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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走廊的幾個古地名
    2020年12月29日 09:25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姚大力 字號
    2020年12月29日 09:25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姚大力
    關鍵詞:河西走廊;古地名;文化交流

    內容摘要:

    關鍵詞:河西走廊;古地名;文化交流

    作者簡介:

      摘 要:漢文明在向外拓展的歷史過程中,留下了很多經“漢語化”修飾的當地語地名。本文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河西走廊的“張掖”“甘州”“祁連”“焉支”等幾個非漢語地名進行討論,并從文本與文獻比較的角度,追溯“閼氏”“焉支”與“胭脂”這三個原本各有所指的不同詞語,是如何經過從西晉至隋唐時人的一再附會與推繹,最后被認定為擁有共同來源的同義詞的。

      關鍵詞:河西走廊;古地名;文化交流

      作者簡介:姚大力,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

      河西走廊從先秦至西漢前葉,一直屬于漢文明尚未到達的地域。漢武帝時,漢軍從那里逐走匈奴,于其地建置酒泉、武威郡,嗣后又從中分置敦煌、張掖二郡。四郡范圍內的大多數地名,都極有可能是用漢字音寫的當地原有稱謂。

      所謂“漢字音寫”,就是把若干個分別與源詞各音節發音相近的漢字組合在一起,用來記錄往往不止一個音節的各色外來語的發音。例如“浮屠”“佛陀”就是對印度古語中的Bud-dha的音寫;而“佛”字所記錄的,則是Buddha一名傳播到中亞各地時的變體Bod、Pod或Pot(<bud,源詞的后一音節-dha失落)的語音。起源于非漢語的河西地名,大致可以歸入三組:第一組是極少數來源及語義尚可略約考見的;第二組明顯屬于用漢字音譯的外來語,唯其源詞與語義都很難再弄清楚;第三組看上去全似源自漢語,實際未必如此,但亦已無從考辨。當然,還有一些自西漢起就出于漢語的地名,可以把它們歸入第四組內。茲分述如下。

      據H.W.貝利的研究,“張掖”是對東伊朗語*Cham-yaka的音寫,譯言“設防之地”(fortified place)[1]113。“掖”字的韻母屬“鐸”部,是帶-k收聲尾輔音的入聲字,在上古后期(漢代)的漢語音系中,它的讀音已從laag演變為?aag1,其音值已甚近于中古音的yak,故與-yaka的讀音恰相符合。“張”的上古音,不少專家擬構為trjang。以“張”記錄前一個音節cham-的讀音,就其收聲尾輔音之差別而言稍見勉強。本來完全可以選一個讀音更接近的漢字,為什么非要挑這個“張”字呢?我以為,這是為了在用漢字記音的同時又賦予該名以某種王朝政治的隱喻。應劭釋“張掖”之義為“張國之臂掖”,這應該是符合當日遴選譯音用字時的原意的[2]。陳垣說,用漢語音譯外來語有“先治耳”“后治目”兩種方式。治耳者,純求聲音之相近;治目者,則須兼顧漢字所傳達的讀音與字義。治目之法系由治耳之法演變發展而來,但它并沒有在此后完全取代治耳之法。用“張掖”兩字來標示源詞Chamyaka的語音,遵循的是治目(即耳目兼治)之法。類似的顯例還有河西走廊之北的“朔方”(古音[sngroog>]shok-pang)之郡名。它粗看像一個純漢語名稱,其實很可能是東伊朗語*Saka-pruvāna的音譯,譯言“塞族人戍守之城”(the city of the fort of the Saka people)[1]117(注300)。

      上述Chamyaka一名的詞根是cham-,亦可作kam-,譯言“被封閉的”。西魏先在張掖置西涼州,不久改其名為“甘州”。“甘”字古音為kam,據此則“甘州”之名源于kamyaka(<Chamyaka)的前一音節。可見改取此名之時,人們還沒有忘記“張掖”名稱的原始出處為何。唐人說甘州是“以州東甘峻山為名”,“或言地多甘草,故名”2。這些看來都屬于通俗詞源學的解釋。“百度百科·甘州(古代區劃名)”謂其“因城內甘泉遍地,泉水清冽甘甜而得名”,那就更是當代通俗詞源學的創作了。

