庭有人外出務工,還有30戶左右的村民在村外定居,但是不論村民在哪定居,村內的老宅必定修繕一新,或新建房屋,因為在當地人眼中,“房子就是人的臉皮”。在一個具備價值生產能力的村莊,農民間的交往互動考量的不單是物質利益,更有道德收益,農民會在意他人的評價和自己的面子,也正因此,村莊的道德規范能對村莊成員產生約制。觀察村莊地方性規范的強度,可以看當不同規范發生沖突時,何者占據主導地位。如該鄉鄉長、該村村支書、該省教育廳副處長(村支書的侄子)三人所在的宴席中,最終無人敢坐上席,只得空置,在這一案例中,朱明和鄉長、鄉長和村支書遵循的是上下級關系中的官僚制規范,而村支書和朱明遵循的是鄉土社會長幼有序的地方性規范,雖然最后以“懸置問題”的方式化解了沖突,但是我們也看到當官僚體系的上下級規范關系與鄉土倫理中的長幼關系發生沖突時,地方性規范表現出的強大力量,不論在外擔任多大的官職,返鄉后的村莊成員都要服膺于村莊社會的規范。

      (二)自主性強與弱:兩類自然村

      透過對A村基本狀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A村下轄的自然村狀況雖各有不同,但整體上尚具備自我維持內部秩序、滿足生產生活需要、解決公共問題的能力,在面對市場化沖擊和國家力量介入時,也能及時有效做出回應,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

      社會生活共同體和儀式共同體雖然也是共同體的重要表征,但我們認為觀念價值共同體才是判斷共同體強弱的更重要的指標,所以我們依據觀念價值共同體的強弱,再依據達成集體行動的難度和頻次將A村下轄的自然村分成強自主性和弱自主性兩類村莊(見表1)。

      其中強自主性的自然村有:石寶、富蘊、伏龍排、何屋、桐子排、龍擺尾;弱自主性的自然村有:江上排、饒屋、田山下。

      表1 共同體的三個面向及在不同村莊的體現

    社會生活共同體 儀式共同體 觀念價值共同體 集體行動 村莊類型  
    1.互助合作 2.糾紛調解 1.宗族活動 2.宗教儀式 1.利他行為 2.價值生產能力 3.道德規約 4.集體行動能力 難度/頻次 按自主性強弱劃分  
    低/高 強自主性  
    高/低 弱自主性

      在社會生活共同體上,兩類村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但也有相似之處。在農業生產互助上,自主性強的尚有“換工”等互助形式的存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換工”互助圈則較快走向了崩潰;在紅白喜事中的互助合作上,二者的差異并不明顯,互助圈的構成,以及紅白喜事中全自然村人共同出席的傳統均能得到傳承。在矛盾糾紛的調處上,自主性較強的村莊有保護型代理作為緩沖器,可以解決社區內的一般性矛盾糾紛,自主性較弱的村莊則無力應對村民間的矛盾,有時需要援引居住在外村的宗族力量來協助解決矛盾糾紛。

      在儀式共同體上,兩類村莊都表現出了較強的共同體意識。A村下轄的所有自然村都保持著以房支為單位的小家族集體掃墓的傳統;在祭祖儀式、拜祭社神儀式等公共活動中,都有較高的參與率,在祠堂興建與族譜重修活動中,從村民當中募集款項都沒有太大的阻力。

      在觀念價值共同體上,兩類村莊的差異則非常明顯。自主性強的村莊中,可以明顯發現利他行為的發生頻率較高,如農忙時幫助本村人收稻子、建房時幫助運建材。但是自主性弱的村莊,除了紅白喜事中的禮節性出席,村民間的互惠、利他行為明顯較低。在村莊社會運行出現問題,沒有國家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若有村莊內生力量出面協調解決,則可以稱此類村莊為有價值生產能力的村莊。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出現婚姻矛盾、不孝行為時,社會力量介入的頻次明顯高于自主性較弱的村莊,比如A村的鄭氏宗親理事會對離婚、不孝事件的介入。更明顯的區別是在項目落地過程中,江上排、饒屋等村釘子戶的頻率遠高于伏龍排、富蘊、石寶等村,因索要高價、不合作的村民太多,項目落地協調成本高,江上排和饒屋在A村其他村莊已全面完成路面加寬硬化到3.5米后,還只能在3米寬的老路上硬化修繕。在道德制約力上,我們統計A村近年來3起惡性的不孝行為,有2起發生在江上排。

      在集體行動的難度和頻次上,兩類自然村的區別更為明顯。在弱自主性的自然村,如江上排和饒屋,僅能達成如紅白喜事集體參與這一類集體行動,其他諸如“舞龍燈”的游神儀式、水渠清淤這類集體行動難以為繼;而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如伏龍排、石寶、富蘊等自然村,不但游神儀式得以延續,水渠清淤、集資修路等集體行動也能達成,還能看到針對鄉政府、村委會的“扣押村干部”的集體行動。需要說明的是在針對項目資源中的集體行動,弱自主性的自然村在面對資源下鄉時也會產生對資源的分利沖動,但該過程是無序的、個人化的,且遵循的是“按鬧分配”;而強自主性的自然村在面對資源下鄉時,可以對資源分配不公發出集體聲音,也可以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爭取項目施工權,這種集體行動是有序的、組織化的,遵循地方道德規范的。

