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學科發展成熟并開始轉型時，往往也是開始梳理其學術史的時候。1998年，敦煌學家郝春文先生曾應約在《歷史研究》上刊發過一篇《敦煌文獻與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的文章，對敦煌學的歷史及發展方向做了清晰而準確的勾勒。20多年后，郝春文先生又與宋雪春、武紹衛兩位弟子共同推出了這部50余萬字的著作，可以說是對前文的豐富和升級，其精神一脈相承。

　　這部著作甫一出版就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受到高度評價。其特點，一是新，反映了敦煌學最新的成就與未來的發展方向；二是全，無論是敦煌文書與文物的收藏和刊布情況，還是敦煌學各領域的研究進展，都有全面系統的總結。可以說，今后我們在講授敦煌學課程時，除了常用的榮新江先生的《敦煌學十八講》之外，又多出了一部內容與時俱進的必備參考書。在此，不擬鋪陳這部著作的具體貢獻，僅從該書所反映的郝春文先生的為學與為師之道略作申論，聊作讀后之感。

　　在某種意義上，學術史的梳理是一種權力，因為進入學術史敘述脈絡之中的論著，其流傳與發生影響的可能性會更大。正因如此，只有當這種權力與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權威相結合，才可能總體把握一個學科的發展脈動，并對大量的研究成果作出學術史意義的判斷，如對重要論著的學術價值的定位及其局限與不足的理性評議。從這個角度來說，由郝春文先生來領銜這樣一部著作，可謂一時之選。

　　郝春文先生對書寫學術史的方法有清醒的認識，在該書“后記”中，他將學術史的寫作分為四重境界：一是目錄式，盡量將所有成果都列上，并有簡單評介。二是介紹式，用簡要語言說明涉及的論著有哪些具體貢獻。三是學術史式，分析所涉及論著的成就、特點與不足，力圖展示該論著在相關研究歷程和學術脈絡中的地位。四是學理分析式，在具體分析相關論著的基礎上，從理論和方法層面分析寫出高水平著作的原因和路徑。雖然學界中人大都寫過綜述，但將其上升到理論分析的層面，郝春文先生可能屬于最早的學者之一。在這種認識基礎上，郝春文先生將該書列入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間，“但有的部分也曾試圖接近第四重境界”。應該說，這是一個雖不無謙遜但總體頗為準確的自我評價。

　　學術史的梳理有各種不同的范圍和形式，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編的《中國史研究動態》與日本的《史學雜志》，每年的固定欄目就是上一年各斷代史或專門史的年度綜述，這無疑是學界了解某個具體學科在過去一年最新進展的便捷窗口。當然，更多的是對一些具體領域或特定問題的綜述，大者如對均田制、府兵制之類重要制度史研究的綜述，或對一段時間內石刻史料整理與研究的總結，小者如對某一位歷史人物或唐代“告身”“王言之制”之類更為具體的對象的綜述。范圍與對象不同，寫法可能也會有不同，但大抵不出郝春文先生總結的四重境界。對于讀者來說，這四種不同的學術史寫法都是有價值的，有時候甚至構成相互銜接與互補的關系。但是對于作者而言，這四種寫法的境界則是遞進式的。取法其上，或者僅得其中，還是盡量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自己，才能在廣泛掌握某一學科、某一領域、某一問題豐富成果的基礎上，寫出具有思辨性、批判性乃至理論性的學術史。

　　可以說，郝春文先生關于學術史四重境界的說法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指導意義，特別是對于年輕學子而言，在博士論文導言中進行學術史梳理時，都應將郝春文先生的說法念茲在茲，要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現前人的貢獻與不足之處，從中找到自己論文的立足點與生發點。事實上，不僅是在讀博士生，對于我們這些后輩學者來說，郝春文先生的說法同樣有指導意義，今后在撰寫新著時同樣需要以郝春文先生對于學術史的高標準來撰寫“導言”。

　　郝春文先生的為師之道也通過該書得以彰顯。在“后記”中，郝春文先生不僅對他與兩位弟子的分工和完成情況作了說明，而且由此出發，著意談到了培養、教育學生的諸多問題，讓人印象深刻，深受啟發。郝春文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的關鍵詞或許可歸納為“具體”與“實踐”：指導要具體，要求要具體，訓練要在實踐中進行。郝春文先生有所謂“郝門門規”，如文章定稿之后必須再次核對引文，在拿到校樣之后，引用文書必須對照圖版再核一遍等，這都是他對學生在論文寫作具體技術層面的嚴格要求。更重要的是，郝春文先生強調的是在學術實踐中成長，即讓學生們參加自己主持的“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等研究課題，通過文字釋讀、前人成果的收集與辨析、寫卷的綴合等具體的學術實踐，獲得真正意義的學術訓練，而不僅僅是學術方法論的紙上談兵。

　　學術研究薪火相傳。《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的出版，不僅是在新的歷史時期敦煌學面臨轉型之際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郝春文先生立言、立教的重要載體，相信其必將成為所有敦煌學者的案頭必備之作。而該書所反映的郝春文先生的為學與為師之道，更為后輩樹立了一個新的典范。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