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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天穹下的那道彩虹 ——百年前兒童公育思潮的蔚然蒸騰
    2020年12月28日 09:09 來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喻本伐 張汶軍 鄭剛 字號
    2020年12月28日 09:09
    來源:《教育研究》2019年第7期 作者:喻本伐 張汶軍 鄭剛
    關鍵詞:兒童公育;學前教育;民主;科學;理想

    內容摘要:

    關鍵詞:兒童公育;學前教育;民主;科學;理想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喻本伐,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張汶軍,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鄭剛,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武漢 430079)。

      內容提要:在中國學前教育的思想史上,除了生活教育思潮和活教育思潮等閃光點之外,另一個值得注目的思潮,便是一百年前誕生的兒童公育思潮。兒童公育思潮受惠于啟蒙運動,其既探源于歷史,又援引各種新興學說,尤其受到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盡管兒童公育思潮因為種種原因迅速消退,然而其思想的余瀾,不僅對家庭幼教和社會幼教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而且也成為學校幼教定制和實施的無形推手。更為重要的是,“論爭”所表征的民主精神和“試驗”所表征的科學精神,仍將會成為推動教育思想創新的不竭動力。

      關 鍵 詞:兒童公育;學前教育;民主;科學;理想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4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中國幼兒教育思想傳承與創新研究”(課題批準號:BOA140020)的研究成果。

      一個世紀之前的中國,正值“新文化運動”勃興之際。在此洶涌的時代大潮中,兒童公育思潮,可視為一簇奪目的浪花。盡管它相較于“民主”與“科學”的浪峰,不太為人們所熟知。但是,由它所表征的理想主義,卻激勵了諸多五四青年,使他們毅然踏上了為真理而獻身的征程,并且使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思想的火種得以廣泛傳播。就教育視角而論,它使此前相對滯后的學前教育,在刷新觀念的前提下,在制度和實踐兩方面,均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現今重溫這股兒童公育思潮,我們愈益覺得,它像是理想天穹下的那道彩虹,既給個人以精神慰藉,又催促人們去付諸行動。

      一、兒童公育思潮勃興的思想淵源

      從兒童公育思潮興起的思想淵源來看,既受啟于中西古代先哲對理想社會的設計與描摹,又從“西學東漸”后所傳入的各種新興思想中汲取到諸多養料。那時,國人已普遍意識到,社會若不加以改造或實現轉型,那就必將是死水一潭、死路一條。有鑒于此,求變和求新便成為思想界的主旨,兒童公育思潮也就應運而生。

      (一)“傳統思想”的啟蒙

      “兒童公育”思潮源遠流長,中西皆有源頭,這也就是本文所謂的“傳統思想”。

      就中國而論,它與中國儒家的“大同”理想密切相關。在儒家典籍《禮記·禮運》中,對于理想社會的描述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此后的歷代儒士,無不奉此為圭臬。近代康有為,則據此撰寫了《大同書》,對兒童公育制度進行了詳密設計。

      就西方而論,柏拉圖(Plato)在《理想國》中主張:“小兒亦既產生,則即當授之負此專職之官……充斯職之官,當置優秀父母之兒女于養育之所,并備專門之看護,為之撫養。彼不良者之兒女或父母本優秀而兒女乃弗能類,則均置之于人所不知之處……”[1]此即對兒童公育最早的設計。其后,經康帕內拉(Campanella,T.)、傅立葉(Fourier,C.)、尼采(Nietzsche,F.W.)、蕭伯納(Shaw,G.B.)等哲匠的倡行,兒童公育思想在西方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若冷靜剖析,東西方兒童公育思想,實有著本質區別。中國古代所倡言的兒童公育,是以“原始公社”為藍本、以“兒童公有”為前提,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承擔教養職責;所注重者,為社會教養形式。而西方的兒童公育主張,大體依柏拉圖的思路,以“兒童國有”為前提,主張由國家設立公共教養機構,委命專職人員撫育幼兒;所注重者,為學校教養形式。若稱前者為“全兒童公育”,則后者便可稱為“半兒童公育”。

      在中西方思想碰撞、融通并會聚之際,古老的兒童公育主張,便如沉睡千年的蓮籽之萌發般,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命力,并升騰為一股強勁的思潮。

      (二)“女權主義”學說的推動

      “女權主義”,又被稱為“女性主義”,旨在爭取男女平權。它發端于18世紀法國的啟蒙運動;19世紀中葉后,勃興于西方國家。這種平權,不僅是指教育權、婚配權、生育權等,而且還包括工作權。即須將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由她自主擇業,成為職業婦女,實現經濟獨立,從而消除依附型人格的基礎。如此,女子傳統的育子職責,便只能轉托于社會公共教養機關。因此,兒童公育實可視為女權主義興起的伴生物。

      當西方“天賦人權”思想和“女權主義”學說傳入中國后,覺醒的知識精英便以此為理論武器,向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倫理猛烈抨擊,并由“不纏足運動”的身體解放,提升為“平享教育權運動”的知識解放。五四時期,“自主婚姻”、“走出家庭”等觀念,更如原上之野火,焚盡那種種陳規陋習。