      總體而言,A村作為一個尚存的共同體,所具備的自主性構成了我們看待項目制在村莊內運作的討論起點。

      四、不同項目運作機制的效應比較

      項目制作為一項政府工程,在其實施過程中有著嚴密的管理體系,不同管理體系中的項目運作機制不同,基層社會的反應不同,產生效果也迥然相異。學界早已注意到不同的運作機制所產生的不同效果以及各級政府采取的不同策略,如具備一定主動權的大鵝包裝項目中地方政府與農民“共事”過程中的博弈與合作(40);缺乏激勵機制的婦女小額信貸項目中地方政府將自己的意志貫穿到項目中重新打包才真正落實(41);資金配套任務重的項目被地方政府通過轉嫁資金配套任務來應對資金不足的局限,消解了監督激勵機制。(42)不同運作機制下的項目在進入村莊的過程中基層社會是如何反應的,這對外部資源的內部化產生了什么影響?這是本節所要討論的問題。

      參照周雪光對項目運作機制“控制權”理論的框架,我們根據目標設置權、組織實施權、檢查驗收權將項目運作機制分成直控式、協商式、交易式、自主式四類。(43)并就這四類運作機制的項目在不同類型村莊的遭遇進行探討。

      (一)直控式項目:外部資源的“懸置”

      第一類型的直控式項目,由上級政府制定項目標準、組織招投標并最終決定項目施工方,在項目完成后,由上級政府組織第三方進行評估,完成檢查驗收后向施工方撥付款項,在A村的實踐案例有高標準農田項目、農村文化廣場項目。高標準農田建設由縣農糧局全權負責,鄉政府及村委會僅負責協助尋找合適耕地、解決項目落地過程中的矛盾糾紛,在驗收時“象征性”參與并蓋上印章;農村文化廣場項目由文體局負責,在確定建設點后,縣政府統一招標建設、驗收。直控式項目的優點是由上級政府直接把控項目各環節,規范度高,但因縣直部門終究難以實時掌握基層實際,且因在項目落地過程中缺乏鄉村的意志表達,且無實質參與,外部資源表面上成功落地,事實上“懸置”在村莊上空,實施效果較差。這一類項目也是最不受A村歡迎的項目。

      直控式項目在不同類型的村莊運作時,會有哪些異同點呢?我們通過A村的高標準農田建設和文化廣場建設來觀察。

      A村的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落在了何屋和桐子排這兩個自主性較強,耕地也相對集中的自然村。該項目為縣農糧局給各鄉下達的指標,山背鄉有200畝指標。山背鄉下屬各村均不愿意承接該項目,但因駐A村的副鄉長是分管農業的鄉領導,A村村支書只得接受了100畝的任務。項目建設過程需村組負責的僅是前期說服村民把田拿出來改造,在說話人的配合下,加之許多農田無人耕作,土地整理過程非常順利。但項目完工后被發現價格虛高、質量極差,如水圳正常發標價為120-150元/米,該項目被縣直部門發包后做成了220元/米。因耕地附近的河床太低,項目將完工時,村支書發現圖紙中的電灌站并未建設,但驗收時,受制于上級領導壓力,村委會還是蓋了章,導致村民對村委心生怨言:“田就被你們敗光了,事又沒做到,還要我們拿抽水機自己抽水,什么高標準。”

      A村的農村文化廣場項目落在了緊鄰省道的自主性較差的饒屋村。選點位于村道旁的一塊空地(原為垃圾堆放處),項目招投標、建設、驗收均由縣文體局負責。項目落地過程中,有村民提出施工車輛壓到了菜地,索要高額賠償,刁難施工方,施工方向村委求助,村委消極介入,最終施工方通過農糧局領導、鄉領導再向村支書施壓才得到妥善處理。項目建設過程中,常莫名丟失建材物料,加之村民阻撓等原因,項目建設周期較長,項目完工后,廣場上的體育健身器材幾乎無人問津,對饒屋村的村民來說,他們更希望能“把河堤加固重修,不要這種花架子”。“他們蓋這個肯定跟老板有勾結,做幾個鐵杠杠就好幾萬塊錢,難怪不去做河堤。”