      上面三例音譯中采用的漢字,“甘”是以-m收聲的陽聲字,“掖”“朔”屬入聲字,都以-k收聲(此外入聲字還有以-t或-p收聲的)。這些尾輔音在轉寫外來語時都發揮了非常重要的表音功能,必須十分鄭重地看待它們。元代稱塔里木(Tarim)為“塔林”,若以現代漢語讀音讀之,二者差異不小。但“林”字在元時仍讀作l?m,即以閉唇的-m為收聲輔音,故“塔林”之音(ta-l?m)與源詞Tarim的語音頗接近。

      河西古地名之可考者還有“敦煌”。組成該地名的兩個漢字上古音作*tur-gwaang,當即用來音譯東伊朗語詞*druvāna(或由druva-pāna壓縮而來),譯言“受安全保衛[的城池]”(having safe protection)[1]100。

      那么在漢朝政權進入之前,究竟誰才是河西走廊這些設防城池的擁有者呢?至少自公元前年以往,占據塔里木盆地東部的早已是吐火羅語的祖先人群,一般認為他們是從阿爾泰-薩彥嶺地區南遷的阿凡那羨沃文化(前3300至前2500年)擁有者的后裔3[3]。他們的存在,阻斷了說原始伊朗或東伊朗共同語的各人群經由塔里木-吐魯番盆地東端將河西走廊納入其勢力范圍的可能性。因此在河西建置了這些屯防要塞的東伊朗語部落,只能是從天山北麓進一步向東南伸展的月氏人。在月氏帝國最強盛的時期,塞人應當在其控制之下,所以才會被月氏統治者征調到河套地區戍守朔方城。

      第二組地名,可以確定出于非漢語,但其源詞及其意義均難以論定,至多在可考與不可考之間。

      河西有山名“祁連”,唐人顏師古說是匈奴語“天”之意。漢代有南北兩祁連,北祁連即今東部天山[4]。晚至隋唐時,北祁連仍保留著諸如“時羅漫”“折羅漫”“所羅漫”“初羅漫”“祁羅漫”“析羅漫”等不同音寫形式的“夷名”4。同一刊本的文獻、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更不用說不同文獻,對隋唐時期該山名的譯音用字多有不同。如《通典》北大藏宋刻本三處作“時羅漫”,一處作“折羅漫”;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凡言州郡地理,三處都作“折羅漫山”,唯于敘述隋代邊地史事時作“時羅漫”,此正與《隋書》卷八十四《鐵勒傳》作“時羅漫”者同。在據嘉靖刊朝鮮活字本補抄的北宋本闕卷里,有三處作“時羅漫”,而北大本作“折羅漫”之處則作“祁羅漫”,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同。《史記》卷一〇九《李陵傳》“正義”引《括地志》作“初羅漫”,而《唐音》卷一引《括地志》又作“所羅漫”。《元和郡縣志》畿輔叢書本有兩處作“時羅漫”,一處作“折羅漫”;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兩處皆作“折羅漫”(另一處正好在脫落的字行中,無從查考)。《舊唐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則校改所據底本之“析羅漫”為“折羅漫”[5]。

      唐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碑》名此山為“時羅漫”5。將《姜行本碑》與以上枚舉的唐代文獻結合在一起看,頗可以斷定這座山在隋唐時最可采信的名稱為“時羅漫”或“折羅漫”6。“折”與“時”的中古音同屬“禪”聲母,可分別擬構為d?i Et、d??。把“所”“初”等字也納入討論范圍,其聲母分別為“審二”(“所”疏舉切,音???)、“穿二”(“初”楚居切,音t?h??)7[6],皆與“禪”母同屬正齒音。故上述諸地名也都可視為聲近而相通的同名異寫。只有“析羅漫”之“析”字,因為是一個帶尾輔音-k的入聲字,與該地名其他寫法的讀音皆不能相諧,或可斷為“折”字之訛。《舊唐書》中華書局本點校者的改正是對的。

      “祁連”在漢代的讀音,可擬構為gril/kljil-ren,它在中古漢語音系里演變為gi/t?i?-lien。“時/折羅漫”的中古音值則可擬構為d??/d?i Et-la-man,可知它與“祁連”在中古漢語音系里的發音十分相近(d??/d?i Et-la-man>d??/d?i Et-la-wan>d??/d?i El-luan>t?i?-lien),因此它很可能就是“祁連”之名在后世的訛變。東部天山今名Boghda-tagh,突厥語譯言“神山”,神即天;此名為突厥人以本族語對該山原名的意譯。足見以“祁連”為天,或不為誣也8。

