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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歐關系70年:多領域伙伴關系的發展
    2020年12月29日 09:25 來源:《歐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周弘 金玲 字號
    2020年12月29日 09:25
    來源:《歐洲研究》2019年第5期 作者:周弘 金玲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70年來,作為兩大市場、兩大力量和兩大文明的中國與歐盟,既見證和參與了彼此的成長與發展,也共同發展為世界重要的和平與發展力量,更是當今不確定世界的穩定力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中歐關系雖因發展階段、制度和歷史的不同呈現出非對稱性和復雜性,但共同的戰略利益、巨大的經濟紐帶以及共同的對話精神,仍是密切中歐關系的驅動力。百年未有之變局下,中歐關系也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但在過去70年成就和經驗啟示基礎上,中歐能夠繼續把握戰略共識、強化經濟紐帶,共同堅持“命運共同體”理念,建設好中歐四大伙伴關系。

       關鍵詞:中歐關系;歷史;多方位;伙伴;發展

       作者簡介:周弘,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部主任、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發展合作與福利促進中心研究員;金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過去70年,中國和歐盟兩大國際力量在經歷了各自滄桑巨變的同時見證了雙方關系的長期磨合和日漸成熟,經歷了合作領域的不斷擴大、伙伴關系的日益深入,以及相互了解的日趨全面。中國經過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艱難探索和40余年的改革開放,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歐洲從戰后的廢墟上創造了和平與繁榮的一體化模式,是當今世界一體化程度最高、規模最大的發達國家聯合體,亦是國際舞臺上一支重要力量。

      作為兩大市場、兩大力量和兩大文明,中國和歐盟關系的發展和變化,對中歐各自的發展、改革和轉型都是不可或缺的外部資源。在多邊舞臺上,中歐攜手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聯合打擊索馬里海盜,共同推動《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持續以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通過。中歐之間的合作關系也影響了國際格局的演變。

      由于歐盟是一支特殊的、超國家與國家間方式并存的經濟和政治力量,而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大國,兩者在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上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關系兼具多邊、雙邊和多層次的性質。廣義的中歐關系至少包含三個層面的關系,中國和歐盟機構、中國和歐盟次區域合作以及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雙邊關系。不同層級的中歐關系不是簡單的相互疊加,而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關系體系。“無論從內涵、外延、方式和結構上看,其復雜和豐富程度都遠遠超過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中俄關系等大國雙邊關系。”(1)此外,中國和歐盟關系又因為各自的發展階段,以及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和治理體系的不同而呈現明顯的非對稱性和復雜性。同時,中國和歐盟都在經歷快速的變化和轉型,因此,這對關系也處于不斷變化中。

      一 建立外交關系:突破冷戰格局

      1949-1951年間,中國與當時的社會主義東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1964年,中法沖破美國的封鎖建立外交關系。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美關系的改善,大批西歐國家相繼與中國建交。1975年,中國與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初,中歐關系主要圍繞著建交這個核心問題而展開。”(2)弗朗西斯·施耐德教授將1949-1975年間中國和歐洲的關系定位為“新中國和新歐洲”之間建立外交關系的階段。(3)新中國之所以新,是因為中國前所未有地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歐洲之所以新,是因為歐洲史無前例地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治理制度體系。兩者之間的關系,從性質到內容,都是嶄新的。

      冷戰體系決定最初的中歐關系是“東西歐分野”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主席雖然聲明愿同“任何外國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4)但在冷戰背景下,中國最初的對歐關系受制于兩極格局,只能采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選擇,將歐洲分為“東歐”與“西歐”兩個部分。新中國成立伊始,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八個東歐國家就相繼承認新中國并與中國建交。隨后,新中國又與保持政治和軍事獨立的北歐國家以及瑞士建立了外交關系。一些東歐國家,如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此后在中國抗美援朝以及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等問題上都給予中國積極的支持。

      中法建交是冷戰夾縫中的中歐關系的戰略性突破。冷戰限制了西歐各國的外交自主權,多數西歐國家或出于意識形態原因,或出于美國的戰略威懾,拒絕承認新中國。但是,20世紀60年代“相同的國際環境、國內政策需要和政治愿望”促使中法通過一系列的會談,于1964年1月建立了外交關系。(5)中法兩國超越意識形態和制度差異,做出建交的戰略選擇,既是各自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反映,也是雙方共同反對美蘇霸權的戰略共識的結果。1964年,關于“中法建交達成協議”的《通報》指出,從戰略的角度觀察,“同法建交對我有利。這不僅直接打擊了美帝,加深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也打擊了蘇修的美蘇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陰謀”。(6)對于中法建交的歷史性選擇,法國前駐華大使艾蒂安·馬納克曾表示:“法中兩國各自通過自主的思考,同意采取獨立措施確保本國防務。這首先是各民族自己的事情,只有形成第三種力量或大國集團,其安全才能獲得保障”。顯然,中法建交體現了雙方反對美蘇霸權的理念。(7)