      拋開招投標過程中的權力尋租問題,站在“條條”部門的角度來看,理論上說直控式項目的規范性最強,也最能貫徹上級政府的部門意志,確保項目落地不變樣、執行不打折扣,也避免了基層政府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挪用資金、偷工減料等問題,但是這類項目的激勵性最弱,為了保證其順利落地,不得不依靠科層體制層層向下傳導壓力,以督促地方政府的配合。在推進直控式項目的過程中,鄉村兩級真正變成了“協調型”組織——只負責為項目落地跑腿辦事,協調解決矛盾糾紛。這種運作機制的規范性是以犧牲其精準性和實用性為代價的,而且在實施過程中,因為鄉村兩級的低度參與,項目本身陷入了項目管理體系越完備,距基層實際需求和上級政府預期目標越遠的困境中。如案例一中的高標準農田建設,其初衷是為提高耕地質量和糧食產量,也為了有力貫徹部門意志、統一技術標準,采取了直控式運作機制,由縣農糧局統一規劃、統一招標施工。但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多數村委躲閃項目,A村是基于“給鄉領導面子”的心理接受了項目,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電灌站”這一實用高效的設施因沒有出現在規劃圖紙上,最終導致項目與現實的脫節,反而激起了民怨,也浪費了國家資源。鄉村兩級組織雖然在名義上也有對項目的監管權——在驗收時給予蓋章認可——但這種由上級政府賦予的監管權被上級政府所帶來的科層制壓力稀釋了,無法真正起到項目對接村莊現實的作用。

      與案例一中的落地村莊類型相比,在案例二中自主性較弱的村莊,項目的落地難度要遠大于自主性較強的村莊,不受村莊公共輿論約束的村民,在逐利價值觀驅逐下,面對“公家”的項目,產生了借機牟利的沖動,甚至不惜盜竊公共資源。直控式項目在饒屋村導致的更嚴重的問題是項目的建設偏離了村莊的公共需求偏好,導致建成后使用效率極低。另外因為項目建設過程并沒有村民的參與和意志的表達,毫無知情權的村民們甚至因此質疑項目建設的合法性,損害了基層政權的權威。

      直控式項目的規范性是以犧牲其對接的精準性和吸收的不徹底性為代價的。在對接階段資源無法精準對接公共品真實需求,在輸入階段外部資源的落地因地而異,在吸收階段外部資源的使用低效、消極維護,在反哺階段外部資源除較低水平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外,未能撬動村社自主性。外部資源在輸入村莊的過程中被懸置在了村莊上空,無法真正實現內部化。

      (二)協商式項目:外部資源內部化與“私人化”

      在周飛舟對一義務教育項目的研究中,發現了項目制運作中的一個悖論——項目體系越完備,項目資金越難以下沉到基層社會。(44)我們在A村的觀察,發現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與此悖論相對的另一悖論:規范性較低的項目,實施效果反而好于規范性高的項目,其利用率越高。

      協商式項目,由上級政府制定項目標準,但在項目施工過程中,200萬元以下的項目由鄉政府負責招投標,村委會可以推薦項目施工方,在檢查驗收環節須縣直部門、鄉政府、村委會和施工方、第三方評估機構共同參與,取得各方認可并加蓋公章后,施工方才可得到工程款項。典型如水利水圳硬化、村村通道路工程。協商式項目已將項目的組織實施權部分轉讓給了鄉村兩級,規范性更容易遭到侵蝕,規范度中等,但是激勵強度較之直控式要高。

      我們以A村的村村通公路來觀察協商式項目的運作過程,從規范性角度看,這個項目的運作過程充滿了“黑箱”,包括項目申報過程中的“歪曲事實”、項目招標過程中的“作弊”、工程隊轉包等行為,但是該項目的實施效果卻是A村所有項目中最好的。

      2014年山背鄉通知各村申報次年的公路硬化項目,A村接到各類項目訴求七八個,除一個貧困戶受益人數多的項目可破例外,其他都達不到項目實施細則中的“受益戶數25戶及以上”這一要求,在村委會寫申報文書的時候,村支書找村民小組長和各自然村的說話人協商,并在村兩委會上討論,最終決定上報兩個項目,一是田山下通往6戶貧困戶家中的土路硬化,因受益的貧困戶較多,該項目可不受“25戶”的數字限制,申請易獲通過;二是伏龍排通往龍擺尾的一條公路項目,這條公路項目通往終端的常住人口實際為12戶,路長0.8千米,硬化拓寬這條自然村間的干道對于便利村民出行有重要意義,為了使項目申報順利通過,村委會在寫申報文書時,有意將戶口還在該處,但家庭已遷居至鎮街和外地的戶數也歸為受益戶,同時以“方便農事操作”為由,將該道路沿線涉及的田地、山林的戶主也算作受益人,還有意多報了造價,結余資金用于應對修路過程中的青苗補償以及不期而遇的“釘子戶”、突然要加的水泥涵管等意外事件。

      A村這兩個修路的項目從申報到招投標、組織施工的過程充滿了“黑箱”,乍一看很容易將其歸類為“分利秩序”下鄉村精英對國家資源的攫取和截留,但事實上,這兩個項目的實施效果較之其他項目反而更好。

      首先在面對上級政府的“數字約束”這樣的技術治理時,A村村委會考慮的首要問題是村民的實際生活所需,通過“文字游戲”軟化了政策約束,以“歪曲事實”的方式獲得項目批復;其次在項目款項申報中,村委會有意將項目報價抬高5700元,為后期項目施工過程中的青苗補償、應付“釘子戶”、追加水泥涵管預留了回旋空間,更具靈活性,保證項目的施工順利;再者在項目招標過程中,國家的正式規范被鄉土社會的人情圈所消解,招投標過程全程“作弊”;最后在面對外來力量奪取項目施工權時,村支書出面協調,以工程隊轉包的方式迂回讓項目回到了本村人手中。