      “祁連”之名究竟源于何種語言,現在尚無法知悉。勞費爾很久以前曾認為,它可能與滿語中的kulun有詞源學上的聯系[7]152。滿語Kulun譯言“生命力、力量”[8]。可是在上古的河西走廊為什么會出現一個與滿語有淵源關系的“夷名”?此外對該山名的源語及語義還有一些其他推測,但似乎都還缺少足夠的說服力[9]。

      “焉支山”之名,肯定也出于非漢語。只是這個地名在后世與婦女的化妝用品燕支(或名“煙支”,亦即“胭脂”)以及匈奴語對單于后妃的稱謂“閼氏”混為一談,從而被誤認為是三個同源而語義可通之詞,于是造成十分混亂的解釋。

      上述混亂的產生,應始于漢代之后。據《漢書》顏師古注所引東漢服虔之說,“閼氏”當音讀為“焉支”[10]。曹魏時人蘇林也這樣說。但此說僅就“閼氏”的讀音言。漢代人概念里的“閼氏”,至多只是與作為山名之“焉支”同音而已,二者的語義并不相涉,恰如張守節《史記正義》謂焉支山之“焉”其音與“煙”同[11]。至于“胭脂”或者它的早期書寫形式如“燕支”“臙支”或“煙支”,更不存在于兩漢。《說文解字》《廣雅》均未收“胭”“臙”兩字。成書于三國的《廣雅》收有“燕支”一詞,卻是把它當作一種名劍的名稱來載錄的[12]。雖然西晉時的張華已提到制作胭脂的植物原料紅藍,并謂其為“張騫所得”9,但“胭脂”一名或其任何一種異寫形式似仍未出現在他的《博物志》里。從現在檢閱得到的史料來看,“胭脂”一名始見于西晉崔豹的《古今注》,寫作“燕支”。到《十六國春秋》時,該名詞已雅化為“臙脂”10,盡管東晉人還在以“煙支”稱呼之。而“胭脂”之名的廣泛流傳,應是隋唐時候的事情了。這是一種從域外傳來的物品,這一點從其名稱的譯音用字逐漸由治耳轉變為耳目兼治的過程也可以看得出來。

      胭脂流入漢地社會后不久,“胭脂”與“閼氏”“焉支山”詞義的混淆就開始了,其過程可分兩個階段來追溯。先是“煙支”在東晉時被混同于“閼氏”,而后“焉支”又在唐宋時逐漸被看作“煙支”“閼氏”的同名異譯。以下就分這兩個階段簡述之。

      “閼氏”雖或音讀為“焉支”,但它與作為山名的“焉支”之語義本不相干。成書至少在6世紀之前的《西河舊事》有言:“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愍惜如此。”[11]此語亦未必帶有把焉支山與婦女妝面之胭脂相關聯的意思。

      然而“閼氏”與“煙支”兩者,在東晉習鑿齒《與謝侍中書》里已被聯系在一起。其書曰:“此有紅藍,足下先知之否?北方人采取其花染緋黃,挪取其上英鮮者作煙支。婦人裝時,用作頰色。……吾小時再三過見煙支,今日始睹紅藍耳。后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也。氏字音支。想足下先亦作此讀《漢書》也。”11根據他的意思,則閼氏得名于原義指美女敷面的“燕支”,“燕支”從脂粉轉義為美麗可愛,再轉義為匈奴王后妃的名號。習鑿齒僅憑音近,未舉證任何其他關聯,便以臆斷將兩者合而為一。這早就受到過顏師古的質疑,后者設問道:“若謂色象煙支,便以立稱者,則單于之女未之居次,復出何物?”[13]

      習鑿齒所說的“紅藍”即safflower。勞費爾認為:“此花來自外國,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但也不會在第三或第四世紀晉朝之前。”[7]150唯西晉《博物志》已提及紅藍,則該植物自漢代即已被引種到中國的可能性似不能排除。紅藍亦名“燕支”,或以進口脂粉之名移指該產品所用之植物原材料故爾。“燕支”與“閼氏”之名號,原本只是沒有什么語義上的聯系的兩個同音詞而已。

