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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道、救時與應時:晚清湖湘理學的學術特色與價值研究
    2020年12月29日 15:29 來源:《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張晨怡 字號
    2020年12月29日 15:29
    來源:《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張晨怡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評價晚清湖湘理學,需要將其置于理學史乃至整個儒學史的學術框架之內。晚清時期,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學術風氣發生轉變,漢學衰落,理學復興。晚清湖湘理學上承南宋時期的湖湘學派,興起于嘉道,于咸同年間發展到鼎盛。晚清湖湘理學家們不僅重視修史辨學以衛道,更強調義理經世以救時,并注重因應時代,主張有限度地吸納西學,成為“中體西用”說的有力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們不僅直接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而且積極促成了“同治中興”局面的出現,但由于在學理上鮮有創新,最終沒有改變自身乃至儒學總體衰落的命運。

      關鍵詞:學術史;晚清;湖湘理學;衛道;經世

      作者簡介:張晨怡(1976—),女,浙江紹興人,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

      基金: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近代化視野下晚清理學的流變與價值研究”(14YJC770039)的階段性成果。

      清嘉道以后,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學術風氣發生轉變,漢學衰落,理學復興。其中,湖湘地區是晚清時期理學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就時間而言,晚清湖湘理學可以劃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唐鑒、陶澍、賀長齡、賀熙齡、歐陽厚均、胡達源等,主要活動于嘉道年間;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羅澤南、劉蓉等,主要活動于咸同年間。至光緒年間則已衰頹,不復成軍。他們不僅直接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而且積極促成了“同治中興”局面的出現,對于思想學術與社會政治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對于湖湘理學,學界多年來研究成果頗豐,如陳谷嘉和朱漢民的《湖湘學派源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立新的《開創時期的湖湘學派》(岳麓書社2003年)、朱漢民的《湖湘學派與湖湘文化》(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上述著作為湖湘理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均側重于南宋時期,而鮮少涉及晚清時期湖湘理學的研究。作為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湖湘理學自然也被湘學研究者納入研究范疇之中,如李肖聃的《湘學略》(湖南大學1946年)、朱漢民的《湘學原道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黃圣旻的《湘學與晚清學術思潮之轉變》(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陳書良的《湘學史略》(中華書局2015年)等。但由于湘學并非凝固的時間概念,南宋時期的湘學雖然可以等同于湖湘理學,然而隨著湘學的發展,其內涵與外延均發生變化,并不斷增添新的內容,所以羅志田說近代湘學“雜而不純”1。也正因為此,上述著作對晚清湖湘理學的關注程度與南宋時期的湖湘理學相比,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其研究成果也往往比較簡略。此外,史革新的《晚清理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張昭軍的《清代理學史》下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著作對晚清湖南地區的理學也有論及,但限于體例,著墨不多。專門研究晚清湖湘理學的著作僅有張晨怡的《清咸同年間湖湘理學群體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該書集中對咸同年間的湖湘理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限于研究時段,對嘉道年間的湖湘理學未予詳細論述。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對晚清湖湘理學雖有一定研究,特別是近年來又有一系列專題論文相繼發表,但往往側重于具體人物2,尚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這一研究現狀與晚清湖湘理學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亟待學者在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上進一步有所突破。本文將晚清湖湘理學置于學術史的視野之下,對其學術淵源、學術特色、學術地位及價值進行系統地梳理和分析。

      一、晚清湖湘理學的學術淵源

      就文化的傳承而言,“生活于某一地域的人們對某一文化或文學具有濃郁的興趣,由此培養了一種傳統,而這種傳統又反過來促成了某一文化或文學的賡續,使得這種傳統繼續找尋到傳承人”3。研究湖湘理學,也要首先追溯其地域文化淵源。湖湘理學發端于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至湖湘學派出現而正式形成。周敦頤,北宋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其代表作為《太極圖說》和《通書》。《太極圖說》基于儒家的經典著作《周易》,并吸收了道教《太極圖》的思想,建立了“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物”的宇宙論哲學。《通書》以“誠”為核心,“誠”既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的宇宙本體,又是“圣人之本”的道德人格本體,從而將宇宙論與心性論聯系起來,為儒家倫理提供了一個終極存在的本體依據。4周敦頤的著作言辭簡約,內蘊豐富,以論綱式的表述為后代理學家留下了十分廣闊的引申和發揮的空間。此后,湖南一躍而為理學重鎮,號稱“理學之邦”,數百年間涌現了一大批著名的理學家。周敦頤被尊為“道學宗主”,是湖湘地區后輩學人“自豪鄉曲”“紹休前人”的主要對象。5