      在此背景下,通過政府或社團,設立各種公共育兒機構,以替代傳統家庭的育兒教子功能,日顯迫切。陳布雷等人于1920年創設的“寧波第一兒童公育社”,便可視為支持婦女解放的嘗試。質言之,在反思傳統文化與探索近代婦女解放問題的過程中,兒童公育成為“徹底的婦人問題解決法,處分新世界一切問題之鎖鑰”[2]被提了出來。

      (三)“互助進化”主張的影響

      “互助進化”思想源于達爾文(Darwin,C.R.)的進化論。當“社會達爾文主義”昌熾后,便成為社會科學領域里的一種反制政治哲學。它既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也反對在“天演”過程中的殘酷競爭。由是,這種思想便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一種方法論。克魯泡特金(Kropotkin,P.A.)主張,“人類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夠建立和諧的社會生活”[3]。

      無政府主義傳入中國后,“革命黨人”無不如獲至寶。1907年,劉師培在日本東京創辦《天義報》時,就開始宣傳“互助進化”思想。他認為,人類社會中的強權凌弱、自私自利、秩序混亂等不平的現象,皆源于對競爭的夸大和誤解。所以,劉師培堅決反對競爭,主張以互助作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他的理想設計是,建立一個消滅階級、實行男女絕對平等、幼童全部集中教養的“人類均力主義”社會。

      與此同時,吳稚暉也認為,人類的生存法則,不是競爭,而是互助;人類只有通過互助,才可能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在這個無政府主義社會里,方可實現互助共進的理想:“凡不婚之男女,平時則出其余財余力,以助公會;有事則入居公院,以生養休息。而公會、公院一切職務,亦由不婚之男女自任之,使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4]

      由上可見,這種依靠互助進化所構想的無政府主義社會,明顯帶有兒童公育的色彩。事實上,它對兒童公育思潮的興起,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四)“新村主義”理想的啟迪

      20世紀初,日本“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開始大力倡導“新村主義”。1918年,他在宮崎縣山區創設“新村”,開展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社會理想試驗。他認為,非人的生活,是“革命的禍根”[5];他希望通過建設“新村”作為示范,建立起一個“各人須盡對于人類的義務,又能享個人的自由”[6]的幸福美好社會。

      作為中國新文學重要人物的周作人,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具有較大影響力。他早年在日本留學時,便接受了《白樺》雜志的宣傳;當“新村”開辦后,又訂閱了《新村》雜志,并赴日在新村居留了三四日。自1919年起,他相繼發表了《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與實際》、《新村的精神》、《訪日本新村記》等多篇文章,對新村試驗廣為宣傳。與此同時,中國迅速興起了一股“新村熱”。周作人指出,新村里“沒有行政、司法等組織,也沒有規定的法律訓條,只以互相尊重個性為限”[7];人們無論貴賤貧富,都是一樣的同類人,都能過“正當的人的生活”。

      1919年3月,王光祈等發起成立“北京工讀互助團”。它既以互助為主旨,同時也可視為城市新村的試驗。北京工讀互助團的成立,得到了蔡元培、周作人、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北京大學學人的支持,因而很快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和揚州等地,也紛紛成立了類似社團,并以各種形式開展了新村試驗。

      1919年6月3日,蔡式之等聯名在《申報》上發表《試辦模范村之計劃》,試圖在上海市郊龍華試辦新村。在其設計的“十部”事業中,“教育科”即為其一。該科之下,“有小學校、幼稚園”;幼稚園內,又分設“搖籃科”或“嬰兒代哺處”。此類設施,均屬兒童公育性質無疑。

      此類新村試驗尚有多處多種。他們在試行“共同生活”中,除要求擺脫家庭、各盡所能、財產歸公外,還將分工協作列為重要方法。依此原則和方法,兒童公育便成為不二選擇。據此立論,新村試驗亦可視為兒童公育思潮的思想淵源之一。

      二、兒童公育思潮由萌生到勃興

      兒童公育思潮與任何事物一樣,也經歷了萌生、形成到衰亡的過程。這種生命周期,或長或短。而兒童公育思潮,顯然屬于較短者。它大體與“新文化運動”同步,而極盛期則不過兩三年。正因為如此,才將它喻之為彩虹,曾短暫地橫亙于雨后晴空。

      (一)兒童公育思潮的醞釀與萌芽

      從“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為時不超過20年;而中國社會,則呈現出新舊交替、中西雜糅、多元發展的態勢。面對這急劇的思想和社會變革,改良思想家康有為在《大同書》中的相關設計,以及革命家孫中山所倡言的“天下為公”理想,可視為兒童公育思潮興起的前奏。

      其一,康有為的“兒童公育”設計。

      康有為系儒家學者,且為“今文經學”名家。他依“公羊三世說”,又與西方空想社會主義的因子結合,撰寫了《大同書》,系統闡述了營建大同社會的方略和主張。其中,對兒童公育制度進行了精心設計,旨在培養獨立、無私的個人,用以取代傳統社會的“家庭細胞”,并依此構成理想的大同社會。

      該書第六章《去家界為天民》的基本論點是,“有家則有私”,有私則會“害性害種”。因而主張廢棄婚姻制度,并由社會承擔起傳統家庭的育幼養老功能。其中的公育主張為:“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學、中學、大學,人人皆自幼而學,人人皆學至二十歲,人人皆無家累,人人無惡習。圖書、器物既備,語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養生又備,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學人之進化,過今不止千萬倍矣。”[8]

