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網訊（記者衛思諭）近日，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全球金融治理協同創新中心、金融學院共同主辦，雙威大學杰弗里·薩克斯可持續發展中心、第一財經研究院和普華永道中國協辦的第九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在北京舉辦。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的恢復與結構性變化”。 

　　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張禮卿表示，2020年人類經歷了罕見的大疫災。受疫情沖擊，全球經濟處于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之中。得益于大規模紓困和刺激政策，加上疫苗研發出現積極進展，主要經濟體的衰退已有所減緩，經濟開始逐漸恢復，但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與此同時，疫情對全球經濟的中長期影響已有所顯露。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全球金融風險不斷積累，國際經濟治理變革的緊迫性日益增大。機遇和挑戰并存的當前，國內外專家學者匯集在一起進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討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的恢復與結構性變化，具有突出的緊迫性和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央財經大學校長王瑤琪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金融、社會等多方面產生深遠影響。各國努力探尋復蘇之路，實施相應的經濟政策緩解疫情帶來的沖擊。但至今部分國家的疫情仍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經濟恢復面臨重重壓力。同時，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保護主義上升。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的復蘇前景、刺激性經濟政策的效果、可能存在的風險等值得高度關注。在全球經濟面臨重重挑戰之際，世界各國需要攜手共進，共克時艱，共創美好未來。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圍繞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表主旨演講表示，在全球單邊主義影響下，加上受到疫情沖擊，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受到嚴重挫折，但推進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亞太次區域和各國雙邊合作健康發展。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將抓住歷史機遇，努力化解新挑戰，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十四五”期間金融工作重點需要解決以下幾方面問題：1）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2）構建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現代金融機構體系、3）大力發展資本市場、4）提高中國現代金融的技術管理水平、5）提高我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能力等。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Barry Eichengreen就后疫情時期新興市場的主權債務情況發表主旨演講。他表示，到目前為止，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主權債務違約并沒有像原先有研究預測的那樣嚴重。這可能主要是因為：1）非洲地區受到的疫情影響并不很大；加上2）中國經濟迅速恢復對整體經濟下滑產生了抑制作用。單就資金流而言，美聯儲擴張性貨幣政策也致使資金很快流入到新興市場。上次全球金融危機后資金回流到新興市場用了一年甚至更多的時間。由此基本可以預見，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的恢復將不會過于漫長。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余永定的主旨演講主題是中國需要更加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他首先回顧了最近三年中國GDP的增速變化，描述了疫情沖擊后消費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逐步恢復，具體分析了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在恢復中的不同表現。接著，他表示，GDP低速增長、財政收入萎縮、就業創造減少等變量之間存在惡性循環。他認為，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需要更具刺激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需要繼續推進體制性和結構性改革。同時他提到，這些也會有助于改善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環境與效果。最后，他還提到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并期待下一階段宏觀經濟管理中，政府更加注重刺激總需求，同時繼續推進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 

　　論壇隨后舉行了三場圓桌討論。 

　　第一場圓桌討論的主題是“后疫情時期全球經濟的恢復與金融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從宏觀經濟的運行方式、企業經營以及央行貨幣政策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數字金融的發展前景。他表示，未來數字金融發展空間很大。關于后疫情時期潛在的金融風險，他尤其提到要謹防政策常態化可能帶來貨幣貶值、資本外流等方面。同時，他也分析了此次危機和十年前金融危機的區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駐華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介紹了IMF的經濟展望報告。他說，受疫情影響，全球經濟遭受深遠的損失，抗疫仍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務，各經濟體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所不同，各國不要急于退出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同時要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合作。相對于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整體而言，他認為中國經濟體呈現出獨到之處。 

　　東北亞經濟研究所所長、原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院長Masahiro Kawai介紹了后疫情時期日本經濟的恢復及其面臨的挑戰，并從政府債務占比趨勢、GDP構成變化、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綠色經濟發展、貿易與投資等方面展開了深入分析。 