      中法建交意義深刻而影響久遠,不僅在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墻上打開了一個缺口,而且為20世紀70年代西歐各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定下基調,包括有關“一個中國”的立場以及對臺灣地位問題的明確表態。中法建交也標志著“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結束。此后,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認為東歐和西歐在美蘇爭霸的世界格局中均屬于“第二世界”,都是可以爭取或聯合的力量。法國前駐華大使馬納克曾評論說:“1964年中法建交表面上反響并不強烈。但是,在這一表象背后卻孕育著歷史進程上的飛躍……它是正義發出的一個帶有強制性的信號,迫使兩個超級大國就范。從這一意義上說,1964年為1972年做了準備。”(8)

      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后,西歐國家快速調整戰略,紛紛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1970-1973年間,除葡萄牙和愛爾蘭外,所有的西歐國家都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同時中國與英國以及荷蘭的代辦級關系也升級為大使級關系。在冷戰背景下,一些西歐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脫離了西方陣營,轉而支持中國的立場,這是中國對歐外交的重大成就。此外,中國關于主權完整和“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主張被寫進了與西歐國家的建交聲明,成為中國對外關系的基本原則,體現了中國對歐政策原則性和務實性的有效結合。

      二 中國改革開放:為中歐關系提供動力

      1975年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交,為中歐拓展并深化經貿領域里的合作鋪平了道路。中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巨大市場潛力吸納了大量的歐洲的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而來自中國的需求也推動了歐洲的快速發展。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化,歐洲的市場不斷擴大,中國的市場潛力也引起歐洲日益密切的關注。1980年,歐洲經濟共同體給予中國普遍優惠制待遇,進一步促進了中歐之間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中國與歐共體成員國雙邊貿易額從1975年的24億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03.4億美元。(9)不僅中歐之間的貿易量呈現幾十倍增長,貿易的質量也日益提升,集中表現在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制成品的比例不斷上升,1985-1995年間從50%增至86%。(10)此外,雙方的信貸和投資合作也加速展開,一批歐洲企業落戶中國,在促進中國就業和技術更新的同時,也獲得了巨大的市場回報。

      隨著1975年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中歐關系具有了超越成員國雙邊關系的“雙層結構”特征。在不同的結構層面,形成了不同的中歐關系規范。1978年,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在后者享有權能的對外貿易領域里簽署了一般性貿易協定,成立了中國/歐洲經濟共同體混合委員會,以解決遺留的具體問題并最終促成了1985年中歐貿易和經濟合作協議的簽署。在科技領域內,雙方于1981年開始合作,并于1991年成立中歐科技合作工作組。

      此后,伴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化和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中歐關系日益走向全面和立體。在戰略和政治層面上,中歐之間出現了相互借重的趨勢。“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全面破裂,反對蘇聯霸權成為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中歐在共同反對蘇聯霸權方面的共識顯著上升。“這一時期的中歐關系基本上沿著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和經濟合作兩條主線展開,但反霸是第一位的。”(11)在此背景下,中國看到日益聯合的歐洲是可以平衡美蘇霸權的重要力量。對此,鄧小平在1975年訪問法國時曾明確表示:“我們中法兩國都不希望發生戰爭,但是人家要稱霸世界、要打,你怎么辦?……美蘇要稱霸,不征服歐洲是不行的。我們認為歐洲的政治作用、經濟、軍事力量是不可忽視的”。(12)同樣,面對蘇聯威脅,歐洲也認為與中國發展關系可以制衡蘇聯的影響。正是在上述戰略共識下,中國與西歐主要國家幾乎全部實現了高層互訪,并與部分國家確立了政治磋商機制,雙方政治互信增強,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形成相似的看法。中國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80年舉行了第一次立法機構會議,1984年舉行了首次部長級政治磋商。

      三 中歐關系的蜜月期:1995-2005年

      20世紀90年代初,中歐雙方克服了意識形態的干擾,開啟了雙邊關系發展最為順利和平穩的階段,被一些學者稱為中歐關系的“蜜月期”。(13)自1992年鄧小平南行訪談以后,中國明確了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改革開放進程向縱深全面發展。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同期的歐盟也經歷了一體化進程中最快速發展的時代。歐元問世后,歐盟實現了歷史性東擴。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開放的中國和一體化不斷深化的歐盟相互依賴不斷加強,“成為不穩定世界中的穩定性源泉”。(14)