      若論與學前教育相關的兒童公育,他的設計實以“胎教”為起始。而后則層層銜接,直至進入“小學院”。這類機構均由“公政府”設立,實行公費教養,無須父母負責。甚至要求,自斷乳后,便要永久斬斷母子關系;父子關系,則更無知曉或保留之必要,且不允許跟隨父姓。其具體設計為:“一曰人本院。凡婦女懷妊之后皆入焉,以端生人之本。胎教之院,吾欲名之曰人本院也。不必其夫贍養。二曰公立育嬰院。凡婦女生育之后,嬰兒即撥入育嬰院以育之。不必其母撫育。三曰公立懷慈院。凡嬰兒三歲之后,移入此院以鞠之。不必其父母懷抱。”[9]懷慈院又稱“懷幼院”或“慈幼院”。“如不設慈幼院,則總歸于育嬰院可也。”[10]院中除聘有“女傅”或“女保”之外,還聘有醫生、看護婦等專職人員;她們除須接受過專門訓練之外,還得“由公眾舉其仁慈、智慧尤深者”[11]任之。

      這種兒童公育的設計,不僅推翻了舊的家庭倫理,而且不論民族、國家、貧富或者階級,均可獲享平等待遇。這對于當時災難深重的中國人而言,無異于一枝美麗的“精神水仙花”。

      其二,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想。

      據統計,在1912-1925年,所發現孫中山存世的“天下為公”手跡,便達32件(一說40件)之多。在南京中山陵正門上,橫額所鐫刻的便是“天下為公”四個金色大字。這不僅可反映孫中山的平生追求;而且這種蓋棺論定,對于他的革命實踐也相對恰切。

      “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追求的“天下為公”,較少具有康有為“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而較多涵蘊“國家社會主義”的因子。他所強調的民族主義,指明了民族國家在未來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他所強調的民權主義,則要求將君主專斷的權力,收回并交歸全民;他所強調的民生主義,是試圖通過國家運作,來發展經濟、拓展公益。

      基于這種理想,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社會之教育的描摹是:“圓顱方趾,同為社會之人,生于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會主義學者,主張教育平等:凡為社會之人,無論貴賤,皆可入公共學校;不特不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公家任其費用。”[12]由此可知,這種“公共學校”,即可視為“教育為公”,它是“天下為公”的初階。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在孫中山的首肯下,黃興夫婦在南京升平橋創設“忠裔院”,收容辛亥革命烈士的遺孤。該院也稱“開國紀念第一貧兒教養院”。其后,又批準馬伯援等在武昌創設“烈士遺孤教養所”,收容、教養武昌首義的烈士遺孤。這兩處設施,均為公育性質,且均收容六歲以下的幼稚生。此類舉措,使自古以來的慈幼思想得以光大,并成為新興民國的一抹亮色。

      (二)兒童公育思潮的形成與初興

      兒童公育思潮的形成與初興,若以時間來判定,則為五四前后;若以人物來論定,則可推蔡元培、沈兼士和熊希齡作為代表。現依時序,對這三人的主張和實踐予以介紹。

      其一,蔡元培的明確提出。

      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應“北京青年會”之邀,出席為“北京貧兒院”募捐的大會。會上,他發表了頗動感情的演講:“鄙人對于貧兒院,有一種特別感想,并且有一種特別希望。所以看得這一次的募捐,比較別種慈善事業尤為重要。”[13]這是因為,該院的“貧兒”,多為失去了家庭的孤兒;“他們的不幸”,理當喚醒人們的惻隱之心。同時,他又指出,“鄙人對于家庭教育,很有點懷疑”。[14]緊接著,引發出他的“特別希望”:“我的理想:一個地方,必須于蒙養院與中小學校以外,有幾個胎教院、幾個乳兒院,都由專門的衛生家管理……不論哪個人家,要是婦人有了孕,便是進胎教院。生了子女,便遷到乳兒院。一年以后,小兒斷乳,就送他到蒙養院受教育,不用他的母親照管。”[15]

      胎教院和乳兒院便是施行兒童公育的場所。其創設理由有四:第一,就師資而論,“教育是專門的事業,不是人人能擔任的”[16];第二,就時間而論,“有子女的人,不是人人有實行教育的時間”[17];第三,就身教而論,現今大多數家庭成員,不配做“兒童的榜樣”[18];第四,就古人“易子而教”的歷史經驗而論,“圣如孔子,賢如孟子,尚且不敢用家庭教育,何況乎常人呢!”[19]

      此后,蔡元培則更為明確地指出,“我從不信家庭有完美教育的可能性”[20]。而對于兒童公育的設施,則被定名為“公立胎教院”、“公共育嬰院”和“幼稚園”。這三級設施,銜接遞進,均須與家庭隔離,并須交與教育“專門家”辦理。這是有關兒童公育的制度設計。

      其二,沈兼士的具體設計。

      1919年11月1日,沈兼士在《新青年》上,發表《兒童公育——徹底的婦人問題解決法,處分新世界一切問題之鎖鑰》一文。他以“婦女解放”作為切入點,倡導實施“兒童公育”。“今欲解決婦人問題,若不先從處置兒童方法著手,是婦人解放云者,但為一時的,而非到底的。”[21]