　　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戰略師黃海洲基于雙循環與雙資本的視角，討論了后疫情時期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改革，并從中美貨幣政策、經濟增長驅動力、投資者結構、家戶資產配置的轉變等方面展開了分析。 

　　韓國慶熙大學兼職教授YunjongWang探討了1）如何評價疫情應對的全球努力、2）疫情防控及其對全球經濟的長期影響、3）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中長期風險、4）后疫情時期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風險，以及5）如何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建設等問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分析了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影響，并從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安全、國際大三角分工格局調整趨勢、大數據對供應鏈影響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他表示，疫情后，中國將通過推動雙循環戰略，構建一個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 

　　第二場圓桌討論的主題是“擴大金融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討論了人民幣國際化背景下的金融開放問題。他表示，人民幣匯率會成為未來中國企業家布局全球供應鏈的一個很好的價格信號。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討論了金融開放的四個維度，即1）金融市場開放、2）取消金融機構外資投資股權比例限制、3）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和4）人民幣國際化。他認為，金融市場開放和資本賬戶開放具有不對稱性，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應放在最后一步，要做好前瞻性的風險防范預案。 

　　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紅分析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兩個重要特征。她認為，貿易計價會改變貿易聯系，而貿易聯系也會影響計價貨幣使用。 

　　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認為，跨境支付系統分為資金的流動和信息的流動，改進跨境支付系統有助于促進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需求。他認為，數字人民幣作為金融基礎設施，可以改進跨境貿易結算的某些中間環節，從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目前對跨境投融資和國際儲備貨幣的影響還不是很大。 

　　中央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譚小芬表示，擴大對外金融開放，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都對我國金融市場與金融機構具有重大意義，有助于推動我國金融體系的發展與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促進金融行業實現精細化和專業化。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可持續金融研究中心主任UlrichVolz討論了各國央行正在嘗試啟動的央行數字貨幣發行及其在國際貨幣競爭中的重要性，進而分析了數字人民幣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作用。他認為，區域鏈網絡的搭建，將有助于人民幣跨境結算，以及提高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價值儲存功能性。 

　　第三場圓桌討論主題為“后疫情時期的國際經濟格局展望及影響”。

    北京大學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賈慶國主要討論了全球治理面臨的巨大挑戰，重點分析了1）全球兩極分化、2）發達國家內部結構性問題及其外部化，以及3）網絡與5G信息時代等變化。他認為，全球治理主要取決于大國之間能否加強合作，要積極引領和推動國際合作。 

　　中國社科院全球與亞太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討論了后疫情時期全球價值鏈的重塑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他認為，未來可能會出現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一些高科技行業可能會“去中國化”，而同時面向中國市場的經濟合作又會加大。就亞洲價值鏈而言，這兩種現象可能同時出現。 

　　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和薩塞克斯大學的StephanyGriffith-Jones教授介紹了開發性銀行在公共政策中的逆周期作用，表示要進一步提高開發性銀行的效率。同時，他認為，未來中國能夠進一步發揮大國角色與規模效應，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完善他們的開發性銀行的功能。 

　　南開大學副教授劉程分享了他和南開大學前副校長佟家棟的合作研究。他們主要探討了后危機時代全球金融穩定的“新三元困境”，即1）美國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2）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職能和3）美國國內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穩定性，認為這三個目標必須放棄一個。他們認為，從短期來看，市場需要比較全面的監管轉型，從以銀行為基礎的監管轉向市場監管；從中長期來看，全球貨幣等級的金字塔需要重構，需要新型的國際貨幣體系。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主要談了中美經貿關系。他強調，未來中美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將趨向平衡，表現為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上升，同時RCEP等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也對中美經貿領域的博弈產生重要影響。 

　　最后，張禮卿從長期和中短期角度對美元和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進行了探討，認為受疫情影響，美國經濟出現負增長，美國政府和貨幣當局采取極度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應對，這些導致美元指數持續走低，并將削弱美元的長期霸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美元弱勢狀態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但人民幣國際化最終能否成功還取決于中國經濟的基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