      湖湘學派是南宋時期理學陣營中的一個學術派別,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國、胡宏、胡寅、張栻等。他們雖然不是湖南人,但是由于這個學派的形成、發展以及主要學術、教育活動皆在湖南一帶,所以歷史上稱之為湖湘學派。6它是湖南地區形成最早、規模最大的理學學派,在湖湘理學的建構過程中居于十分重要、顯著的地位。湖湘學派在研治學術的同時,還創辦了多所書院作為自己的學術——教育基地。胡安國、胡宏隱居衡山一帶時,創建了碧泉書院、文定書院、道山書院;張栻在長沙傳播理學時,主要以岳麓書院、城南書院為基地;張栻的弟子創建了湘鄉的漣濱書院、湘潭的主一書院、衡山的南岳書院等。在當時,這一龐大的書院群作為湖南的理學學術——教育中心放射著巨大的能量,使湖南成為理學極盛之地。湖湘學派于南宋末年消亡以后,這些書院延續湖湘理學學統的作用進一步凸現出來。著名的岳麓書院歷宋、元、明、清四朝,一直興學不輟,其他如城南書院、漣濱書院、碧泉書院、文定書院等也都得以延續,特別是在清朝辦學更盛。湖湘學派推崇程朱理學、強調經世致用的學術特色,通過書院積淀下來,成為一種比較穩定的學風,對湖南的后代學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無論是明中后期心學興盛,還是清乾嘉時漢學風行,湖湘地區的大部分學人都始終尊奉理學學統,并注意把理學與經世之學、心性修養與躬行實踐結合起來,所以少有空疏之弊。

      清嘉道以后,理學呈現出復興態勢,湖湘地區更是涌現了唐鑒、陶澍、賀長齡、賀熙齡、歐陽厚均、胡達源等多位理學之士。他們均曾就讀于岳麓書院,師從山長羅典,不僅自身尊崇理學,而且努力傳播理學,為湖湘理學繼南宋之后再度活躍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唐鑒,湖南善化人,為學篤守程朱,力辟陸王,著有《朱子年譜考異》《國朝學案小識》《省身日課》等。唐鑒官至太常寺卿,人亦高壽,弟子眾多,曾國藩、倭仁、吳廷棟等均曾從其問學,影響巨大,堪稱晚清復興理學的宗主。陶澍,湖南安化人,尊崇理學,不廢漢學。賀長齡,湖南善化人,“平生篤宗理學,以導養身心為主”7。陶澍官至兩江總督,賀長齡官至云貴總督,二人位高權重,均不遺余力推廣理學。賀熙齡,賀長齡之弟,執教城南書院多年,培育出左宗棠、羅澤南等眾多理學之士。歐陽厚均,湖南安仁人,擔任岳麓書院山長27年,以“忠孝廉節,敦品勵行”立教,提倡“義理經濟之學”,門下著錄弟子三千,著名者有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劉蓉等。胡達源,湖南益陽人,崇奉理學,執教城南書院期間,結合自身教學實踐著有《弟子箴言》一書,唐鑒、陶澍等曾聯名向道光帝推薦該書,以傳播理學價值觀念。

      咸同年間,湖湘地區又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羅澤南、劉蓉等繼起,并借助湘軍網絡形成了一個規模更大的理學群體。他們多就讀于岳麓書院、城南書院或漣濱書院,深受湖湘學派的濡染。以年歲論,則多為唐鑒、陶澍、賀長齡、賀熙齡、歐陽厚均、胡達源等人的后輩,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均深受前者影響。這一時期湖湘理學的核心人物為湘鄉曾國藩,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創建湘軍,利用師生、同學、宗族、姻親、同鄉等關系,將一大批有著共同學術旨趣和政治觀點的湖湘理學士人集結成團,鎮壓太平天國,投身洋務運動,使湖湘理學爆發出巨大能量。他們撰寫、刊刻理學書籍,興辦義學、書院,設立忠義局,修建祠堂,并借助政治軍事力量將理學的價值理念推向全國。