      他對于兒童公育組織的設計,分列有如下五要項。第一,兒童教養區的專設——“于適當地方,設一公共教養兒童之區”;第二,兒童公育設施的完備——在該區之內,須設置“胎兒所、收生所、哺乳所、幼稚園、小學校、兒童工場、兒童圖書館、兒童病院等,及其他衛生設置”;第三,兒童公育師資的優良——“擔任教養之人材,以體格壯健、常識完備、秉性親切,為合格之三大要件”;第四,兒童研究的精深——“當設一兒童學研究會,聘任兒童學專家(如兒童心理學者、兒童生理學者、兒童教育學者之類),隨時調查、討論”;第五,以競爭、評比促其改進——“每年聯合若干區,開一“兒童比賽會”,請專門“兒童學者”評定成績之優劣,以期競爭”。[22]

      沈兼士還對兒童公育的優長予以了分論。第一,可“發達其對于人類互助之觀念”;第二,“可以掃除崇拜祖先、依賴家長之惡習”;第三,可糾正“先天遺傳之惡根性或病質”;第四,“其德育、智育、體育,可以平行發達”。[23]

      基于以上分析,沈兼士給出斷語:“欲解決社會一切問題,非先解決婦人問題不可;欲解決婦人問題,非先解決家族問題不可;欲解決家族問題,非先解決兒童問題不可。解決兒童之惟一良法,曰‘兒童公育’。”[24]如此立論和設計,無疑多有新意。

      其三,熊希齡的初步試辦。

      1917年夏末,熊希齡受命賑濟河北遭受水災的難民。鑒于災后難童的孤苦無依,他遂于同年11月,創設“北京慈幼局”,以作為暫時的收容、教養之所。水災過后,仍有200余名難童無人認領或收養。于是,熊希齡創辦了“香山慈幼院”,以作為長久之計。1920年10月3日,該院正式宣告成立,踐行“幼有所長”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幼之旨。

      慈幼院與育嬰堂一樣,同屬慈善性質,因而具有公育色彩。但是,它與育嬰堂的殊異,不僅反映在辦學主旨的與時俱進上,更是反映在它院內教育機構設置的完備上。慈幼院相繼添設嬰兒園、幼稚園、小學、初級中學、普通師范、幼稚師范、職業學校等一系列教育機構。由此可知,由出生至成人,慈幼院負責到底,且以教育為重。

      在香山慈幼院的辦理中,熊希齡受兒童公育思潮的影響,在師保方面,力求優良。不僅聘有國內知名大學的畢業生,甚至還吸納了多位海外留學歸國人員。就連校醫,也聘請外國醫生擔任。在設施方面,更以優良完備著稱。以幼稚園論,除設有寢室、教室、活動室、食堂、浴室外,還設有動物園、植物園、小農村、顧遠亭、買賣街、小廚房、健身房、軍械室、體育場、俱樂部、三圣陳列室等。按熊希齡的說法,設動、植兩園,可“得自然之啟迪”;設小農村,可“生農村之觀念”;設買賣街,可“習人生之常識”;設體育場和俱樂部,可“供游戲之運動”;設三圣陳列室,可“啟偉人之敬仰”。[25]

      客觀說來,熊希齡與蔡元培、沈兼士的思想不盡相同;對于兒童公育的設想,也未必一致。但是,他們均開始關注關系到國家、民族未來的兒童問題;而且,香山慈幼院的試辦,事實上也表征了兒童公育思潮的初興。

      (三)兒童公育思潮的勃興與高漲

      學術的成長,離不開爭鳴。兒童公育思潮的勃興,正是在各種不同主張的碰撞、交鋒中達成的。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于是否要毀棄家庭、廢止婚姻上。若以沈兼士作為“正論”的早期代表,那么楊效春則扣動了“反論”的第一槍。其后,惲代英、沈雁冰、俞頌華等人,也紛紛加入這場論戰之中,使兒童公育思潮喧騰于一時。

      其一,楊效春與惲代英的激烈論戰。

      當楊效春于《新青年》上獲讀沈兼士《兒童公育——徹底的婦人問題解決法,處分新世界一切問題之鎖鑰》一文后,隨即撰寫了《非“兒童公育”》的文章,發表于1920年3月1日的《時事新報·學燈》上。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為:“我們的家庭制度,是應當大大改革;但家庭組織,是萬萬不能廢除!”[26]至于“兒童公育,就是直接破壞家庭,間接破壞社會的一種制度”[27],所以切切不可貿然施行。他闡明的理由有四。

      第一,就兒童公育與人生而言,“有小兒的家庭,是快樂的,是有生氣的;沒小兒的家庭,是干枯無味的,是暮氣沉沉的”[28]。因此,“兒童公育之后,必不能享到這種情景。豈不是把人生的興趣減少么?”[29]

      第二,就兒童公育與婦女解放而言,他認為婦女未得解放的原因有二:教育不均等及買賣的婚姻。“女子經濟不能獨立,也是這兩個原因生下的果。”[30]在他看來,“若不從根本著想,把這兩個大原因去掉,我知兒童公育之后,婦女的權力益將薄弱。”[31]

      第三,就兒童公育與兒童而言,他指出,國外育嬰堂公育的兒童,其死亡率,明顯高于在普通家庭中教養的兒童。在他看來,這就是由于母愛缺位的緣故。因此,他斷然認為,“公育機關中的婦人,無論怎樣高明,怎樣才智,這個,終是不如他兒童自己的母親”[32]。