      在項目實施的施工方選擇上,讓本村人做道路項目幾乎是干部、說話人、普通村民的一致愿望。對說話人而言,受傳統觀念中“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保守思想影響,加之中標人與他們可能是生意上的伙伴、生活中的朋友,他們更愿意讓他得到這個獲利機會;對普通村民而言,他們想要的是一條保質保量的道路,本村人施工,如果偷工減料導致了質量問題,村莊可以啟動一套“懲罰機制”,以丑化名聲、營造輿論等方式對其施壓,但若是引進外來施工隊,項目完工后一走了之。更直接的理由是,每個施工隊都有自己的工人班底(這些工人大多是工程隊老板的鄉親),項目的施工隊班底大多是A村的閑散勞動力,對他們來說,本村人得到項目,也就意味著他們得到就業機會,同時他們對水泥、砂石等配料比例了如指掌,他們參與施工無形中起到了質量監督作用。對村支書元湖而言,讓本村朱姓商人負責項目施工,既有宗族情感因素,更有實際中的工具性考量,讓外地老板來施工,面對占用農戶田地、山林等情況,本村的“釘子戶”更敢于索要高額補償,讓朱姓商人來施工,“釘子戶”若還要刁難,則要冒著與整個工程隊作對的風險,這其中很有可能有“釘子戶”自己的親鄰。總之,用村支書的話來說,“找本村老板做是最合適的”。

      種種因素共同推動著干部、說話人共同為拿下項目出力,而村民即便得知項目的運作過程顯失公平,也不會去檢舉揭發。

      協商式項目在規范性被消解后能達到規范目的的前提是項目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內運作,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正如我們在饒屋村修路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樣,村莊掌握的主動權,反而為部分村民索要高額賠償、提出無理要求留出了運作空間,外部資源被極少數村民變相瓜分,公共資源被“私人化”。

      在伏龍排到龍擺尾公路段這個協商式的修路項目中,我們看到了項目本身規范性和效率間的悖論,伴隨著規范性消解的是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村莊社會的認可。除去項目實施前因權力尋租造成的資源耗散,鄉政府、村委、村民間“合謀”通過“違規做法”完成的項目,卻反而達到了規范目的。縱觀項目實施過程,外部資源的對接過程中充分表達了當地村民的公共意志,資源輸入過程因為有了村民的參與也變得更加順暢,資源吸收過程有著村莊公共道德和村民私利考量下,資源得到高效使用,其本質是通過鄉土社會的道德約束和內生力量的監督,依托干部、村莊精英、普通村民的共同參與,使得項目落地過程中規范性雖被消解,但是效率得到提升、村莊的公共需求得到滿足。可以說,“協商式”項目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內的違規操作過程,正是外部資源成功“內部化”的過程。

      但協商式項目真正發揮作用的重要前提是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內,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如饒屋),下放給基層社會的這部分權力更可能被地方精英、釘子戶等群體化公為私,變為攫取個人利益的工具,外部資源的私人化極大地損害了公共利益。在饒屋的這個協商式的修路項目中,修路之前村委也的確照顧了多數村民的真實需求,申報了受益面最大的路段,在施工方的選擇上也是本村老板,但因村莊社會的分裂,沒有力量可以制衡破壞公共利益的“釘子戶”,村委只能向“無理”妥協,這反而激發了更多村民向村委提出無理訴求,導致項目落地失敗,在此之后,修路和水渠硬化等村委有權做主的項目,沒有再落到饒屋村。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協商式項目發揮正面效應的社會基礎在于村社具備較強的自主性,由保護型代理、村民、村干部共同參與的項目申報和運作過程,可以最大程度代表公共意志,由鄉土社會的血緣、倫理、面子織就的文化網絡能彌補正式制度被消解后的監督缺位。而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自然村、村委都有發言權的項目,資源分配秩序反而容易被無理訴求所左右,公共資源被“私人化”,不但達不到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的初衷,反而進一步惡化村莊治理生態。

      (三)交易式項目:外部資源外部化

      交易式項目,由上級政府統一制定項目合格標準,設置考核目標,由村委會具體組織實施,在項目完成后,由上級政府負責驗收,驗收通過后給予村委一定的金額獎勵。典型如縣煙草局實施的“金葉工程”,由煙草局設置種煙規模及收購規模,撥付部分支持款項到村委會賬戶,再由村委會具體負責煙苗發放、煙草種植及烤制、收購工作,完成煙草局規定的量之后,煙草局給予村委一定量的稅收返還。交易式項目的規范度中等,但是對村委的激勵強度高。A村下轄的自然村幾乎都有交易式的“煙草種植”項目,這類項目在各個自然村都廣受歡迎,也因其不觸動村民的個人利益,反而是增收的機會,在各村的實施都較為順利。

      交易式項目在村干部口中就等同于“做買賣”,項目運作過程給了村莊較大的自主性,煙草局通過目標設置和績效激勵,刺激村委會推進項目運作,當項目運作完成后,再根據項目收益按一定比例給予村委會現金獎勵。這類項目的激勵強度大,村民的參與積極性高,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村集體的資金。