      二、修史辨學:晚清湖湘理學衛道的兩種方式

      按照理學的正統觀念編修史書,駁斥各種被理學視為異端的學說,是晚清理學復興過程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理學自形成以來即有修史辨學以維護圣道的傳統,朱熹模仿春秋筆法,編《通鑒綱目》,“辨名分,正綱常”,以宣揚理學正統觀念;張載、二程批佛,朱熹更是于佛老之學、陳亮的功利之學、陸九淵的心學等一切所謂異端邪說嚴加拒斥,無所不辨。延續至明、清兩代,理學中修史辨學的傳統一直綿延不絕。特別是晚清以來,社會政治發生嚴重危機,湖南理學家們更是熱衷于秉承理學觀念修史,其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就是編修理學學術史,明宗續統,與各種被理學視為異端的學說作斗爭,竭力樹立理學的學術權威,將這一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這一時期理學家編著的理學學術史中,唐鑒的《國朝學案小識》是影響最大的一部。《國朝學案小識》始作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書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全書收錄清代前中期學者256人,共14卷,包括《傳道學案》2卷、《翼道學案》3卷、《守道學案》4卷及《待訪錄》2卷、《經學學案》及《待訪錄》3卷,卷末另附《心宗學案》及《待訪錄》,列于正文之外,以示排拒。在體例上,《國朝學案小識》借鑒了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黃宗羲和全祖望的《宋元學案》,是一部以學案提名的學術史著作。但它又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該書以《提要》取代《凡例》,開篇即表明尊朱黜王、揚宋抑漢的著述宗旨,將傳主按其對于道統傳承的重要性分為五等,編制出一個以程朱理學為主干的清代學術發展史,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門戶之見。

      “《清學案小識》在道光中葉的問世,不是一個偶然的學術現象”,“面對漢學頹勢的不可逆轉,方東樹、唐鑒皆欲以理學取而代之,試圖營造一個宋學復興的局面”。8因此,《國朝學案小識》成書之后,雖因門戶之見深受一些學者的詬病,但還是得到了一大批致力于衛道的理學人士的稱許和共鳴。湖南善化人黃倬稱該書“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樊籬”,“為斯世掃榛莽,為后學正趨向,為希賢作圣者立一必至之正鵠”。9受唐鑒影響,云南理學名家何桂珍特著《續理學正宗》,并根據唐鑒的意見,續補清初竇克勤編《理學正宗》遺漏的道學傳人,構建出更為完整的理學道統史。

      除了編修理學史、分疏學術源流、表彰程朱理學,晚清湖湘理學士人還致力于辨學,從學理上駁斥異端學說。在這些崇尚辨學的理學家的心目中,辨學衛道與經邦治國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說辨學衛道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更為深遠。唐鑒、羅澤南、劉蓉等均“孜孜焉以崇正學、辟異端、正人心、明圣教為己任”10。其中,羅澤南的《姚江學辨》最具代表性。

      羅澤南,湖南湘鄉人,除《姚江學辨》外,還著有《讀孟子札記》《人極衍義》《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等多部理學著作,是晚清時期理論體系最完整嚴密的理學家。秉承儒家的傳統思維,羅澤南把政治的治亂、朝代的興替歸結為學術的正邪明晦所致,認為“世運之盛衰”系于“道之興廢”11,如果學術不正,世運必然隨之而壞,“生民之禍遂有不可勝詰者矣”。因此要使天下百姓免于喪亂之苦,就必須昌明“正學”、“黜”“俗學”、“熄”“異學”12。對于各種異端邪說,羅澤南按照它們對圣道、對人心危害的輕重緩急,分別給予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中對于王陽明心學的抨擊是最為激烈的。

      自朱熹與陸九淵之間圍繞“道問學”與“尊德性”、“即物窮理”與“發明本心”等問題展開爭論以后,“理學”和“心學”兩大派別之間的論辯詰難始終持續不斷,特別是在王陽明心學興起以后,更是如此。明朝程瞳的《閑辟錄》、陳建的《學蔀通辨》,清初張烈的《王學質疑》、童能靈的《朱子為學考》、陳法的《明辨錄》等都是這方面的著作。清中期以后,漢學興盛,理學式微,程朱陸王之辨一度或息。然而,嘉道以后,沉寂多年的陸王心學也出現了復蘇的跡象。為了防止陸王心學借勢復興,羅澤南不得不重提程朱陸王之辨。13由于朱熹已經對陸九淵的心學思想進行了駁斥,所以羅澤南特著《姚江學辨》一書集中批判陽明心學。