      第四,就兒童公育與社會進化而言,“兒童公育,不過于社會的效率方面,稍微有點好處”[33];然而,若就“社會的和諧”和“社會的生存”這兩個目的來分析,它卻有“減少人生樂趣”和“使兒童容易夭亡”的弊端,[34]因而影響了社會的進化。

      由此,楊效春得出結論:“兒童公育,便是破壞家庭。破壞家庭,便是使社會散漫、不安、擾亂、退化!”[35]

      當惲代英獲讀楊效春之文后,認為“楊君的立論,有許多謬誤的地方”。隨即,他在1920年4月18日的《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了《駁楊春效君〈非“兒童公育”〉》一文。該文的基本觀點是:“楊君立論,有些地方,是沒有將因果看清;有些地方,是將公育機關當做眼前育嬰堂一類的組織。我信兒童公育,因為他是人類正當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他很可以幫助人類到正當生活的田地。”[36]

      1920年5月5日,楊效春又發表《再論兒童公育》的長文,對于惲代英的質疑,也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駁。他所重申的觀點是:“家庭是使人生生活格外豐富、格外美滿,又是使兒童社會化的機關。其中,別的事都可以委托其他機關,惟產生與養育社會新分子的責任,不能旁貸。”[37]不過在此文中,他退了一步,即認為“兒童公育機關可以設立”,只是用以收養孤兒、殘疾、癲狂之兒童。這仍與育嬰堂、孤兒院的性質無異。

      僅沉寂一月有余,惲代英便在《時事新報·學燈》連載長文,題為《再駁楊效春君〈非“兒童公育”〉》。隨后,楊效春以《答惲代英君“再駁兒童公育”》予以回應。一時間,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注意。不過,此后再未見楊效春在報刊上發聲。倒是惲代英在《中華教育界》上,發表了長文《兒童公育在教育上的價值》,似為這場論爭畫上了句號。該文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經濟學說,以及教育的基本原理,認為兒童公育在教育上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教育要普及一生。他要求從嬰兒到老年,都要多少受教育的陶冶。[38]這是就個體的縱向人生立論的。在惲代英看來,所謂“強迫教育”,只是對學齡初期兒童實施的;而對于學齡前的兒童,則未能顧及。因此,要施行合理的、顧及全人生的教育,“只有促進兒童公育”,方能“使每個兒童在他下地以后,便在合宜的場所中,合宜的指導人下面,受教育的訓練”,造就出一代新人。[39]

      第二,教育要普及全民。他要求“沒有階級、種族的分別,每個人都得受同等的教育”[40]。這是就群體的橫向差別立論的。在惲代英看來,當時的幼稚園教育,是有錢的、有地位的、有知識的人的子女所能享受的;況且,幼稚園教育還有三六九等之差。因此,要想達到教育公平,“非社會共謀兒童公育的實現不可”[41]。

      第三,教育場所的合宜。惲代英認為,“家庭,原不是兒童合宜的教育場所”。[42]這主要是就優化教育的物質環境立論。在他看來,家庭私育,不可能專辟施教的場所和購置必需的設備或教具;而在社會公育機關中,則可能滿足這些條件,且可“減少許多不經濟的消耗”[43]。這就像開設了“公共食堂”,可免除每個家庭的廚房之設及廚具購置一樣。

      第四,教育者的稱職。惲代英堅信,“夫婦,亦原不是兒童合宜的教育者”[44]。這主要是就優化教育的人文環境立論。在他看來,兒童父母的“愛感”,固然是子女長成的要件;然而,“教育者的修養、知識、技能”[45],卻不是也不必每個父母所能具備的。要求每個父母具備教育能力,顯然較難;而要求精選的教師具有愛心,則明顯較易。由此可知,“兒童公育比家庭教育為可靠”[46]。

      在文章的結語中,惲代英誠摯的寄望是,“要傳播人的教育,去改正人的社會,先不可不努力求一部分兒童公育的成功。我信,我們從共同生活的小團體,去求兒童公育的實現,是絕對可能的事。一部分的兒童公育,果然試驗得一個理想的成功,那便他的成績,是一種廣告;他的出品,將是人類中最優秀、最健全的分子”[47]。

      其二,沈雁冰與俞頌華的冷靜剖析。

      當惲代英與楊效春開展了第一輪論戰之后,沈雁冰便開始研究兒童公育問題,并于1920年5月下旬,撰成《評兒童公育問題——兼質惲、楊二君》一文,對這場論爭進行冷靜剖析。該文首先指明,西方的兒童公育論者,有“社會主義者”和“女子主義者”兩派;前者大抵以“社會改造”為目的,后者大抵以“婦女解放”為目的。沈雁冰接著指出,惲代英和楊效春所討論的兒童公育,“便是社會主義者和女子主義者所討論的兒童公育”[48]。社會主義者對于婦女問題,“是欲解放女子做個‘社會的’人”,“兒童公育問題,是連帶家庭問題起的”;而女子主義者的主張,“是欲解放女子做個‘自由的’人”,“兒童公育問題,是連帶婦女經濟獨立問題而起的”。[49]而在女子主義者中,又有紀爾曼(Gilman,C.P.)和愛倫凱(Key,E.)兩派的不同。