      在1995年出臺了第一份對華政策溝通文件后的近10年中,歐盟一直重視與中國發展超越經貿關系并具有國際政治與安全維度的雙邊關系,提出希望加強與中國在地區和國際重大問題上的合作,以應對全球性挑戰。在1995年的對華政策文件中,歐盟基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影響態勢,做出了致力于長遠、具有全局性的對華政策定位:“歐盟必須有長期對華政策,反映中國在世界和地區范圍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中歐關系必將是歐洲在亞洲和全球范圍內對外關系的基石。”(15)2003年歐盟出臺的文件《成熟的伙伴關系:歐盟中國關系中的共同利益與挑戰》更是明確了雙方伙伴關系中的全球戰略維度。該文件開篇即指出:“中歐作為戰略伙伴在保護和推動可持續發展、和平與穩定等問題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中歐雙方在很多全球治理問題上的利益重合。”(16)文件還將推動全球治理中的共同責任作為未來中歐關系的首要目標,突出中歐關系的“全面戰略特征”。同年,中國出臺了第一份對歐政策文件,指出中歐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雙方共同點遠超過分歧,中國致力于發展中歐長期穩定的全面伙伴關系。(17)

      日益密切的經貿合作成為雙方關系深化的內在動力,也是中歐關系的穩定器。隨著歐盟統一大市場的建立以及中國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歐均將對方視為世界經濟舞臺上重要的合作伙伴,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深化。2004年,擴大后的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達1773億美元,是中歐建交時的74倍。歐盟還是中國第一大技術供應方和重要的外資來源地。到2004年年底,中國從歐盟累計引進技術19008項,合同金額809億美元。歐盟在華投資累計設立企業19738家,合同外資金額754億美元,實際投入425億美元。(18)歐盟許多大型跨國企業積極參與中國重大項目建設,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同時歐盟企業也從中國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中國成為歐盟的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歐之間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雙贏”。(19)

      中國和歐盟深入廣泛的經濟貿易合作必然溢出到其他許多領域,繼而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和多層次合作的格局。雙方除了將此前的政治磋商機制升級為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外,還在能源、科技、氣候變化、文化交流等領域建立了相應的合作和對話機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中歐雙方簽署的“伽利略計劃”合作協定。該協定曾經是雙方合作伙伴關系的戰略性突破。(20)隨著中歐合作的不斷深入,歐盟與中國的對話機制和平臺涉及各個層面,涵蓋了諸如知識產權、衛生標準、競爭政策、產業政策和人力資源開發等具體的功能領域,由此形成了連接中國和歐盟的跨行業、跨部門、多層次的聯絡機制與交往規則。(21)

      由于歐盟特殊的多層治理體系,對外關系的諸多權能仍在成員國手中,中國與成員國的雙邊關系仍是中歐關系的基礎,雙邊關系與中國和歐盟整體之間的關系相互補充和促進,各自在構建中歐關系中發揮獨特的作用。隨著中歐關系的深化,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全方位合作也不斷擴大和成熟。梳理同期中國與歐盟主要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不難發現其在定位、優先領域和合作機制等諸多方面與中國-歐盟關系的發展進程展現了高度一致性。例如,中國與歐盟2003年明確戰略伙伴關系定位之后,英、法、德三大國均在2004年與中國明確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定位。

      四 調整和轉型:中歐相互調適期

      以2006年歐盟第六份對華政策文件為標志,中歐關系開始了轉型和調整,并開始“走向復雜化”。(22)“復雜化”,是指轉型過程中的利益重合與競爭、制度磨合與沖突、觀念差異與融合犬牙交錯,使中歐關系呈現紛繁復雜的局面。轉型期間,歐盟出臺一系列對華政策文件,不僅試圖討論中國在歐盟對外戰略中的定位,而且對華戰略信任屢次出現反復,并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不斷搖擺。其間,中國方面根據變化的形勢,調適其對歐政策,積極主動引領中歐關系走向廣泛和深入。

      在2006年歐盟對華的第六份政策文件中,歐盟已明顯更多地從“競爭對手”的角度理解中歐關系。(23)此后,歐盟內部開啟了對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廣泛辯論。2010年12月,時任歐盟外交事務高級代表的阿什頓在對歐盟與其主要戰略伙伴之間關系進行評估時,將“更加公平和自由的市場準入”作為歐盟對華戰略的首選目標,(24)戰略伙伴的內涵明顯收窄。但歐盟在其2016年《對華新戰略要素》文件中又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華“戰略伙伴”定位的回歸,強調中歐在多邊、對外政策領域的合作,并明確歐盟是中國“改革的伙伴”。(25)盡管如此,歐盟并沒有結束在對華關系定位問題上的搖擺。2019年3月,歐盟在其《中國和歐洲:戰略前景》文件中對中國進行了多重定位,認為中國是合作和談判伙伴的同時,也是經濟競爭者,并首次提出中國是歐盟在治理領域里的制度性對手。(26)