      交易式項目在A村的運作過程,我們將其稱為外部資源的外部化:因為該資源本身并未與村莊社會發生互動聯系,僅有了租用田地和雇傭農民的物理接觸,其操盤人和實際參與者只是村委會本身,外部資源流經村莊后,除了為村委會帶來一定的財稅收入,并沒有真正深入到村莊社會本身,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村社內的社會結構,也就談不上在自主性強弱不同的村莊中的運作差異。項目資源對接的不是公共品需求,而是經濟利益驅使;項目輸入階段外部資源的落地易、實施快,實施主體是小農戶;項目反哺階段僅為村委和農戶帶來了交易式的資金流入,資源輸入所帶來的是外部資源的外部化。

      (四)自主式項目:外部資源工具化

      自主式項目,項目目標由上級政府制定,項目的組織實施和檢查驗收均由村委會完成,村委可自主決定施工方、監督施工過程,在項目完成后給予驗收,并決定款項的撥付。典型如對精準扶貧戶的生活設施改造,建衛生間、飲用水設備、進戶道鋪設等,由上級政府根據建檔立卡戶數撥付款項,村委會組織實施,確定施工方,并負責檢查驗收。自主式項目對村委的約束最小,規范度最低,故而激勵強度也最高,但在自主式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以項目資源作籌碼向不合作者做交易的情況,將外部資源當作“私人資源”來推動治理難題,我們稱之為外部資源的工具化。

      如果說協商式項目運作過程中,鄉政府讓村委參與項目運作是主動的權力讓渡,那么自主式項目運作全權交予村委則是被動的“退位讓賢”。保證落實精準扶貧戶的“兩不愁三保障”是各級政府的政治任務,但在具體落實過程中因為涉及一家一戶的小農家庭,項目資金受眾面太廣,單項項目的經費多在1萬-3萬元,由鄉政府組織招投標、項目入戶既不現實,難度也較大,所以只能放權給村委會完成,再通過下派到各村的駐村領導偶爾實地踏看,監督項目實施。

      自主式項目的實質是事權和財權的下放,雖然權力體量不大,但是足以讓村委將其“工具化”,用作治理手段。如對精準扶貧戶的生活設施改造,包括衛生間修建、飲用水設備安裝、房屋裝修等,村支書一般都從本村人中尋找工匠,在村居住的農民,就業機會較少,這時就有了做小工的機會。在對工匠和小工的選擇中,可以明顯看出村支書將施工分配權轉化為了治理權:比如有些工匠主動找到村支書希望可以承攬這些活計,而村支書傾向于將項目施工權交給那些平時社會評價較高,同時較為配合村委工作的村民,以此形成正向激勵;對于不合作者,如江上排有一粉刷匠一直不同意電線桿立到他家田頭,村支書便以“給活干”為交易,借以推動線路改造工作。

      但需要警醒的是,在村支書將自主式項目當作治理手段時,他將項目資源的來源由“國家”偷換成了“村支書”,外部資源的工具化在達成治理目的的同時犧牲了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其贏得的僅是個人權威和短期的治理績效,只是為有效治理提供了機會,但也為治理失效埋下了伏筆。自主式項目的對接對象是單個小農戶,在自主性強弱不同的村莊,其異質性并不明顯。但可以預見的是,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自主式項目的分配過程更能體現公平公正,因村莊內的說話人可以對村委權力產生制衡,村委也更加顧忌其所選的“受益戶”和“施工方”是否恰如其分,其分配原則更可能是道義考量;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村委在分配項目資源時,出于擺平理順的需要,分配秩序就更容易被“無公德的個人”所左右了,導致公共資源被浪費,外部資源工具化。但總的來說,自主性較強的村莊更容易得到自主式項目,自主性較弱的村莊在分配過程中往往被有意忽視,如土坯房改造指標戶數、村級項目所選匠人數目,平均來看,自主性較強的村莊數值遠高于較弱的村莊。自主式項目在自主性強弱不同的村莊中的分配過程,也成為我們觀察村莊政治運作邏輯的一個橫切面。項目資源對接了小農戶尤其是弱勢小農戶的生活需求,項目資源輸入村莊的形式有公共評選(如低保、貧困戶)和私人授權(如小額項目的施工權分配)兩種形式,其中隱含著“化公為私”,偷換主體,以項目資源作為交易的治理手段,我們稱之為外部資源的工具化。

      (五)四種運作機制在兩類村莊的實踐差異

      從理論上說,討論四種運作機制在自主性強弱不同的兩類村莊中的運作狀況,應當有八類案例,但現實中我們獲取的案例并不能覆蓋這八種情形。我們所討論的項目運作情形是我們根據駐村調研過程中所獲得的大量案例中抽取出來的理想類型,要在經驗現實中找到八種完全符合的案例情形是不現實的,但我們認為這樣的討論具備方法論上的意義。(45)

      四種運作機制在兩類村莊中的運作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復雜的村莊政治圖景,我們將項目制在村莊運作的四種機制及其效果列入表2。