      不過到這時為止,“焉支山”之名仍沒有與“閼氏”“燕支”相糾纏。庾信雖有“失煙支之山,下馬而去”之句,但也只是表明“焉”“煙”兩字因同音而可互替。此與張守節以“煙”字音注焉支山之“焉”,其意相同。從其字里行間似還看不出以“焉支”當脂粉之意。

      時至隋唐,文本情況就有些不一樣了。盡管《通典》《元和郡縣志》之類比較慎重的著作說及焉支山,無一言旁涉“煙支”“閼氏”等易于引發歧義的名稱,但在《北堂書鈔》卷一三五我們第一次看見《西河舊事》所載匈奴歌與習鑿齒將“閼氏”與“婦女裝時用作頰色”的“煙支”視為同源的書信段落(已見前引),被一同抄錄在“胭脂”條下。《北堂書鈔》的撰者沒有用自己的話說明本條下的這兩段話究竟有怎樣的內在聯系。他以習氏書信作為大號字“采藍紅用為顏色”之下的小字釋文,又以匈奴歌全文作為大號字“使我婦女無顏色”之下的小字說明,可以看出他是將匈奴歌中的“無顏色”與胭脂聯系在一起理解的。可是我們仍然不清楚,這與歌里提到的焉支山是否具有某種聯系。幾乎是同樣風格的掇抄也見于《北戶錄》之中[14],引文內提到的山名“焉支”究竟是否與意謂脂粉的“燕支”或“煙支”相關,依舊語焉不詳。

      北宋前期的《太平御覽》也有“燕脂”條,條下抄錄了張華《博物志》、《西河舊事》所載的匈奴歌、崔豹《古今注》以及習鑿齒《與燕王書》的四則史文[15]。現在看得出,古人凡述及胭脂的歷史,匈奴歌已成為必予引用的史料。這時候把焉支山名與胭脂相提并論,遂水到渠成。所以到南宋時的程大昌筆下,便儼然以“燕支山”替換“焉支山”原名。他寫道:“焉支山,正書為燕支。……紅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16]比程大昌晚一些的胡仔,雖未像前者那樣擅改匈奴歌里的“焉支山”原名,卻雜糅《與燕王書》中的文辭聲言:“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采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17]把“焉支山”之名與“燕支”(即“胭脂”)、“閼氏”串聯為一組同源多義詞語的歷史語言學“構建”,至此才算完成了。

      盡管保留下來的漢文史料已足以讓我們分辨出三個詞語各自不同的來源,但對它們分別出自何種語言以及如何從詞源學角度對其作進一步釋義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找尋到令人滿意的解答。蒲立本正確地否認了“閼氏”與“燕支”的語義聯系。他以為,縱然二者語音相似,但由此便遽而推論匈奴王后妃因“可愛如煙支”而以“閼氏”名,至多是一種通俗詞源學的解釋。他進而放棄了服虔讀“閼氏”為“焉支”的見解,另取司馬貞《史記索隱》“閼氏舊音曷氐”之說,認為它就是后來突厥-蒙古語中的qatun,譯言“妻子、可汗或汗之后妃”12[18]196-200。

      可是另一方面,蒲立本卻輕信隋唐人的臆斷,以為“焉支山”之名起源于山上生長的用于制作胭脂的紅藍花。他寫道:“‘胭脂’這個詞也是甘肅境內靠近山丹的一座山的名字……紅花染料出在此山,因此得名。”他說,兩者“更像來源于一個同吐火羅A方言ārki、B方言ārkwi‘白色’有關的月氏語詞。這個印歐語詞根主要意為‘閃光、明亮’。”13[18]197-198

      貝利認為,蒲立本從中古吐火羅語追尋一個更古老的漢語詞“煙支”的起源,難免有時代倒錯之嫌疑。另外,這樣做也丟失了漢語中該外來語譯名與伊朗語支諸語言的真正聯系。他指出,和闐塞語稱紅藍花為ysara?jsa,派生于zar-(譯言“紅色的”)。但他并沒有討論此詞與“煙支”的詞源有無關系的問題,而是采取與蒲立本很接近的釋讀路徑,不過是轉而從同樣出現在伊朗語里的ark-(譯言“變明亮、變白”)>*archīk(“變為白色”)尋找“煙支”的詞源線索罷了。