      紀爾曼是明確贊成兒童公育的。沈雁冰將其理由,歸納為如后三項:第一,“要先從經濟獨立做起”,“婦女必得要有職業”,因而不可能在家育子;第二,“最大多數的女子”,尚未具備“教養兒童的資格”,因而不宜于承擔育子的重任;第三,“家庭的環境,終不及公共機關的環境好”,因而不利于兒童社會化。[50]

      而愛倫凱則明確地反對兒童公育。沈雁冰將其理由歸納為如下四項:第一,“母親的愛”,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公育無益于兒童的精神生活”;第二,“公育不是自然的事”,母親育子,“有無窮的快樂”,因而不宜剝奪這種“自由”;第三,公育機關的教師,起碼“一個人照顧五六個人”,因而不如母親照管“一二個孩子”周到;第四,“社會化”后,人品有“愈趨于平庸的危險”,因而家庭私育于“個人化”有利。[51]

      在沈雁冰看來,“他們兩位的辯論,是就兒童公育發生的結果一面說得多”,且屬“社會本位”性質的;自己理想的研討,當為“兒童本位”性質:“當就兒童本身上研究。就是欲問:兒童公育于兒童身上的利益到底有多少?于兒童身上的害處到底有多少?”[52]

      有鑒于此,沈雁冰“絕端贊成”兒童公育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當時中國兒童的生活境遇,用“水深火熱”來形容實不過分。因此,這種陳舊的家庭私育,必須改變。至于所采用的公育方式,則并非“新村”設想中的那套設施,而是“能像上海幾個幼稚園”即可。

      沈雁冰所主張的“公育”,用俞頌華在《兒童公育問題的我見》中所概括,實為“半公育”性質,或稱“半公育制”,即為“公共育兒機關”。俞頌華的詮釋為:“什么叫半公育的機關呢?即是所立的公育機關,如義務學校一般:早上由父母送兒童進去,晚上仍由父母領回家。其中,有父母不愿領回的,或沒有父母的,則留在公共宿舍。如此,既不妨害父母日間工作,又不致減少父母對于家庭的趣味,很利于推行。”[53]

      應該說,俞、沈二人的意見是基本一致的;所采用的基本策略,也大體相同。即鼓吹時,不妨宣傳“完全兒童公育”;而實行時,則“先從設立半公育的機關入手”。他們深深憂慮的問題,誠如俞頌華文中所言:“實行了公育之后,怎樣可以不傷親對子愛的本能,適合于人性的要求;怎樣可以使兒童公育的社會化,不致流于‘畫一’的弊病,而礙個性自由分化的發展。”[54]

      對于沈雁冰、俞頌華的質疑,惲代英則撰寫了《大家為“兒童公育”努力》一文,揭載于1920年8月19日的《民國日報·覺悟》上。該文將俞、沈質疑的觀點,概括為五項:第一,“母親的愛,是兒童精神生活所最需要,非保姆所能具有”;第二,“女子寧以養兒為樂”;第三,“家庭狀況改良,婦女可有充分時間教育兒童,比保姆一人管多數兒童,要照顧周到些”;第四,“感情太社會化了,人品愈趨凡庸”;第五,“父母愛子性斫喪了,社會會變成冷酷”。[55]最后,惲代英表示:“我視楊效春君努力去改良他的家庭,雁冰君、頌華君各去實現他心目中的‘半公育機關’;我亦在這里竭我所有的力,促進我們的共同生活,以為實現我的公育理想的預備。”[56]同時,他還表示,“口舌爭”固然有味,然而終究比不過“用手腳做出來”的成果“更有益、更有味”,所以,期待以后“大家比比成效”。[57]言下之意,他不想繼續這種紙面上的論爭了,而將要投入到社會改造、共同生活的實踐中去。這可能正是這場論爭暫時休戰的原因。

      參與兒童公育論爭者,除上述諸位外,有文論可稽者,還有楊鐘健、英武、邵力子、羅家倫、任開國等人。他們均為熱血青年,盡管各人所持的觀點不盡相同;但真誠地表達、冷靜地說理,則并無二致。正由于這場論戰的參與者眾多,兒童公育才可能蔚為思潮,并呈勃興之態勢。

      三、兒童公育思潮的消退原因與轉型表現

      兒童公育思潮由醞釀至勃興,為時不超過十年;而真正引起世人普遍關注的時間,則不過兩三年。當“啟蒙”的時代主題,開始被“救亡”的時代強音所蓋過之后,兒童公育思潮便呈衰頹之勢。

      (一)兒童公育思潮消退之原因

      兒童公育思潮之退潮,大體與如下三大標志性事件相關。

      其一,無政府主義的破產。

      當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深入領會,使共產黨人認識到,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既有別于古代東方的“大同社會”或西方的“理想國”,又有別于“桃花源”或“烏托邦”,甚至還有別于歐文(Owen,R.)、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

      不可否認,共產主義理想也曾鼓動過“兒童公育”的風帆;但是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則標志著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破產。前文業已言及,無政府主義思潮的興盛,可以視為培育兒童公育理想的溫床。清末的“安那其主義”和“虛無黨學說”,又主要是由俄國傳入的。所以當蘇俄“十月革命”完成革命性的制度變革后,已用事實否定無政府主義。由此,中國共產黨人也由對遠大理想的憧憬,轉而邁出進行社會革命的堅實一步。在此背景下,有志青年更多地被“主義”所吸引、打動,而將“問題”暫置一旁。“少年中國學會”的分化,便很能說明這個問題;而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吸納了大多秉持兒童公育理想的青年。惲代英、任開國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當他們全身心投入革命運動中后,事實上再也無暇或無心,重倡那美好但縹緲的公育理想。