      在當前政策話語體系中,直控式項目因其高規范性、低損耗率得到的認可度最高,但實踐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從A村的高標準農田和農村文化廣場建設項目中,我們看到出于“好心”的直控式項目偏離了村莊的公共需求表達偏好,資源輸入效果偏離預期的問題。高標準農田項目的落地過程較為順利,但落成后沒能因地制宜配備電灌站,項目實施效果不佳。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直控式項目在成功約束了鄉鎮政權和村委兩級組織之后,其規范性被項目實施主體縣直部門自身的權力尋租消解掉了,甚至不得不依靠官僚制壓力層層動員,迫使鄉鎮政權和村委為項目跑腿,結果導致規范性、實用性、精準性并弱的局面。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運作的直控式項目面臨了承接能力不足的難題,項目雖然盡量選在了不涉及村民個體利益的“公地”上,其落地還是遇到了不合作者,更嚴重的問題是,建成后使用效率低,極大地造成了資源閑置和浪費,外部資源在進入村莊后懸置在村民的真實需求上空,沒能真正落地。

     表2 項目的四種運作機制及其效果

      直控式 協商式 交易式 自主式  
    目標設置權 上級政府 上級政府 上級政府 上級政府  
    組織實施權 上級政府 共同參與 村委 村委  
    檢查驗收權 上級政府 共同參與 上級政府 村委  
    規范度 中等 最低  
    激勵強度 最強  
    效果(自主性強村莊) 落地易;外部資源懸置 外部資源內部化 外部資源外部化 道義分配;外部資源工具化  
    效果(自主性弱村莊) 落地難;外部資源懸置 外部資源私人化 外部資源外部化 利益交換;外部資源工具化  
    例子 高標準農田;文化廣場 水圳硬化;村組公路 “金葉工程”(煙草種植) 進戶道鋪設;土坯房改造;改水改廁項目

      當前對項目制運作爭議最大,在基層實踐中效果差異最明顯的則是協商式項目。在我們探討的兩類村莊中出現了外部資源內部化的良好運作,也出現了外部資源私人化的問題。在適度給予村莊資源配置權力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了精準對接村莊需求、高效順暢落地、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增強村莊權威,增加治理資源,直至提升村社自主性的良好效果。也發現在另一個村莊出現的釘子戶等群體損公肥私,變相攫取公共資源,激化社會矛盾,惡化治理生態的問題,其根由正是村莊社會的自主性強弱存在差異。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生活面向向內的保護型代理可以有效表達村社的公共意志,村莊內生力量可以自我消化項目落地過程中的矛盾,在違規操作將項目施工權交給本村老板時,村莊內的文化網絡、公共輿論可以彌補正式監督的不足,加之村民在做小工過程中的參與,既保證了項目質量,又加快了項目進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外部資源成功內部化。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下放的項目資源配置權力為變相攫取公共資源創造了空間,國家資源成了人人想吃的“唐僧肉”,最終導致資源浪費,阻滯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給,更讓村莊社會進一步分裂。

      四種運作機制中,最不具爭議,運作過程也最透明、對村莊社會結構影響最小的是“做買賣”式的交易式項目,如“金葉工程”這樣的上級政府出資、村委在得到利潤分成的情況下協助組織村民種植煙葉,在每個自然村都得到了積極響應。因為交易式項目不觸動村民的個體利益,對他們的生活來說是“錦上添花”。也正因此,我們將交易式項目在村莊內的運作過程稱為外部資源的外部化,資源本身被以市場化交易的方式輸送到了小農戶手中,也客觀上增強了村級組織的財政實力。

      自主式項目客觀上增加了村級組織的治理資源,并增強了其治理權力。在其運作過程中,我們看到自主式項目為推動村莊社會的部分公共問題的解決、擺平“釘子戶”提供了資源,但是我們要警惕這種“治理績效”背后的問題。在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外部資源雖難逃被“工具化”的命運,但是以保護型代理為代表的村莊精英尚且能對諸如貧困戶評選、項目工匠選擇等問題發表意見,保證其底線公平;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自主式項目就完全淪為了“交易工具”,外部資源被工具化之后,村莊治理邏輯從道義秩序蛻變成了利益交換,雖然在短期內高效解決了問題,但是其負面作用更大。

      五、村莊評估與機制選擇:資源輸入的策略

      (一)村社自主性與運作機制:理解項目制實踐差異的邏輯

      根據項目下鄉對基層治理帶來的不同影響,我們可以將學界觀點大致分為負面說與正面說。其中認為項目制主要帶來負面影響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祖佩、邢成舉、狄金華、陳家建等人的研究,他們看到了項目制運作過程中,資源下鄉帶來的精英俘獲、分利秩序、基層治理內卷化以及非良性運作等后果;認為項目制對基層社會主要帶來正面影響的代表性成果有應小麗、陸文榮和張良等人的研究,他們更加強調資源下鄉為基層治理注入新鮮資源,提升了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改善了基層治權弱化的現狀。