      《姚江學辨》著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分為上下兩卷,約4萬字,從學理上對朱王之辨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論述。上卷主要依據程朱的“性”“理”至上論批判了王陽明以“心即理”說為核心的心性學說,下卷主要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否定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和“知行合一”說。在體例上,該書基本上仿照朱熹的《雜學辨》,將王氏著作的原文按照不同問題摘引出來羅列于前,自著按文于后,引文辨文相間而行。

      羅澤南對王學的批判得到眾多宗程朱學者的高度贊揚。湖南理學家唐鑒、關中理學家賀瑞麟等都對《姚江學辨》一書津津樂道。篤守理學的桐城派后期名家方宗誠也說:“陸(九淵)、王(陽明)、陳(獻章)三先生行誼、氣節、功烈、政績、忠節大端固皆可為后世師表,至其學之偏弊,則朱子、胡敬齋(居仁)、羅整庵(欽順)各致爭于生前,其后陳清瀾(建)《學蔀通辨》、張武承(烈)《王學質疑》、顧亭林(炎武)《日知錄》、陳定齋(法)《王學辨》、羅忠節公澤南《陽明學辨》(案:即《姚江學辨》)以及張楊園(履祥)、陸清獻(隴其)、張清恪(伯行)、倭文端(仁)、吳竹如(廷棟)先生諸儒集中皆已辨之極其明矣。學者分別師法之可也。”14 上述評論雖有一些溢美之詞,但也可見《姚江學辨》在辨學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與唐鑒不同,羅澤南批王學并未停留在學術源流的分疏上,而是深入到王學的理論體系之中,進行學理上的辨析。以程朱理學的正統觀點為準繩,他對王陽明的心性學說、知行學說進行了全面的駁斥,大有釜底抽薪的味道。可以說,羅澤南批王學,與唐鑒為理學家張目,互為補充,《國朝學案小識》長于歷史源流的分疏,而《姚江學辨》長于學理的辨析,相輔相成,于擴大程朱理學的聲勢、推動其在晚清的復興極為有益。但湖湘理學家修史辨學的目標不限于推動理學復興,他們對“道統”建構的背后隱含著更重要的終極目標,那就是建立一個符合儒家理想的政教秩序。晚清理學對“道統”的建構與對“政統”的維護是聯系在一起的,晚清理學復興因此成為集思想與政治為一體的運動。

      三、義理經世:晚清湖湘理學救時的主要途徑

      湖湘理學的經世色彩相當濃厚。早在兩宋之際,湖湘學派的開創者胡安國即強調以義理說《春秋》,著有《春秋傳》,打下湖湘理學強調經世致用的基調。其子胡宏雖然終生不仕,但始終關心社稷安危,曾寫下《上光堯皇帝書》,希望宋高宗能夠“正三綱”“行仁政”,其代表作《知言》不僅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學理論體系,而且突顯出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胡安國養子胡寅不僅是一位理學家,也是一位政治家,其立身行事皆以“尊王攘夷”為宗旨。胡宏弟子張栻為南宋中興名相張浚之子,其治學、授徒、整軍、為政無不強調“經濟之學”,最終奠定湖湘學派的經世特色。

      有賴于岳麓書院、城南書院等書院群的傳承,明清時期湖湘理學的經世傳統雖一度隱而不彰,但始終不絕如縷。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際,湖湘地區更誕生了一代大儒王夫之。王夫之曾就讀于岳麓書院,青年時即關心時政,與同窗好友結成“行社”。抗清失敗后,隱居山林,以讀經著史表達經世之志,著有《讀通鑒論》《張子正蒙注》等約百種,進一步將湖湘理學的經世致用精神發揚光大,成為晚清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清嘉道年間,隨著康乾盛世的結束,社會危機進一步凸顯,經世致用思潮再度興起,“留心時政之士夫,以湖南為最盛”15,主要代表人物有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等。他們皆曾就讀于岳麓書院,為山長羅典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羅典,湖南湘潭人,擔任岳麓書院山長27年,期間著意恢復和重建湖湘理學經世學統,為“湘系經世派”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礎。“湘系經世派”的核心人物陶澍主張“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16,將一大批經世人才聚攏在身邊,日“以文章經濟相莫逆”17,是嘉道時期經世思潮的忠實的踐行者和有力的推動者。鄧顯鶴編輯刊刻《船山遺書》、賀長齡、魏源主持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都離不開陶澍有力的支持。對此,清流黨人張佩倫評論說:“道光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者在上則賀耦庚(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集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則徐)、蔣礪堂(攸铦)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18

