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史”叢書中，敦煌學研究能與歷史、文學、美學、法學等研究并列，說明敦煌學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學術領域，敦煌學研究史也成了非常重要的學術思想史。這一點意義重大，符合敦煌學70多年來取得的成績，以及在當代學術史中的地位。

　　《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是一部十分厚重的學術史專著。由于敦煌學包含資料搜集整理公布、歷史地理、經濟社會、文化藝術、語言文字、宗教科技，乃至服飾史、工藝史、石窟考古和保護等眾多領域，學科的多樣性和成果的復雜性導致撰寫這么一部學術史十分不易。以郝春文先生為代表的三位作者經過6年艱苦努力，為我們貢獻了這樣一部大著，值得我們由衷贊賞和欽佩。

　　值得欽佩的還有以下兩點。一是作者對這本書、對自己的高標準嚴要求。據書的“后記”，他不想把這部書寫成“簡單的論著名稱的堆積”，說“那樣還不如編一本論著目錄”，因此不惜將初稿推倒重來，對20世紀部分做了全面修改，21世紀部分全部重新改寫。正是有這樣的高標準，即將該書寫成一部“能反映中國敦煌學發展脈絡的學術史”的高標準，才使得該書具有了很高的學術價值。二是郝春文先生對該書的定位采取了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后記”中，他將學術史的撰寫分為四重境界：一是目錄式，二是介紹式，三是學術史式，四是學理分析式。他認為該書“可以介于第二重和第三重境界之間”，“有的部分也曾試圖接近第四重境界”。這一評價是十分中肯的，這種不自我吹噓的態度也是令人欽佩的。

　　鑒于以上，筆者也不想羅列該書面面俱到的優點，例如，內容豐富、體例得當等，只說幾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第一，正如“后記”所說，該書希望能做到“對涉及的每部書和論文都要用簡要的文字介紹其具體貢獻、局限和問題”。能做到這一點當然很不容易，因為作者不可能對敦煌學涉及的每一領域都有研究或深入了解，有時無法判斷貢獻何在、局限何在。但顯然作者在努力去做，力圖達到這一目標。這其中郝春文先生就是表率。例如，關于均田制的研究，為了寫好這部分內容，他將汗牛充棟的有關均田制研究的論著都翻了一遍，梳理了有關爭論的來龍去脈，因此這部分內容寫得十分扎實。雖然均田制研究的基本資料離不開敦煌文書，但實際的研究遠遠超出了敦煌學這一范圍。因此，對均田制研究的學術史梳理，不僅具有敦煌學研究學術史的意義，同時還具有唐代土地制度史乃至唐代經濟史研究的學術史意義。關于均田制研究的部分，就可以歸入學術史撰寫的第三個境界。稍有不足的是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天圣令·田令》被發現后，學界又有一些研究，未能充分反映出來。

　　第二，該書試圖接近第四重境界，這一境界至少反映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關于敦煌學內涵、定義及其性質的探索。這一節雖然放在21世紀部分，但實際從1925年“敦煌學”一詞開始談起，其實就是一篇關于敦煌學的理論論證。其中有介紹、辨析、評論、作者的意見，可以說達到了“學理分析式”即第四重境界。另一個是關于新興的敦煌寫本學，敘述起點同樣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梳理了“敦煌文書學”“敦煌寫本文獻學”“敦煌寫本學”的異同，并提出作者意見，認為稱其為“敦煌寫本學”更合理。并以此為據，從寫本符號、寫本斷代、寫本特征、寫本辨偽、寫本綴合等方面論述學術成果。這實際是在構建寫本學的體系，這也接近于“學理分析式”的學術史撰寫。該書對寫本學給予了很高評價，不僅認為它是敦煌學的新興領域，方興未艾，而且在結語中將其歸納為敦煌學研究的新范式和新視角。這一歸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不過略覺可惜的是該書沒有給“中國古文書學”一席之地。實際上“寫本學”主要由文學研究者和語言文字研究者提出，目的是與刻本文集等文學作品相區別。換言之，寫本是與刻本相對的概念。但是，像表狀辭牒、契約賬簿等根本就沒有刻本形態，說它們是寫本似乎就不夠準確了。它們只是狹義的文書，研究這些文書應該運用古文書學的視角和方法。

　　第三，該書作者具有宏觀視野，表現之一是關于敦煌學研究的分期。全書將敦煌學研究分為四個階段：1909—1949年為第一階段，1949—1978年為第二階段，1978—2000年為第三階段，2001—2019年為第四階段。作者很謙虛，認為這個分期是“初步的不成熟的看法”，同時也很關心學術界對這個分期是否準確的看法。從時間上看，應該沒什么問題。從性質看，作者認為第一階段主要是興起時期，第二階段是大陸穩步發展和基本停滯，港臺研究步伐加快，第三階段是快速發展時期，第四階段是開始轉型的時期。這一對各時期的定性是可以成立的。需要指出的是第四階段。作者認為此階段的敦煌學研究雖然還是以傳統題目和傳統方法、范式為主，但新的視角、新的范式和新的方法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所以，我們將21世紀的中國敦煌學稱為轉型期的敦煌學”。這里反映了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當然，這個轉型究竟是從什么型轉到什么型，還要看今后的發展。敦煌資料的再整理也是一種轉型，在全部資料的全彩版公布之后，必定會迎來一個新的研究熱潮，寫本學也好，古文書學也好，都將在此基礎上有所深入發展。

　　第四，該書作者在梳理敦煌學研究的學術史時，充滿學者的學術責任感和學術自豪感，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得出了十分鼓舞人心的結論。“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國際敦煌學多數前沿制高點都被中國學者占據了，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到20世紀末，中國學者不僅在敦煌學諸多重要領域都達到了世界領先的水平，同時也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在國際敦煌學研究中，中國學者有了更多的話語權甚至是主導權。”“特別是最近四十年來，中國學者在國際敦煌學的各個重要領域都推出了世界公認的帶有總結性或具有開創性的成果，掌握了國際敦煌學發展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作者自豪地說：“這是中國的驕傲，也提升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學術地位。”這是該書在梳理敦煌學研究學術史后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它將極大提升敦煌學學者的學術自信，為今后敦煌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重要的學術史支持。

　　《當代中國敦煌學研究（1949—2019）》一書所作的學術史研究工作，通過對敦煌學內涵、定義、性質的探索以及分類分門論述，為敦煌學學科體系提供了有力支撐；通過梳理各階段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演變，為敦煌學學術體系提供了堅實基礎；通過著重表彰中國學者的成果和貢獻，為構建敦煌學的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提供了廣闊平臺。

　　總之，該書的出版對于中國敦煌學來說，既有總結意義也有展望意義，是一部有著重要學術價值的學術史著作。再次向該書作者以及出版者表示感謝，表示祝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