      歐盟在其對華戰略定位不斷搖擺的同時,對華戰略疑慮上升。歐盟不認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在全球秩序體系中發揮作用的方式,認為其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挑戰,侵蝕了“歐洲模式”的影響力,還認為“新興力量不斷崛起,與傳統力量之間圍繞規則、秩序和利益的競爭會再次導致權力政治主導的局面,與歐盟主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有效多邊主義理念背道而馳”。(27)上述認知導致歐盟對中國一系列對外政策舉措,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持有疑慮,認為這些舉措都是中國的地緣政治戰略,是在全球輸出“中國模式”。(28)由此延伸,歐盟對中國在歐的日益主動性外交也存在戰略誤讀,認為中國—中東歐合作是在歐洲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在通過經濟影響力施加政治影響,削弱歐盟的團結。(29)

      歐盟對華政策還顯示出“再意識形態化”的趨勢。2008-2010年,中歐關系多次受到意識形態分歧的影響。2010年,歐盟對華進行戰略評估后認為自己“很難改變中國社會”。(30)此后,歐盟對華政策一度進入務實合作的時期,意識形態色彩淡化。但是,由于近年來中歐各自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在競爭性思維和多重內部利益的壓力下,歐盟重申價值觀在歐盟對華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意識形態因素再次凸顯。2016年,歐盟在時隔10年以后出臺的對華政策文件中花大量篇幅指責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表示:“保護人權將繼續是歐盟與中國接觸的核心”。(31)2019年3月,在缺乏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了解的情況下,歐盟將中國簡單地定義為“制度性對手”,突出雙方在治理模式上的差異,認為“中國人權形勢惡化”,表示“中歐在人權問題上的有效接觸將是判定雙邊關系質量的重要方面”。(32)

      與歐盟對華定位搖擺、戰略疑慮上升等表現不同,中國一直堅持中歐戰略伙伴關系定位不動搖,積極拓展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廣度和深度,致力于豐富其內涵。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訪問歐盟總部時強調要從戰略高度看待中歐關系,將中歐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結合起來,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為中歐合作注入新動力,為世界發展繁榮做出更大貢獻,從而引領中歐關系向縱深發展。(33)

      在中歐關系轉型階段,中國對歐合作更加主動和積極,不斷提出新的合作倡議,拓寬合作平臺。2012年啟動的中國—中東歐“16+1合作”,作為中歐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整體上豐富了中歐合作的層次,為中歐關系注入了新動力。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也為中歐合作提供了新的平臺,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合作,中歐之間的互聯互通顯著加強,雙方在資金和金融領域內的合作不斷加速,第三方市場合作應運而生。2019年3月,中國通過第一部《外商投資法》,進一步傳達中國堅持擴大對外開放的決心和努力。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顯著加速,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主動擴大進口等。這些舉措正在推動中歐務實合作關系進一步深入。

      中歐關系轉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轉型期內,雙方共同的戰略利益以及相互依賴仍是雙邊關系的堅強紐帶,能夠有力掌控制度和文化非對稱性帶來的“漸行漸遠”態勢。調整期內中歐關系的基本動力沒有改變,中歐雙方在各領域內的合作仍呈深化態勢,中歐雙方戰略倚重和合作需求的清單還在不斷增加,已從最初共同致力于聯合國改革、協調應對地區沖突等具體議題,擴展至共同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和全球共同性挑戰等事關國際和平與發展的全局性問題。中歐合作機制更趨完善,領域不斷擴大。在領導人會晤機制的引領下,中歐之間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相繼建立了中歐經貿高層對話機制、高級別戰略對話機制和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確立了中歐關系的三大合作支柱。這些機制的存在對于增進中歐多領域合作關系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五 從“四大伙伴關系”的角度重新審視中歐關系

      中歐關系70年的歷史演變,既打上了不同歷史時代的深刻烙印,也反映出中歐關系的多面性和多層性,更展現出中歐之間從戰略共識到利益依存,從改革互動到人文聯通,全面、深入、多層次、多領域的豐富的全景圖。這一局面的形成有賴于中歐雙方數十年的共同努力,習近平主席將此概括為中歐“四大伙伴關系”(34)。在美國要求歐洲在對華政策上向自己看齊的巨大壓力下,中歐“四大伙伴關系”仍然根據不同領域里的不同發展規律和發展速度保持著向前發展的態勢。

      (一)和平伙伴關系:維護世界穩定

      作為和平力量,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戰后世界和平貢獻了正能量。20世紀50年代,中國同印度和緬甸共同推動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70年來,中國積極加入多邊軍控、裁軍和防擴散體系,推動通過和平談判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在伊朗核協議和朝鮮核談判過程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維和使命,是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型大國關系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均顯示了中國謀求世界和平的誠意和努力。(35)