      其二,《壬戌學制》的頒行。

      若就教育內部而言,1922年11月頒布的《壬戌學制》(《學制改革系統案》),無疑是中國學制建設史上的大事。該制又稱“新學制”。其“新”便新在摒棄了此前的“日本色彩”,而為嶄新的“美國色彩”所取代。此后,實用主義、平民主義、工讀主義、實驗主義等教育要素,便開始浸潤于中國教育。

      具體到學前教育領域而言,1904年《癸卯學制》首次確立的“蒙養院”制度,不僅是照搬日本的產物,而且“中體西用”的氣息濃重。正因其不倫不類,故在熱鬧了一時之后,迅即消沉。民初的《壬子·癸丑學制》,雖將蒙養院更名為“蒙養園”,但并無實質改變。這不僅反映在其附屬性質上,而且在內容、方法上也了無新意。或可如此認定,兒童公育思潮勃興之一因,便是緣于對前此學前教育的不滿。

      《壬戌學制》將學前教育設施,統一定名為“幼稚園”。這種更定,似可視為“與國際接軌”的表征。最早采用幼稚園之名者,為來華傳教士所辦理的學前教育設施。在1903年“湖北幼稚園”創辦之時,便采用了此名。張之洞雖為該園的領銜創辦者之一,但他最終還是在《癸卯學制》中采用了“蒙養院”之名。這是因為,“蒙養”能反映“中學為體”的精神。此后,官立者,均稱“蒙養院”或“蒙養園”;而私立或教會立者,則多稱“幼稚園”。這種名稱的混亂,實則反映了幼兒教育思想的保守或雜亂;而當名稱統一之后,先進的辦園理念也隨之而至。

      這種先進的辦園理念,可由制定《壬戌學制》的七項標準得以反映: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能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58]次年,陳鶴琴便于自家開辦幼稚園,實驗幼教新理。1925年,他又將該園單設為南京鼓樓幼稚園,并使之成為中國幼稚園的楷模。而張雪門則在北京深研幼教理論,先后在孔德學校開辦幼稚園和幼稚師范科,他立志獻身于幼教事業并致力于幼教理論的中國化。“南陳北張”的獲名,事實上標志著,中國學前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均已躍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幼稚園的定制和中國學前教育理論的初步形成,實可視為“半公育制”占據上風。正因人們的關注點已聚焦“公共育兒機關”的完善和普設,所以對于虛幻或縹緲的“全公育制”的興趣,也就不那么濃厚了。換言之,兒童公育思潮的平復,實為順乎自然之事。

      其三,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國共兩黨為“北伐革命”而結成了統一戰線。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并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拉開了“大革命”的帷幕。為了配合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不僅開始掃除腐朽的封建傳統思想,而且對近代以來所倡言的各種改良學說,也進行了全面的清算和批判。在教育領域,教育救國說、教育獨立說、教育神圣說、教育中正說、教育清高說,等等,均開始失去了兜售的市場。此前的教育改造說,也變為教育革命說。在此背景下,“黨化教育”主張應運而生。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確立了“黨化教育方針”,要求教育必須配合“以黨治國”的國策,并配合“北伐革命”的中心任務。當“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口號響徹云天后,人們熱血賁張,所關注的只是現實政治,再也無暇空談那玄遠的理想。兒童公育思潮的消退,自然也就成為情理中事。

      (二)兒童公育思潮轉型之表現

      盡管兒童公育思潮隱入了革命浪濤之下,但革命并不排斥理想,甚至革命的精神動力還須靠理想來哺育。因此,在民國后期的教育實踐中,兒童公育仍被不時提及,甚至還有所試驗。盡管它已鮮有五四時期的空想成分,但視其為兒童公育思潮的轉型,也未嘗不可。這種轉型,可分以下方面來考察。

      其一,社團及私人辦理者。

      “中華慈幼協會”籌設的“上海慈幼教養院”。該協會系全國性慈幼團體,會長為孔祥熙,另有鄺富灼、高鳳池、郭秉文等名人作為骨干。該協會于1928年成立,設會于上海。1930年5月,該協會在上海閘北虬江路開辦慈幼教養院,收容孤兒予以公育。其辦理經費,主要依靠募集;其辦理特色,為教養兼重。該院為未足學齡者,開設幼稚班;為學齡兒童,則依學制開班;對于稍長者,則試行半工半讀,用以習得謀生之技能。該院曾廣泛開展救災,舉辦兒童節、兒童年等活動,影響相對較大。

      杜從坡辦理的“北平兒童公育院”。1933年9月,該院開辦,院址為北平北溝沿4號的一幢民宅,經費主要依靠籌募所得。其辦理概況為:“在院子的四周,有他們的寢室。每人一張小床,蓋著潔白的被單;盥洗室里,各人有各人的盥具、布巾;作業室里,各人有各人的桌、椅;圖書館,擺著應用的圖書;游藝室,擺著各種玩具;浴室、廚房,沒有一處不是清潔、整齊,宛然一個小小的學校。”[59]該院辦理時間不長,影響相對較小。