      但是涂抹胭脂怎么會使臉“變為白色”呢?貝利似乎是誤將譯自漢文的粟特文《善惡因果經》在對譯“著煙支、胡粉、朱唇入寺者”一語時出現的’sp’yt’w(譯言“趨于白色”),與漢文本中的“煙支”過于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1]129(注352)。按照他的邏輯,如果粟特語可以稱胭脂為白色染料,那么盡管我們仍不能完全理解胭脂為什么會被認為與白色而不是紅色聯系在一起,伊朗語中還以其他的類似形式如此稱呼它,似乎也不難理解。

      然而實際情況是,粟特文本在這里并沒有將漢文本里的“胭脂”一詞如實翻譯出來,相應的譯文是:“凡有人在家以白粉涂抹其臉,復加妝點,并走入寺院”14。貝利原本是想舉粟特語文獻采用派生于“白色”的’sp’yt’w來翻譯“煙支”之名作為證據,論證胭脂與白色的語義聯系。此一中間環節若告斷裂,則以“胭脂”為伊朗語arkchīk音譯的見解也就失去了說服力。漢語中的這個外來詞究竟源于何處,至今還沒有被人勘破。

      至于作為山名的“焉支”,貝利誤以為與“煙支”屬于同源詞,所以他擬構的arkchīk在他看來對二者都是適用的。如果arkchīk不太像“煙支”的源詞,那么它還會是“焉支山”之名的來源嗎?可惜漢文記載里找不到焉支山別名“白山”的佐證,不然這倒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西漢記載中河西四郡的軍事行政地名及自然地名共七八十個,包括軍事行政地名五十多個,自然或人工設施地名二十多個[19]。扣除上面已討論過的極少數幾例,以及二十多個可以確定是純漢語詞的地名之外,剩下的大多數都可歸入第三組。它們雖然好像是用漢語命名的,有不少看上去還全然出于漢語,但其實很可能都是以治目方式漢譯的外來語,唯其源詞及原義均已不克詳悉。為討論方便,現在先談第四組純屬于漢語的地名,再回過頭來簡單說說第三組的那些地名。

      在由漢語生成的第四組地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玉門”。該名在和闐塞語文獻里寫作gūke-mana[20],表明它正是從漢語原型轉寫過去的。這個和闐塞語地名,很可能是從很早的年代流傳下來的稱呼,盡管它指代的地理位置未必一直是西漢玉門縣治的所在地。

      其他那些產生于漢語的地名中,有諸如“東部都尉”“西部都尉”“中部都尉”“北部都尉”等駐防地名。不但“都尉”的官號出于漢語漢制,而且“東部”“西部”“中部”“北部”之類的方位修飾語,都分別針對四郡內部的相對地理位置而言,因而只有在西漢行政建制的語境中才具有意義。與此相類似,“農都尉”“宜禾都尉”“遮虜障”等地名,也可視為源出漢語。

      自然地名里的“南山”(在姑臧以南,因名;即今武威西南的祁連山)、“弱水”(今額濟納河),也是出于漢語的地名。

      第三組地名占了西漢四郡地名的大半,它們恐怕都是用漢字音寫的當地非漢語詞語。“刪旦”一名在歷史上保留了很久,所以即便將之改為“山丹”之后,還不難令人想起,“山丹”的前身原是一個采用治耳式記音的外來語地名。酒泉郡的治所名為“祿福”。這兩個字在起名當時還是同義詞,至鄭玄箋注《詩經·瞻彼洛矣》“福祿如茨”句時,始將其分別為“爵命為福,賞賜為祿”15[21],后世慣用語遂多寫作“福祿”。晉司馬彪為《后漢書》續《郡國志》時,即把它誤寫為“福祿”16,由此透露出,其漢字音寫的屬性逐漸被人們淡忘。

      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名的非漢語性質,從一開始就被治目式的漢字轉寫形式掩蓋起來,以致后人更容易把它們看成源于漢語的地名。西漢最先設置的兩郡,其郡名“武威”和“酒泉”應當都是從一開始就被雅化了的漢字音譯詞。東漢中后葉的應劭謂:酒泉因“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顏師古也說:“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2]可見它的真實詞源,到東漢后期就已差不多被淹沒了。