      致力于歐洲一體化和平進程的歐盟亦是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即使是在冷戰格局下,毛澤東主席也看到了東歐國家反對蘇聯霸權、西歐國家聯合自強,以及兩者對美蘇霸權的牽制作用,并用“中間地帶”來定義東西歐洲,認為歐洲是和平的力量。鄧小平進一步解釋道:“為什么說歐洲是和平力量呢?因為歐洲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戰爭一旦打起來,首先受害的將是歐洲”。(36)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做出“將長期保持和平”的戰略判斷,并從戰略高度明確了長期對歐政策原則,提出:“我們確定的政策是同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發展友好合作關系。這不僅是立足于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37)冷戰結束后,歐盟作為日益多極化世界中的一極,發展其“軟實力”和“民事力量”,主張通過多邊主義以及和平對話的方式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有鑒于此,2013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歐盟領導人時再次強調說: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聯合體,中歐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

      作為兩大和平力量,中歐理應攜起手來,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廣泛合作。當前國際形勢和國際秩序復雜多變,挑戰接踵而至,中歐之間如不能放下局部分歧,共同承接責任、應對挑戰,世界將會進一步滑向失序狀態。在2019年中歐第21次會晤雙方共同發表的峰會聯合聲明中,中歐雙方就一系列全球治理和地區性議題發表了政策共識和合作意愿,包括在世貿組織改革方面的合作、對落實《巴黎協定》的承諾、共同維護伊朗核協議、協調阿富汗進程以及支持非洲發展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等,中歐的合作正在為不穩定的世界提供穩定性。(38)

      (二)增長伙伴關系:推動共同發展

      歐盟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歐在各自的發展進程中相互借重和依賴,相互提供發展機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性增長關系。即使是在中歐經貿摩擦和競爭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歐雙邊貿易仍然從2006年的2727億美元增至2018年的6821億美元。(39)雙邊貿易結構繼續優化,高技術和服務貿易領域的貿易比重持續上升。在歐盟抬高中國對歐投資門檻的條件下,投資仍然呈現雙向快速擴張。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存量從2010年年底的732.6億美元上升至2017年年底的1190億美元。2018年,歐盟28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2499家,同比增長33.4%,實際投入外資金額118.6億美元,同比增長35%。(40)同期中國對歐盟投資存量也從2010年年底的125億美元增至2017年年底的850億美元。(41)中國的經濟發展為歐洲提供了廣闊和不斷擴大的市場,對歐洲經濟穩定與就業保障發揮了重要作用。歐盟是外向型經濟體,每10億歐元的歐盟出口可產生1.4萬個就業崗位。(42)對華貿易的連年增長確保了歐盟相關就業的增長。中國市場巨大的潛力也牢牢地吸引了歐盟投資商。早在1995年第一份歐盟對華政策文件中,歐盟就意識到中國對于歐盟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提出“為了使歐洲企業具有全球競爭力,我們必須進入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場……歐洲企業在中國的積極存在是關鍵”這樣具有遠見的戰略判斷。(43)2016年,在中歐經貿競爭凸顯的背景下,歐盟仍表示:“歐盟的繁榮與中國的可持續增長相聯系。歐盟因此是中國經濟和治理改革的重要利益攸關方。”(44)在歐洲近幾十年的發展中,中國因素沒有缺席。

      中國同樣需要歐盟。在過去的40余年中,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對象和經貿合作的主要伙伴。近些年來,通過“16+1合作”,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迅速發展,惠及雙方。歐盟不僅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還是中國的第一大技術來源地,來自歐洲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對于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也是不可或缺的。來自歐洲的信貸、技術、經營方式和市場經驗帶動了中國許多行業的更新換代,并推動了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市場。

      近年來,中國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為歐洲企業在華投資創造了更多更好的條件,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有望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進程的不斷加速,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新能源、智慧城市、醫療衛生、科技創新、金融治理等新的合作領域正不斷擴展和豐富中歐經貿合作的內容和層次。絲路基金與歐洲投資基金已正式設立中歐基金,致力于推動中國和歐洲企業的合作,發揮協同效應并形成價值增值。

      中歐增長伙伴關系惠及第三方,促進世界共同發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歐盟的“歐亞互聯互通戰略”為中歐與第三方開展合作提供了機遇,成為中歐增長伙伴關系的新活力。歐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援助資金提供方,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展經驗分享者,(45)正積極推動發展合作對話、協商與合作。當前,第三方市場合作已成為中歐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中國已與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等歐盟國家建立了第三方合作機制。第三方市場合作可以將中國的優勢產能、裝備和工程建設能力與歐洲的核心技術裝備優勢和市場管理經驗相結合,同時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需求對接,推動超越雙邊的經貿合作,實現多方共贏的發展伙伴關系。