      基于對以上研究所選個案的概括,我們發現對同一項制度的微觀研究得出的結論不同,其原因主要是選取個案的差異性——地區差異、村莊社會結構差異、項目類型差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外部資源的內部化”這一分析框架,我們看到,在項目制運作下的鄉村,決定外部資源內部化進程的是村社自主性及項目運作機制,脫離了具體村莊接應能力和項目運作機制,空談項目制本身的好壞,對其做出的評價都是無意義的。

      在外部資源內部化的過程中,資源輸入量、村社自主性、項目運作機制,三者交互作用,共同形塑了新的基層治理生態。結合本文研究,可以看出項目運作機制與村社自主性共同影響著外部資源內部化的進程。我們將其作用機制加以概括(見表3)。

      表3 不同村莊類型下項目運作機制的效果

      運作機制村社自主性        直控式        協商式        交易式        自主式

      強        外部資源懸置        外部資源內部化        外部資源外部化        外部資源工具化

      弱        外部資源私人化

      資源下鄉對鄉村社會的影響,重點不在于資源量的大小,而在于村社能否完成外部資源的內部化,也即能否真正“消化”這些資源。可以完成外部資源內部化的村莊,在外部資源被高效利用的前提下,行政有效吸納了政治,實現了對村社自主性的撬動,幫助村莊部分重建了公共性,同時提高了國家的合法性。無法完成這一進程的村莊,則面臨著資源的低效使用,以及村莊公共生活被表面激活的假象,事實上反而沖擊了村莊原有秩序,削弱了村社的自主性。

      (二)村莊評估與機制選擇:資源輸入的策略

      不同于傳統社會擁有的組織資源(如宗族組織)、權力資源(如教化權力),村莊社會可以借助這些資源完成內部自治和公共品的供給。今天的中國農村面臨著人、財、物的全面外流,基層政權基礎性權力和強制性權力并弱。而隨著現代性因素的注入,個體價值蔓延,村社公共意識瓦解(46),項目下鄉除了承擔著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任務外,還被寄予了作為治理資源改善基層治理的期望。

      本研究對四種運作機制在兩類村莊中的運作效果探討,展現了項目運作過程中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也為我們制定資源輸入策略提供了現實依據。

      項目制運作最好的選擇是在向自主性較強的村莊輸入資源時適度放權,以協商式機制將項目申報、落地、驗收過程向村莊社會開放,讓村級組織、村莊精英與普通村民共同參與到項目運作中來,讓村莊社會的公共品需求偏好表達更加精準,項目施工過程受到更多無形監督,也借此增強村莊保護型代理的權威,重建村莊公共性,促進村莊社會整合,成功實現外部資源的內部化。在向自主性較強的村社輸入資源時,要警惕對“直控式項目”的浪漫主義期待,在看到其提升項目運作規范性的同時,不要忽略了項目運作的低效與需求對接偏差。

      現實中出現問題最多也廣受學界批評的是在向自主性較弱的村莊輸入資源時過度放權,導致了精英俘獲、治理內卷化,公共資源被私人化,浪費資源的同時還極大損害了國家在基層社會的合法性。但資源輸入在自主性較弱的村莊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取消對這部分村莊的資源輸入,這既不現實,也違背了公共福利的宗旨。最好的做法是在向這些村莊輸入資源時加強監管,提升其規范性,在最大效率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的同時,發展基層民主,重建村莊的公共性。

      對于全權交予村莊運作的自主式項目,我們則要警惕其“工具化”傾向。在加強對村干部的教育培訓,提高其法律道德修養的同時,更要建立健全村務監督機制,避免外部資源被“工具化”,避免出現資源分配中的“馬太效應”。

      結合本文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在向基層社會輸入資源時,須在分辨村莊社會特質的基礎上制定針對性的策略。這就警醒我們在實施項目下鄉前,須對不同的村莊進行類型評估,對于不同類型的村莊,采用不同的運作機制來推動項目落地。

      對于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可以對其放權,讓項目運作更能精準服務公共意志,使得項目資源成為涵養村莊社會的治理資源。當然,也要規避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在消解國家公共意志之后,排斥“邊緣人”的情況,比如低保評選中實現了“宗族內部的公平”,對于宗族外的成員則無視其正當訴求。對于這類具有自主性、社會整合力的強的村莊,在適度放權的同時,可以通過加強大數據比對等技術治理方式加以監管。

      對于自主性較弱的村莊,若片面下放資源配置的權力,則很可能只是增強了“少數人的支配權”,并不能實現多數人共同參與的期望。(47)在村莊公共性短期內難以重建的情況下,要避免出現資源被地方精英群體、“無公德個人”瓜分掉的現實,造成公共資源私人化,惡化地方生態,必須更加注重監管,可邀請第三方組織科學評估其需求偏好,全程監督項目實施落地。同時也要培育村莊內生組織,培育新型農民,使村莊社會朝著善治的方向發展。