      在嘉道年間“湘系經世派”的直接影響下,以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為代表的湖湘理學士人崛起于咸同年間,使湖湘理學的義理經世特色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出山之前,他們致力于以“禮”化“俗”,通過在家鄉講學施教,力圖使地方上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道”的熏陶。在出辦湘軍之后,他們借助日益強盛的兵威,更將影響擴大到全國。利用宗族制度,恢復社會秩序;改良吏治,維護社會秩序;轉變風尚,重塑理學價值觀念。19正如民國哲學家賀麟所評:“在前清咸同年間,清朝中興名臣如曾滌生、胡潤芝、羅羅山三人,均能本程、朱之學,發為事功。”20

      概而言之,晚清湖湘理學順應了嘉道以來由“純學術”走向“致用之學”的學術轉向,進一步與經世致用相結合,并形成了“義理經濟”合一的特色。晚清復興湖湘理學的宗主唐鑒在《國朝學案小識》中提出要“守道救時”,他說:“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21將“守道”與“救時”緊密結合起來,強調“內圣”與“外王”的合一。這也是晚清湖湘理學士人的群體立場。在此基礎上,曾國藩將“經濟”從“義理、考據、辭章”(姚鼐)中的“義理”獨立出來,進一步提出“孔門四科”,強調“義理經濟”合一。他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22對于“內圣”與“外王”的關系,曾國藩也曾作如下剖析:“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23將“內圣”與“外王”相提并論,認為二者同等重要。事實上,“內圣外王”雖出于《莊子·天下》,但自儒學誕生以來,就成為儒家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為了應對唐五代以來的精神危機和政治亂象,理學在宋代應運而生,本身就是一種“內圣外王”的實踐。然而理學發展到后期,很多理學流派往往過于強調心性,將“內圣外王”割裂開來,日益脫離社會政治現實。在晚清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刺激下,湖湘理學士人重拾經世傳統,并結合時代特征形成了新的學術特色,擴大了經世之學的內涵。依照是否追求“經世”,史革新將晚清理學家劃分為以倭仁為首的理學主敬派和以曾國藩為首的理學經世派。事實上,主敬派與經世派的分歧不是要不要“經世”,而是如何“經世”。理學經世派致力于求強求富,主敬派亦有圖強言論,二者也均積極投身于實際政治,并在“同治中興”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區別在于,主敬派的施政綱領主要為道德論在政治上的延伸,而以湖湘理學士人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世派則強化了理學資源中那些長期不被程朱后學重視的內容并有所發展,強調“外王”不能由“內圣”自然生發,而必須腳踏實地為秩序重建進行知識儲備與政治實踐。他們以義理經世為救時的主要途徑,不僅糾正了理學末流“重內輕外”的弊端,推動了晚清士林講求經世之學風氣的形成,而且身體力行,在軍事、政治、文教等各個領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同治中興”的出現創造了重要條件。在晚清湖湘理學家的心目中,經世不僅是政治追求的過程,也是理想的境界,因此他們始終強調對“學統”“道統”“政統”三位一體格局的維護。可以說,經世致用雖非晚清湖湘理學所獨有,但其義理經世特色卻有其獨特的價值,而且既有主張,又有實踐,從而與同時期趨向于經世的今文經學、漢學等儒學其他流派顯著區分開來。

      四、中體西用:晚清湖湘理學對西學的吸納

      理學與西學的關系是中國步入近代才開始出現的新命題。關心時務的晚清湖湘士人敏感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并給出了符合時代需要的回答。與晚清時期一般理學家堅持“夷夏之辨”、完全抗拒西學的傳入不同,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湖湘理學士人主張有限度地接受西學,贊同“中體西用”理念。