      蒲立本在發表于20世紀60年代的那篇長文《漢族與印歐語人群》的開頭指出:“對那些在自身文化具足的傳統信念中生長起來的中國學者來說,除非發現具有絕對說服力的相反證據,漢文明的每一種基本成分,包括農業、冶金技術的發明等等在內,都被十分自然地看成是在沒有任何外來影響的情況下,從他們自己的原創性活力中發展出來的。”對河西走廊古地名的分析或許也可以作為某種佐證,表明漢文化從它的最早發育期開始,就在與周邊不同人群及其文化的交流互動中,經歷了一個曲折漫長的演進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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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上古音構擬據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以下不再說明。

      2.《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甘州”,《元和郡縣志》卷四十“隴右道”下“甘州”。到明代,山名被改寫為“甘浚”,山的位置則被說成在城“西南八十里”,“泉甘冽,甘州之名因此”。見《大明一統志》卷三十七,《廣輿記》卷九,“陜西行都司·山川”。乾隆《甘肅通志》卷六“山川·甘州府”補充說,府城東北45里之“甘峻山即人祖山,與甘浚山別”。

      3.關于吐火羅人與阿凡那羨沃人的古基因比較,目前尚未見到較全面的綜合研究發表。歐亞草原在史前曾不止一次發生大規模人群遷徙與人口替代事件。阿凡那羨沃人與著名的牙姆納亞人在遺傳上幾乎沒有區別,證明了早期青銅時代跨越遼闊空間的基因流動。在青銅時代中后期,代表著辛塔希塔人群基因庫之時空延展的安德羅諾沃人群,又以更大的規模占據了阿爾泰山以西歐亞草原的亞洲部分。而安德羅諾沃人或即說東伊朗語(包括斯基泰語、薩伽語、粟特語、巴克特利亞語、月氏語、于闐塞語等)的各種人群的共同祖先。此后他們在該地區與從事狩獵采集的西伯利亞土著民后裔發生大面積基因交流與混合,并經歷了一次人口膨脹。因而鐵器時代的東西部斯基泰人,從遺傳學角度需要被視為在不同地域內各自生成的不同人群。參見:鄂倫托夫特(M.E. Allentoft)等《青銅時代歐亞大陸的人群基因》,載《科學》第522卷(2015-06);M·烏恩特蘭達(M.Unterl?nder)等《歐亞草原鐵器時代游牧人的祖先、人口過程及其后裔》,載《自然通訊》8:14651(2017-05);庫茲米娜(Elena E.Kuz’mina)《印度-伊朗語人群的起源》,萊頓博睿書店2007年版。關于安德羅諾沃文化與古代印度-伊朗語的關系問題,學術界意見還有極大的分歧。參見藍伯格-卡洛夫斯基(C.C.Lamberg-Karlovsky)《考古學與語言:論印度-伊朗諸語言》以及論文后的九篇評論與論文作者的回應,載《當代人類學》卷43-1(2002-02)。東伊朗語乃至伊朗語族的起源,從根本上說,涉及印度-伊朗語支系如何從原始印歐系共同語的起源地分化出來的問題,唯關于原始印歐語的起源地問題,至今尚未獲得確解。有關它的研究史回顧,可參看馬洛里《印歐語人群的故鄉:評將其置于亞洲的各種觀點》,載《德干研究生學院與研究院學報》1994—1995年54、55期。較新的研究成果,則可參閱:R·布凱爾特(R.Bouckaert)等《印歐語系起源與擴張的地理定位》,載《科學》新系列卷337(2012-08);沃爾夫岡·哈克(Wolfgang Haak)等《興起于草原的大規模遷徙是印歐系諸語言在歐洲的一個來源》,載《生物學評論》2015:013433。又見薩赫斯(J.D.Sachs)在其《全球化的時代:地理、技術與制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20)的第四章“騎馬人的時代”里,對此的敘述頗為簡明易懂。

      4.古人討論這些異寫,可參見王褘(按“褘”為“祎”之誤字)《大事記續編》卷十,《元和郡縣圖志》畿輔叢書本卷四十后附張駒賢《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考證》,儲大文《存硯樓文集》卷八《取道》。