      陶行知辦理的“北碚育才學校”。1939年7月,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社”名義創始該校,實則為獨力支撐。他的創設初衷為:“抗戰以來,中國破天荒產生了兒童公育的事業;而育才學校,是其中特殊的一種。我們希望,將具有特殊才能的兒童之公育,予以充分的試驗。”[60]該校的招生對象,為各保育院中的天才難童。選才方式,既通過智力測驗來檢測,又通過具體的才藝表演來判斷。入學后,分設音樂、戲劇、文學、繪畫和社會科學(后增設自然科學、舞蹈)各組,進行分途培養,以使人才幼苗不致枯萎。該校為陶行知所辦理的“三大教育典型”之一。

      其二,國共第二次合作開辦的“戰時兒童保育院”。

      “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七七事變”后,則攜手共同抗戰。1938年3月,“戰時兒童保育會”設立,宋美齡任理事長,鄧穎超為常務委員。同年5月,“戰時兒童保育會”在漢口創設“第一臨時保育院”。其后,又陸續創設數十所保育院,專門負責收容和教養戰爭難童。在全面抗戰八年間,總計教養難童近三萬人。此保育院,屬兒童公育性質無疑。不過,在戰爭、遷徙的動蕩環境中,難童們所享受到的公育幸福不多;好在磨難也是一種財富,這批被搶救出來的保育生,大多為民族復興作出了應有貢獻。

      其三,共產黨人辦理的“陜甘寧邊區第一保育院”。

      該院在名義上,統屬“戰時兒童保育會”;然而在辦理中,除經費外,則擁有較大的獨立自主性,并且兒童公育的色彩更濃。從設班來看,該院分設有嬰孩班(6個月~4歲)、幼稚班(4~6歲)和兒童班(6~15歲),相對重視學前教育;從經費來看,也得到了黨和邊區政府更多的支持,所以生活條件和教養設施也相對優越。

      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后,于1940年設立“中央托兒所”。該所為中共中央機關的保育設施。1942年接受美國洛杉磯愛國華僑的捐贈后,方改此名。它原本便實行“供給制”。又由邊區政府出資,修建了游戲室、臥室、餐廳、澡堂、廚房、廁所等;其設施甚至優于政府機關。在接受華僑捐贈后,辦所條件更是有所改觀。其優越性從保育員的配備便可看出:嬰兒班(2歲以下),專人負責;幼兒二班(2~3歲),5人配一保育員;幼兒大班(3~4歲),8人配一保育員;幼稚二班(4~5歲),12人配一保育員;幼稚大班(5~6歲),16人配一保育員。

      上列設施,均或多或少地具有“兒童公育”的因子,然而又與理想中的兒童公育有一定的差距。因其隱約受到過兒童公育思潮的影響,故可視其為兒童公育思潮的余波或者轉型。

      20世紀相對于中國而言,可稱為思想激蕩、硝煙彌漫、探索艱難、改革深化的世紀。兒童公育思潮,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近端的一簇小小的浪花;然而當現今回眸時,那思想的亮光,依舊在深邃的背景中閃耀,依舊可以啟迪人們進行嚴肅的思考。就筆者看來,兒童公育思潮的根本價值,似可用三個關鍵詞來予以概括:一為“理想”;二為“論爭”;三為“試驗”。

      “理想主義”并非全是褒義,因為它總是與空想、虛幻鄰近。“全公育制”的設計,就會招此非議。不過,一個缺乏理想的時代,不僅會是一個乏味的時代,而且還可稱之為“一個沒有前途的時代”。正因為五四時期是一個充盈著理想氣息的時代,所以才可能請出“德先生”和“賽先生”,才可能成批涌現出知識精英和青年才俊,才可能對民族、社會、國家的歷史走向產生深刻的影響,也才可能產生這兒童公育思潮。

      兒童公育思潮勃興的標志,便是“論爭”。蔡元培所倡導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百家爭鳴”有了復現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沈兼士、惲代英等“贊同派”,可以熱情地表達己見;楊效春、楊鐘健等“反對派”,也能無所顧忌地予以質疑;而沈雁冰、俞頌華等“折中派”,則能進行理性的剖析,并提出具體的建議。正是因為有了這熱烈的論辯和平等的爭鳴,才使該思潮及其他諸多思潮得以形成,才使馬克思主義得以傳入和光大。

      惲代英在退出論戰時曾表示,今后要“用手腳做出來”的成果,來證明自己持論的正確。即在“共同生活”和“革命實踐”中,秉持“試驗”精神,用事實來說明兒童公育的優越性。盡管這只可視為他的遺愿,但其后“陜甘寧邊區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磯托兒所”的辦理,似可視為對他遺愿的踐行。至于民國后期所辦理的兒童公育事業,也均宜以“試驗”視之。無論是教育改革還是社會改造,試驗均為必經之手續,不宜跳過。

      應該說,“試驗”與科學精神密切相關;而“論爭”,則由民主理念提供保證。這“科學”與“民主”,正是澤被后世的五四精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若無理想之風的鼓動,這兩面大旗便不可能高高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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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上海《晨報》記者.參觀北平兒童公育院[J].健康生活,1935,(6).

    作者簡介

    姓名:喻本伐 張汶軍 鄭剛 工作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畢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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