      對于西學這一強勢外來文化,倭仁、賀瑞麟、于蔭霖等理學主敬派主張一概排斥。“持這種觀點的人仍然用傳統的‘夷夏之辨’觀點看待已經變化了的中外形勢”,“拒不承認中國有落后于人的地方,不承認西方國家有先進發達之處,甚至連已經成為事實的西方經濟科技的先進性也不承認”。24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同治六年(1867)倭仁反對同文館增開天文算學館、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入學事件。在奏折中,倭仁寫道:“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氛因而彌熾,數年以后,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于夷不止。”25在同文館之爭期間,倭仁所上奏折雖以倭仁個人的名義呈遞,但實際上卻是眾多理學人士商討的結果。在論辯期間,倭仁、徐桐、李鴻藻、翁同龢等經常聚在一起研究對策,“商略文字”。26可見,倭仁嚴守“夷夏大防”,代表了理學主敬派的群體立場。理學主敬派的主張,貌似純正,實際上背離了儒學兼收并蓄的本來宗旨。儒學之所以于諸子百家之中脫穎而出,歷久彌新,始終具有生命的活力,正在于對各家各派思想的不斷會通融合。因此,理學主敬派于西學嚴加拒斥,無異于加速了理學乃至儒學在近代的衰落。

      西學東漸雖然在近代才成為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但從理學發生過程中追根尋源,理學家應對異質文化,也是有一定經驗可以借鑒的。中國歷史上應對外來文化的傳入主要有兩次:一次應對的是佛教,一次應對的是西學。理學之產生,正是為了應對佛教傳入并廣泛流傳以及道教盛行對儒學根基的動搖的挑戰。經過一番“出入佛老”的努力,理學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兼容佛老思想以彌補儒學思辨性不足的弱點,構建了一個十分精致、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理學家雖無不以佛老為異端,但是理學的哲學體系中卻滲透著佛教和道教的思辨方法。晚清湖湘理學之所以在咸同年間大放異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西學的吸納。相對于漢學家,湖湘理學家率先趨于經世,并以經世之學為接引西學的媒介,在知識轉型的基礎上進行思想轉型。可以說,“清末理學派士人對西方文化的接納,正是理學的兼容性在歷史發展中的延續”27。

      晚清湖湘理學對西學的吸收融合,最初主要在于對“西技”的學習。曾國藩說:“無論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28左宗棠也認為:“中國之睿知運于虛,外國之聰明寄于實。中國以理義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各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必舍其精,講義理者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能,不可也。”29二人都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以趕超西方。正是基于此種理念,他們紛紛投身到洋務運動的洪流中去,“采西學,制洋器”。而隨著與西方接觸程度的加深,他們逐漸認識到西學中還有更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作為中國第一位駐外使臣,郭嵩燾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耳”30,認為中國要救亡圖存,不僅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取法西方現代政治制度。

      晚清湖湘理學士人的上述言論在當時遭致包括理學主敬派在內的保守士大夫的強烈反對和抨擊。但是,晚清湖湘理學士人堅信,他們對西學的吸納正植根于理學的內在精神。晚清湖湘理學群體中最重要的理論家羅澤南說:“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經大法萬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為則必隨時而損益。禹、湯、文、武即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盡行者。道無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跡而行之,非通儒之經濟矣。”31他強調“道無古今,用有古今”,道不可變,用則可因時而變,這正是洋務派“變器不變道”的理論基礎。晚清湖湘理學士人學習“西學”,目的是發展“中學”。因此,在學習西方的同時,他們格外強調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即使是汲取西學程度最為深廣的郭嵩燾,他的洋務思想也是建立在“理”“勢”“情”“幾”等理學基本觀念基礎之上的。在中西思想的激蕩中,夷、夏、體、用、學、術、理、勢等傳統理學概念獲得了新的闡釋。西學對湖湘理學發生作用,并不一定指那些為湖湘理學所吸納的部分,形成爭論也證明影響已經產生,湖湘理學的思想轉型就在此過程中進行。

      晚清湖湘理學士人對“中體西用”的提倡和實踐,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方便之門。甲午戰爭后,“中體西用”還逐漸取代“崇儒重道”,并演化為清政府的文化政策。隨著中國學習西方程度的加深,在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西化”日漸等同于“國際化”,“中體西用”說由被頑固派斥之為離經叛道,到被革命派斥之為狹隘保守。對此,錢穆的觀點還是比較公允的。他說:“一個國家,絕非可以一切舍棄其原來歷史文化、政教淵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濟事。則當時除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更無比此再好的意見。”32錢穆對“中體西用”說基本文化內核的積極意義進行了正面的評價。