      (三)改革伙伴關系:促進經驗共享

      過去數十年中,歐洲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伙伴。歐洲企業廣泛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進程,并享受到中國的改革紅利。來自歐洲的專家也深入研判了中國的改革政策,并且與中國分享歐洲市場和管理改革的理念和經驗。近年來,歐洲也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中獲得越來越多的啟示。中國和歐洲雖然發展階段不同,但都面臨著綠色經濟轉型、社會包容創新、應對老齡社會等類似的挑戰。歐洲認同其作為中國“改革伙伴”的定位,(46)中國亦“愿與歐盟一道,將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與歐盟自我變革和調整之路更緊密結合起來,借鑒彼此改革經驗,分享彼此改革紅利,共同提高改革與治理水平”。(47)

      在改革合作的過程中,中歐之間形成了多層次、復雜化和網絡化的合作局面,包括60多個部級對話機制,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了高層政治層面,也包括了諸如知識產權、衛生標準、競爭政策、產業政策、人力資源開發、社會保障、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等具體的功能領域,是雙方改革伙伴關系的充分體現。在功能領域的對話機制中,中歐一直通過務實的合作項目,賦予改革伙伴以實質內涵。以2006年啟動的多輪中國—歐盟社會保障項目為例,該合作項目通過研討會、培訓班、出國考察和項目試點等多種形式的交流,“從多個角度支持和配合了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對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48)

      在廣闊的領域里,雙方的改革互動使得中歐關系日趨豐富深入,綠色經濟、科技創新、金融治理以及城鎮化等成為中歐改革伙伴關系新的增長點。雙方在碳市場、環境治理、綠色科技、綠色金融等領域內的經驗共享和互利合作的重要性凸顯。創新發展是中歐共同的目標,中歐正在創新合作對話機制下,尋求科技發展規劃的對接,致力于聯合制定面向未來的中歐科研創新合作路線圖,并就知識產權保護、中小企業創新、標準化、科研倫理等多項改革進行經驗交流,分享創新合作的最佳實踐。在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方面,雙方合作參與主體更加多元,政府間、企業間圍繞城鎮化領域的合作不斷拓展,中歐分享彼此的市場、技術和經驗,在智能城市、節能環保、公共服務等領域的合作已顯成效,目前,結對子城市/項目累計30個,示范區有4家。(49)

      中歐改革伙伴還具有超越雙邊合作的維度,雙方合作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是中歐改革伙伴的重要內容。金融危機爆發后,中歐共同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代表權。在氣候變化領域內,美國退出《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后,中歐攜手展現領導力。中歐還共同設立了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工作組,聯手推動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工作。在單邊主義威脅的背景下,中歐可以共同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和平衡的方向發展。

      (四)文明伙伴關系:架設溝通橋梁

      中歐作為東西方文化的發祥地,文明發展歷史悠長,文化各具特色。因此,在這方面,中歐關系既有歷史積淀,也面臨相互缺乏深層理解的難題。無論從歷史看,還是在當今時代,中歐雙方都曾努力去尋找、接觸、溝通對方,在中歐之間出現了“絲綢之路”現象。從當代的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歐盟出臺對華政策文件,積極參與亞歐會議,設立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意圖都是更加廣泛地接觸中國和亞洲,并希望中國更加理解歐盟。在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下,通過多樣的文明對話與人文活動,中歐文明溝通渠道更加豐富。自2011年以來,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相繼建立了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或文化合作機制。2012年,中國與歐盟也建立了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截至目前,中國已在11個歐盟國家設立了海外中國文化中心,法國、德國、西班牙、丹麥、匈牙利等多國也在華開設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已成為雙方人民了解彼此生活、認知彼此文化的重要平臺。此外,教育交流合作與旅游合作也日益密切,成為構建文明之橋的重要力量。中歐互派留學生、互認學歷、組織官員研修、提供獎學金等項目日益豐富。2018年中國赴歐盟國家留學人員總數約為16.1萬,歐盟國家共有約4.7萬人來華留學,中國在歐留學生遠遠超過了在美留學生。2018“中國—歐盟旅游年”是中歐同時參與城市最多、覆蓋范圍最廣的雙向旅游宣傳推廣活動。歐洲旅游委員會提供的一份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赴歐旅游人數同比增長5.1%。(50)

      中歐文明伙伴關系需要很長的時間、更大的努力和更深的合作來培育。文明交流形式的多樣性和交流渠道的廣泛性只是為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了解提供了外在條件。真正的相互理解需要從人類命運的角度形成價值認同,如堅持和平、追求發展以及保護環境等。實現這些價值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但是努力的方向是共同的。中歐文化不同,但都主張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中國的“和而不同”與歐洲的“多樣性統一”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和歐洲各自平衡和包容差異性、尋求并推進共同性的努力,是中國和歐盟的成功秘籍之一。歐洲統一的先賢們提出的“共同體”理念以“共擔責任、共享利益”為主旨,與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高度契合,是中歐文明殊途同歸的標志,也是需要持續推進的方向。