      5.王昶《金石萃編》卷四十五《姜行本碑》,《全唐文》卷一六二李義表《登耆阇崛山銘》,這兩則材料蒙陳曉偉老師見告。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宋元遞修本《通典》與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亦有勞他代檢,謹此致謝。

      6.《括地志》雖然編寫年代早,但原書散佚,今日所存殘篇斷簡皆出于轉相抄引。故見于佚文中的“初羅漫”“所羅漫”等,正訛難辨。又《后漢書》卷二十三《竇固傳》李賢注謂祁連山“今名祁縣羅漫山”,王先謙于其下按云:“注有脫誤。”“祁縣羅漫山”說為《冊府元龜》等書所沿襲,后世文本中的“祁羅漫”或亦出此。

      7.中古漢語語音的音值用鄭張尚方、潘悟云的擬構。

      8.蒲立本(G.E.Pulleyblank)在半世紀之前曾說過,六十四卦之首“乾”卦,為天的象征,“乾”上古音為gran,與“祁連”的語音極其接近,它們或許是偶然同音的兩個不相關詞語。唯《易經》中的用語在詞源學上往往難以澄清,并且在其他上下文的場合中也很少使用,所以這還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他還認為,古代中國傳說中的神獸麒麟,其名稱甚至也可能與語義為天的“祁連”有詞源關系。見蒲立本《漢族與印歐語人群》一文,載《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966年第1—2期。不過這兩個語詞在上古音系中的讀音,與“祁連”的讀音還是有較大的差距,他的猜測或不能成立。

      9.唐慎微《證類本草》卷九“紅藍花”條引“圖經曰”。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十五“紅藍花”條則作:“《博物志》云,張騫得種于西域。”

      10.段公路《北戶錄》卷三“山花燕支”并引崔豹《古今注》云:“燕支葉似薊、華似蒲。云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亦謂紅藍,以染粉為婦人面色,謂之燕支粉。”

      11.《北戶錄》卷三“山花燕支”條。《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傳》司馬貞“索隱”亦引此條,謂出《與魏王書》,詞語略有相異處,可參閱。

      12.蒲立本所據,蓋系百納本景宋慶元刻本《史記》引“索隱”。若按蒲氏把匈奴語推定為葉尼塞語的看法,則突厥-蒙古語中的qatun當視為從葉尼塞語輸入的外來語。又近人梁章鉅亦謂,匈奴皇后號“魏晉時尚不讀焉支”,見《〈文選〉旁證》卷二十四“石季倫《王明君詞》”篇。

      13.在《漢族與印歐語人群》一文里,蒲立本寫道:“如果我們記得其詞根的意思是‘光亮’‘閃亮’,那么就可能在它與譯言‘白’的吐火羅語ārki或ārkwi之間建立詞源學聯系。”

      14.此據高狄奧(R.Gauthiot)、伯希和(P.Pelliot)的《〈善惡因果經〉粟特文、漢文及藏文刊本及法譯》(巴黎:保羅·格特納東方圖書館,1926:9-10.)卷2的轉寫、法譯、評注及索引。譯注者指出,煙支與胡粉并不是一種東西,但粟特文只使用了一個“白”字來翻譯它們。見上引書頁59。又麥肯澤(D.N.Mac Kenzie)的粟特文英譯本此處譯為:“凡有人在家將臉上涂白,并妝扮[之],走進寺院。”見《粟特文〈行為之因果經〉轉寫及英文譯注》(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70:11)。這是一部由漢傳佛教僧人編撰的偽經。只有從漢文本翻譯過去的藏文本,將“煙支、胡粉、朱唇”全部譯出了。見任小波《吐蕃時期藏譯漢傳佛典〈善惡因果經〉對勘與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41.222.268.188.238.199.等處)。

      15.許慎《說文解字》“示部·祿”,并見段玉裁注。段謂“鄭‘既醉’箋,始為分別之詞”,應改為“鄭‘瞻彼洛矣’箋,始為分別之詞”。

      16.《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酒泉郡·祿福”條下王先謙補注,司馬彪《續漢書》之《郡國志五上》“酒泉郡·祿福”條下王先謙集解。

    作者簡介

    姓名:姚大力 工作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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