      五、晚清湖湘理學的學術地位與價值

      評價晚清湖湘理學,需要將其置于理學史乃至整個儒學史的框架之內。“清代理學上承宋、元、明,歷經近三百年”,“前期興盛,中期式微,晚期有所復興又走向衰落”33。晚清湖湘理學初興之嘉慶年間,理學雖然仍被清政府尊為官方哲學,但是在學術界的地位與正如日中天的乾嘉漢學無法相比。道光朝以后,“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得到強化,漢學由盛轉衰,為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契機。晚清理學復興,主要發生在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張栻等宋代理學家當年講學的湖南、河南、陜西、安徽、福建等地。其中,湖南地區宗奉理學的人數尤多,并形成了以唐鑒、陶澍、賀長齡、賀熙齡、歐陽厚均、胡達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羅澤南、劉蓉等為代表的晚清湖湘理學群體。

      在晚清理學復興的過程中,湖湘理學群體與其他地區的理學人士相比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理學家唐鑒內召為太常寺卿。以唐鑒為核心,當時在京為官,來自全國各地的理學家如曾國藩(湖南)、倭仁(河南)、吳廷棟(安徽)、呂賢基(安徽)、何桂珍(云南)等都從其問學,一改乾嘉年間京內理學沉寂的局面,京師理學群體正式形成。唐鑒對京師、湖南乃至全國的很多理學士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除了自己致力于編修《國朝學案小識》外,還積極推動其他理學士人進行理學著作的編撰。何桂珍著《續理學正宗》、羅澤南著《西銘講義》,都與唐鑒有過密切的學術交流。一時間,在道光朝形成了一個修史辨學、傳繼道統的高潮,這也是晚清理學復興的重要表征。由于對唐鑒“守道救時”說的領悟各不相同,從唐鑒問學的理學士人或強調“守道”,或強調“救時”,最終形成了兩種理學治學路向。可以說,晚清理學主敬派、理學經世派均發端于此。主敬派的施政重點在于“正君心”,而以湖湘理學士人為核心成員的經世派的施政綱領基于更充分的知識儲備更切中時弊,這也體現了晚清湖湘理學重“實政”對清初理學重“實學”的超越。

      咸同時期,特別是同治年間,晚清理學的影響進一步擴大。這一時期,以倭仁為核心的理學主敬派在京師多居于高位,以曾國藩為核心的理學經世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勢力也急速擴張,呈現出理學盛極一時的局面。“盡管宗理學者不同于程朱理學本身”,但“宗理學者政治地位的高下一定程度上確又能轉移學術風氣,體現學術盛衰”34。理學這一興盛局面的形成,與湘軍集團在鎮壓太平天國和興辦洋務事業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密切相關。湘軍集團不但是一個軍政集團,還是一個文化集團,其核心首腦基本由晚清湖湘理學士人組成。作為晚清理學經世派的主體,晚清湖湘理學群體開掘出理學隱而未彰的工具理性,并積極將自己的義理經世主張付諸實踐。晚清時期的理學復興和“同治中興”關系密切,互相推動,而晚清湖湘理學群體在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晚清湖湘理學的本質,不僅是學術的,也是政治的。在近代大變局中,晚清湖湘理學的發展演變與政治變動密切聯系在一起。對此,清末湖南士人曾廉評價說:“其在道光時,唐鑒倡學京師,而倭仁、曾國藩、何桂珍之徒相從講學,歷有年數。羅澤南與其弟子王鑫、李續亦講學窮廬,孜孜不倦。其后內之贊機務,外之握兵柄,遂以轉移天下,至今稱之,則不可不謂非正學之效也。”35

      史革新在研究晚清理學時曾指出:“近代社會的發展給傳統理學提出一系列的新問題,也迫使這個古老的學派不得不發生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既有成功的一面,又有失敗的一面”。36理學雖然在晚清一度復興,但終如曇花一現。光緒朝以后,在西學的沖擊下,理學后繼乏人,迅速衰落,湖湘理學也是如此。晚清湖湘理學群體的核心人物曾國藩病逝于同治十二年(1873),重要成員郭嵩燾病逝于光緒十七年(1891),至此,晚清湖湘理學士人已經凋零殆盡,影響漸失。此后,湖南地區雖有譚嗣同、楊度等繼起光大湘學,但其學術已逸出理學范圍,無法用理學涵蓋,晚清湖湘理學中再未產生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人物。究其原因,湖湘理學雖注重因應時代,但由于在學理上鮮有創新,最終沒有達到呼喚新生的目的。對于西學,湖湘理學基于經世理念,雖有所吸納,但時變勢易,與宋代理學初興之時對佛教的包孕再生顯然不能相提并論,反而動搖了理學的根本,加重了民眾的思想文化危機。