      六 中歐關系發展的經驗與啟示

      中國和歐洲之間的交往越過千年,但近70年來中歐關系的發展速度前所未有,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遇到的問題也必然是前所未有。認識中歐關系的全局與特性,不僅對于發展中歐關系至關重要,對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經濟增長以及保障人民福祉也至關重要。

      由于四種伙伴關系的發展規律不同、發展動力不同以及發展方式不同,中歐雙方對于這四組關系的認識也有差異。片面地以一種關系替代另一種關系是不可取的。從戰略高度把握差異、凝聚共識才能確保中歐關系的穩定大局。中歐關系能夠循序漸進發展的前提是:中歐將對方視為戰略伙伴而非戰略對手。中國最高領導人“支持建立一個強大的團結的歐洲”的戰略方針,以及從政治和戰略的高度出發,在對歐盟外交中包容分歧、爭取對話與合作的政策是其他各組伙伴關系的關鍵和前提。(51)歐洲對華政策的起伏進一步表明,什么時候從戰略的高度看待中歐關系,相互把對方作為伙伴而非對手,雙邊關系的大局就能穩定,并能推動中歐關系走向縱深,也使得商業的推動力活躍起來,使人員的交流頻繁起來,使文化的溝通順暢起來,使多邊合作變得更為有效。

      共贏的經貿合作是中歐關系發展的根本動力。中歐經貿關系以廣闊的世界市場為舞臺,以對方的資源為資源,在合作的過程中雖幾經中歐政治關系的起伏,但總能保持上升態勢,成為中歐關系的“穩定器”。順應經濟發展的規律,革新經貿合作的規章制度,促進中歐雙方的經濟增長和就業保障,其效應將不僅停留在經濟和數量層面上,而勢必外溢到其他合作領域,實質性地推動中歐經濟、社會與技術等方面的全面發展。(52)

      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求同存異應是中歐關系的基本前提,敬畏歷史和尊重特性原本就是外交者的基本素質。“作為伙伴的中國和歐盟,存在多方面、多層次的不對稱性。不同的社會性質、發展階段和文化歷史使中國和歐盟在發展延伸的過程中產生多重錯位和誤解。”(53)接受這些差異,了解這些誤解,是求同存異的前提,是積極溝通的前提,也是防止誤解外溢的前提。中國從不會對英國脫歐、加泰羅尼亞獨立等歐盟內部問題指手畫腳,更不會參與其中、推波助瀾。同理,在中歐關系中也完全不應有“臺獨”“港獨”“藏獨”和“疆獨”的地位。

      由于中歐四種伙伴關系并非同速發展,因此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中歐關系仍將處于相互調適期。在調整期中呈現出戰略需求上升與戰略互信不足的矛盾,在經濟貿易領域內存在競合并存、務實態度與認知錯誤反向發展的特征,在文化領域里出現深層理解欠缺和再意識形態化的現象,中歐改革伙伴關系面臨在各個領域中改革合作不足的難題。盡管如此,中歐作為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和兩大文明,依托70年合作的基礎和經驗教訓,仍具有強烈的戰略共識與合作意愿,具有發展伙伴關系的堅實的內在動力。中歐之間需要更加深入地對話交流和相互理解,更加求真務實地推進合作事業,在國際秩序面臨重塑、多邊主義陷入危機、全球性發展和安全挑戰日趨嚴峻的背景下,中歐應當通過加強合作,承擔起時代使命,造福于中歐人民和整個世界。

         注釋

      (1)周弘:《中國與歐洲關系60年》,載《歐洲研究》,2009年第5期,第35頁。

      (2)馮仲平:《50年的中歐關系及其特點》,載《現代國際關系》,1999年第10期,第15頁。

      (3)Francis Snyder,ed.,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1949-2008.Basic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Hart Publishing,2009,p.7.