      在國家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帶動下,諸多資源短時期內被注入鄉村社會,這也給我們促進基層有效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機。我們要看到項目下鄉不但是國家資源注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也打通了基層政權和鄉村社會;不僅僅帶來了公共服務的提升和普惠性的社會福利,還作為一條通路,成了國家影響力下滲的渠道。從A村的實踐中,我們看到了一部分自主性較強的村莊可以順利完成外部資源的內部化,項目資源成功轉化為治理資源,部分重建了村莊公共性。但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更為深刻的命題:在資源下鄉過程中實現的對村社自主性的撬動相較于資本改造鄉村的力量和鄉土價值邊緣化的現狀,是杯水車薪還是前途可期?鄉村社會在擁有了化解矛盾的力量之后,矛盾解決的邏輯是“道義主導”還是“利益優先”?村莊社會能否借助這種自主性重新激發出公共性,激活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價值皈依和集體認同,尚須假以時日才能看清。

      ①董磊明、陳柏峰、聶良波:《結構混亂與迎法下鄉——河南宋村法律實踐的解讀》,《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5期。

      ②尹利民:《也論項目制的運作與效果——兼與黃宗智等先生商榷》,《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③應小麗:《“項目進村”中村莊自主性的擴展與借力效應——基于浙江J村的考察》,《浙江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④賀雪峰:《鄉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關于取消農業稅后國家與農民關系的一個初步討論》,《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⑤邢成舉:《精英俘獲——扶貧資源分配的鄉村敘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李祖佩:《分利秩序——鴿鎮的項目運作與鄉村治理(2007-201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⑥李娜:《基層社會的秩序生產能力——從計劃性與自發性秩序的關系切入》,《學術月刊》2018年第8期。

      ⑦姬生翔:《“項目制”研究綜述:基本邏輯、經驗推進與理論反思》,《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4期。

      ⑧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⑨渠敬東:《項目制:一種新的國家治理體制》,《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⑩折曉葉、陳嬰嬰:《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和治理邏輯——對“項目進村”案例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11)田孟:《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的“內卷化”》,《地方財政研究》2015年第6期。

      (12)李祖佩:《“新代理人”:項目進村中的村治主體研究》,《社會》2016年第3期。

      (13)付偉、焦長權:《“協調型”政權:項目制運作下的鄉鎮政府》,《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2期。

      (14)陳鋒:《分利秩序與基層治理內卷化:資源輸入背景下的鄉村治理邏輯》,《社會》2015年第3期。

      (15)黃宗智、龔為綱、高原:《項目制的運作機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嗎》,《開放時代》2014年第5期。

      (16)董磊明:《宋村的調解:巨變時代的權威與秩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17)賀雪峰:《村莊政治與善治》,《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

      (18)劉建平、陳文瓊:《“最后一公里”困境與農民動員——對資源下鄉背景下基層治理困境的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16年第2期。

      (19)尹利民:《也論項目制的運作與效果——兼與黃宗智等先生商榷》,《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20)龔為綱、張謙:《國家干預與農業轉型》,《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

      (21)龔為綱:《項目制與糧食生產的外部性治理》,《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22)張良:《“項目治國”的成效與限度——以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項目)為分析對象》,《人文雜志》2013年第1期。

      (23)馮猛:《后農業稅費時代鄉鎮政府的項目包裝行為:以東北特拉河鎮為例》,《社會》2009年第4期。

      (24)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25)秦暉:《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26)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

      (27)劉偉:《論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機制與演變邏輯》,《復旦學報》2009年第3期。

      (28)應小麗:《“項目進村”中村莊自主性的擴展與借力效應——基于浙江J村的考察》,《浙江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29)陶郁、侯麟科、劉明興:《張弛有別:上級控制力、下級自主性和農村基層政令執行》,《社會》2016年第5期。

      (30)項繼權:《中國農村社區及共同體的轉型與重建》,《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3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32)毛丹:《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于尖山下村的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

      (33)陸學藝:《內發的村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34)黃家亮:《基層社會治理轉型與新型鄉村共同體的構建——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實踐與反思(2003-2014)》,《社會建設》2014年第1期。

      (35)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36)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37)古學斌:《否定政府 重建村莊——中國大陸梅縣客家地區自發社區組織的形成》,《中國鄉村研究》2010年第7期。

      (38)方平、周立:《多元理性主導農戶的差別化生產研究——基于6省區農戶的多案例分析》,《中州學刊》2017年第6期。

      (39)賀雪峰:《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莊自主生產價值能力》,《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7期。

      (40)馮猛:《項目制下的“政府—農民”共事行為分析——基于東北特拉河鎮的長時段觀察》,《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41)陳家建、張瓊文、胡俞:《項目制與政府間權責關系演變:機制及其影響》,《社會》2015年第5期。

      (42)狄金華:《政策性負擔、信息督查與逆向軟預算約束——對項目運作中地方政府組織行為的一個解釋》,《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6期。

      (43)周雪光:《項目制:一個“控制權”理論視角》,《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44)周飛舟:《財政資金的專項化及其問題:兼論“項目治國”》,《社會》2012年第2期。

      (45)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46)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47)張靜:《村莊自治與國家政權建設——華北西村案例分析》,《中國鄉村研究》2003年第1期。

    作者簡介

    姓名:董磊明 鄒松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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