      中國歷史上佛教東來并不伴隨著武力入侵,而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卻與船堅炮利相伴而來,可見,晚清中國面對的形勢更加嚴峻。 佛教于西漢末由印度傳入中國,流傳日廣,南北朝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宋代以來佛教則被徹底中國化、儒學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應對佛教的過程中,儒學經過長時間的低迷,本身也如鳳凰涅槃般,孕育出理學這一中國歷史上最體大思精的理論體系,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中華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晚清中國,國家衰敗,社會停滯,西學強勢,使得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學術困難重重。近代以來,儒學各派面對危機都在不同程度上嘗試學術更新,其中以晚清湖湘理學最具代表性,但最終都沒有改變自身乃至儒學總體衰落的命運。事實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曲折而漫長,如不過分苛求前人,晚清湖湘理學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我們今天在尋求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點,充分發揮優秀文化的時代價值的過程中,也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與教訓。

      注釋

      1羅志田:《近代湖南區域文化與戊戌新舊之爭》,《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2(1)相關論文主要研究晚清時期湖湘理學人物,如:樂愛國:《唐鑒與錢穆“朱子學案”的結構異同分析》,《求索》2013年第3期;羅檢秋:《學術調融與思想改良——曾國藩、郭嵩燾的禮學思想述論》,《天津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張晨怡:《羅澤南與晚清理學復興》,《清史研究》2006年第1期;范廣欣:《劉蓉的“門戶之見”與理學家的經世觀念》,《學術月刊》2016年第8期。綜論晚清湖湘理學的論文只有寥寥數篇。

      3(2)李宗剛:《民國時期山東文學教育綜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4(3)周敦頤:《周子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頁。

      5(4)錢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1頁。

      6(5)陳谷嘉、朱漢民:《湖湘學派源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7(6)錢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學風·湘學略》,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170頁。

      8(7)陳祖武:《清儒學術拾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第281、282頁。

      9(8)黃倬:《跋》,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卷末,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10(9)唐鑒:《羅羅山西銘講義序》,《唐鑒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37頁。

      11(10)羅澤南:《重修濂溪先生墓記》,《羅山遺集》卷五,清同治二年(1863)長沙刊本,第19-20頁。

      12(11)羅澤南:《人極衍義》,清咸豐九年(1859)長沙刊本,第24頁。

      13(12)羅澤南:《與高旭堂書》,《羅山遺集》卷六,清同治二年(1863)長沙刊本,第3頁。

      14(13)方宗誠:《志學錄》卷八,清光緒三年(1877)刊本,第31頁。括號之內字為作者所加。

      15(14)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18頁。

      16(15)陶澍:《陶澍集》(下) ,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第99頁。

      17(16)魏源:《邵陽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848頁。

      18(17)張佩倫:《澗于日記》已卯下,北京:朝華出版社,2018年,第188頁。括號內字為作者所加。

      19(18)張晨怡:《論晚清湖湘理學群體的經世實踐》,《遼寧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20(19)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19頁。

      21(20)唐鑒:《提要》,《清學案小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3頁。

      22(21)曾國藩:《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442頁。

      23(22)曾國藩:《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曾國藩全集·家書》(一),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第39頁。

      24(23)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64、165頁。

      25(24)《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倭仁折》,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31頁。

      26(25)翁同龢:《翁同龢日記》第2冊,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557頁。

      27(26)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180頁。

      28(27)曾國藩:《遵旨復奏借俄兵助剿發逆并代運南漕摺》,《曾國藩全集·奏稿》(二),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1272頁。

      29(28)羅正鈞:《左宗棠年譜》,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127頁。

      30(29)郭嵩燾:《郭嵩燾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345頁。

      31(30)羅澤南:《人極衍義》,清咸豐九年(1859)長沙刊本,第11頁。

      32(31)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900頁。

      33(32)龔書鐸:《緒論》,《清代理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28頁。

      34(33)張昭軍:《清代理學史》下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2頁。

      35(34)曾廉:《應詔上封事》,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2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493頁。

      36(35)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2頁。

    作者簡介

    姓名:張晨怡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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