      (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頁。

      (5)[法]艾蒂安·馬納克:《輝煌的篇章:中法建交的歷史回顧》,載《法國研究》,1988年第2期,第75頁。

      (6)外交部解密檔案,檔號110-01997-10。

      (7)[法]艾蒂安·馬納克:《輝煌的篇章:中法建交的歷史回顧》,第77頁。

      (8)同上,第80頁。

      (9)參見《中國海關統計年鑒》和相應年份的數據。

      (10)參見裘元倫:《歐盟對華長期政策與中歐經貿關系》,載《世界經濟》,1999年第8期,第7頁。

      (11)馮仲平:《50年的中歐關系及其特點》,載《現代國際關系》,1999年第10期,第16頁。

      (12)《剪不斷理還亂?鄧小平給法國外交支招》,人民網,http://tv.people.com.cn/GB/160622/10058279.html,2019年8月23日訪問。

      (13)關于蜜月期的提法,學界有不同的觀點。美國學者戴維·香博將2003年3月到2005年3月的兩年時間定義為蜜月期。國內學者陳志敏等將1995-2004年的十年稱為蜜月期。

      (14)[美]戴維·香博:《中國與歐洲:新興的軸心》,載《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4年第12期。

      (15)European Commission,“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COM(1995)279 final,http://www.eeas.europa.eu/china/docs/com95_279_en.pdf,last accessed on 23 August 2019.

      (16)European Commission,“A Maturing Partnership-Shared Interests and Challenges in EU-China Relations,”http://eur-lex.europa.eu/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plus!prod!DocNumber&lg=en&type_doc=COMfinal&an_doc=2003&nu_doc=533,last accessed on 23 August 2019.

      (17)《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外交部,2003年10月。

      (18)參見孫永福:《中歐經貿合作的現狀與前景》,載《開放導報》,2005年第4期,第53頁。

      (19)空客飛機、大眾汽車、上海磁懸浮列車、大亞灣核電站以及諾基亞、愛立信移動通信等已成為中歐經濟合作的示范性項目。

      (20)周弘:《中歐關系中的認知錯位》,載《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5期,第34頁。

      (21)周弘:《中國與歐洲關系60年》,載張蘊嶺主編:《中國對外關系:回顧與思考(1949-200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頁。

      (22)陳志敏:《新多極伙伴世界中的中歐關系》,載《歐洲研究》,2010年第1期。

      (23)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課題組:《反思2008年的中歐關系》,載《歐洲研究》,2009年第3期,第2頁。

      (24)袁雪:《市場準入:歐盟對華核心利益之首》,《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12月21日,http://epaper.21cbh.com/html/2010-12/21/content_137167.htm,2019年8月23日訪問。

      (25)European Commission,“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Brussels,22.6.2016,JOIN(2016)30 final.

      (26)European Commission,“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12 March 2019.

      (27)筆者2014年訪問法國、德國期間與兩國官方以及智庫的訪談中,上述觀點屢被提及。

      (28)Michele Penna,“China's Marshall Plan:All Silk Roads Lead to Beijing?” World Politics Review,December 9.2014.

      (29)“Berlin Calls for a ‘One-Europe Policy’,”https://www.german-foreign-policy.com/en/news/detail/7382/,last accessed on 23 August 2019.

      (30)袁雪:《市場準入:歐盟對華核心利益之首》。

      (31)European Commission,“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32)European Commission,“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12 March 2019.

      (33)2014年3月31日,習近平主席在布魯塞爾同時任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舉行會談時,首次提出“共同打造中歐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參見“結合中歐兩大力量打造四大伙伴關系”,人民網,2014年4月1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4-04/01/content_1409413.htm,2019年8月23日訪問。

      (34)參見“結合中歐兩大力量打造四大伙伴關系”。

      (35)關于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詳見《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9月27日。

      (36)《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27頁。

      (37)同上書,第127頁、第233-234頁。

      (38)《第二十一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外交部,2019年4月9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1207_679942/t1652696.shtml,2019年9月8日訪問。

      (39)《中歐貿易統計數據》,商務部,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zojmgx/date/201903/20190302846188.shtml,2019年8月23日訪問。

      (40)《2018年1-12月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快訊》,商務部。

      (41)姚鈴:《中歐關系邁向合作共贏新階段》,http://www.pzbxyx.com/gjgxx/gj_bwsf/201904/t20190412_4863779.s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2019年8月23日訪問。

      (42)European Commission,“EU Exports to the World:Effects 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June 2015,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june/tradoc_153503.pdf,last accessed on 4 May 2018.

      (43)Euroepan Commission,“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Europe Relations.”

      (44)European Commission,“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45)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2019年9月27日。

      (46)European Commission,“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

      (47)《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2014年4月2日。

      (48)《中國—歐盟社會保障合作項目為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做出積極貢獻》,國際在線,2011年7月5日,http://news.cri.cn/gb/27824/2011/07/05/2225s3297340.htm,2019年9月15日訪問。

      (49)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sbgx_679934/,外交部,2019年9月15日訪問。

      (50)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abgx_679934/,2019年9月15日訪問。

      (51)周弘:《盤點中歐戰略伙伴關系》,載周弘主編:《中歐關系研究報告(20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52)程衛東:《中歐建立新型國際關系:認知與實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9期,第21頁。

      (53)周弘:《中歐關系中的認知錯位》,第40頁。

    作者簡介

    姓名:周弘 金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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