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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國參與
    2020年12月24日 09:17 來源:《東北亞論壇》2020年第6期 作者:楊娜 王慧婷 字號
    2020年12月24日 09:17
    來源:《東北亞論壇》2020年第6期 作者:楊娜 王慧婷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國內和國家間貧富差距拉大、國家面臨的挑戰與風險更為復雜、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國家決策和國際形勢增加新的變量。世界之變促全球治理隨之發生變化,體現為全球層面治理機制的革新、區域層面治理的深化與整合、主權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歷了先削弱再增強的過程、大國國內政治與國家政策變化導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發生改變。中國一直以來以積極姿態參與全球治理,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度變革、開創全新的合作模式與合作理念并廣泛參與多領域治理進程。當前,為應對大變局,中國創新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包含以“合作共贏”為驅動探索理念創新、以“開放包容”姿態推動治理模式創新、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實踐創新和以“可持續發展”凝聚共識并率先在認同度高的領域發掘合作新契機。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化;全球治理;國際機制;中國參與

        作者簡介:楊娜,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王慧婷,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基金項目:天津市2020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委托項目(TJZDWT202001-11)

      

      全球化深入發展,以推動商品、技術、信息、服務、人員等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的當代全球化從根本上突破了地域和空間的限制,人類交流與互動的障礙被不斷克服,珍視和平、反對戰爭、鼓勵創新的觀念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全球化時代,各國都將發展作為內外政策的重要目標。如何將本國的發展同世界的進步相聯系,把本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相結合,對內減少社會不平等,對外建設包容型的世界經濟是國際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當今世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民粹主義盛行、美國挑起貿易爭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人類進入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代,全球治理遭遇新的挑戰。

      一、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化已經廣泛影響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權國家之間、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間的復合相互依賴態勢進一步加強,高低政治的界限、國內與國外的分野日益模糊。與此同時,世界面臨的不確定要素增加,全球風險愈益復雜化,逆全球化呼聲日漸高漲,黑天鵝事件頻頻爆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科學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做出了“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的總體論斷。習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的核心內涵既包含宏觀意義上的體系及其成員的變化,也囊括微觀層次中領域議題的調整。

      體系之變。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全球治理體系與國際秩序轉型日益迫切。源于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啟了西方國家對外擴張的序幕,爆發于18世紀和19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奠定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結構。兩次世界大戰并未打破“西強東弱”的國際格局,權力在西方國家內部實現了轉移和交接。現今的全球秩序仍體現出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擴展,以西方國家占據政治、經濟領域的傳統優勢為主要特征,表現為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國際分工中位于較高層次,他們在重要的全球性治理機制中掌握主要話語權。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善于利用自身比較優勢的部分后發國家真正迎來發展的契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實現群體性崛起,西方國家相對式微,國際力量對比發生前所未有之大變化。與全球權力格局的劇烈變動形成鮮明對比,全球治理體系和與之相對應的國際秩序表現為滯后性,全球治理的“參與赤字”和“責任赤字”愈益擴大,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受阻,構建與全球權力格局相匹配的全球治理體系迫在眉睫。

      國家之變。主權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滋生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致使民粹主義在全球盛行。當前經濟全球化引發經貿不平衡、經濟失衡和分配不公等問題,造成主權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之間、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拉大。在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的群體匯聚起來,形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進而導致民粹主義盛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已達到繼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民粹主義不僅促使各國政府更加“向內看”,還侵蝕著國家間的政治互信基礎。民粹主義抬頭,突出體現為特朗普當選并奉行“美國第一”以及英國脫歐。特朗普執政美國后,推崇貿易保護主義和頻繁退出國際組織,不僅是推卸全球責任的行為,更是對其他國家的不良示范,加劇了大國間、熱點地區的沖突,擾亂了全球化秩序,多邊體系受到挑戰。英國脫歐使全球多邊合作治理面臨巨大考驗,削弱歐盟的全球影響力,給全球治理增加了新的阻力和不確定性。

      問題之變。世界面臨的挑戰與風險更為復雜、應對的難度倍增。當前國際社會不僅要解決尚未得到根治的傳統政治難題,更要面對由全球化負面效應引發的各種非傳統安全風險。而且,相較于以軍事沖突為代表的高政治問題,此類全球性問題涉及領域更加多元、波及范圍日漸廣泛、潛在危害性更高,單憑一個或幾個國家無法有效解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致使全球風險疊加,導致全球多元議題相互交織。此次公共衛生危機爆發伊始,各國和相關國際組織都缺乏有效應急策略,與醫療相關的物資緊缺,全球產業鏈收縮趨勢明顯。疫情使得內外需求銳減,全球經濟陷入困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于2020年6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全球經濟負增長4.9%。經合組織(OECD)的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經濟活動下降6%,OECD國家的失業率升至9.2%。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一些國家國內治理不力,企圖將國內矛盾向外轉移,地緣政治競爭隨之加劇。例如,印度疫情嚴重,國內醫療衛生體系落后致使防控不當,為轉移國內對莫迪政府的不滿,6月中旬,印度一線邊防部隊跨越中印邊界西段實際控制線蓄意挑釁,引發兩國肢體沖突和人員傷亡。疫情導致全球風險愈益復雜化,多種風險和難題疊加在一起,不僅使得解決問題的難度不斷上升,還加深了一些國家之間的矛盾、阻礙了彼此合作。

      競爭焦點之變。科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關鍵一環,互聯網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國家決策和國際形勢增加新的變量。以互聯網為平臺的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民眾更加能夠獲得來自世界各地豐富的、最新的信息。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它們可能先于政府決策形成民意。廣泛的民意使得政府及政治精英不得不重視并給予回應。國家領導人或政治精英可借助互聯網直接與民眾互動,亦可直接與他國決策者對話,如開展推特外交等。現代科技支撐下的國內外互動新模式不僅改變了傳統的國內、國家間的溝通方式,還迫使國家決策者制定內外政策時不得不考慮更多要素。信息的廣泛傳播導致國家政府對議事日程的控制被削弱了,決策自由受限,國家的控制能力下降;網絡技術的發展促使信息傳遞速度加快、成本降低,非國家行為體越來越多的掌握信息資源并參與到國際事務中,與國家分享權力。

      二、世界之變推促全球治理發生變化

      百年未有大變局之下,從國際體系到國家行為、從宏觀國際機制到微觀問題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治理在全球、地區、國家、國內等多個層級亦發生諸多改變。

      第一,全球層面治理機制的革新。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相繼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國際多邊機制,導致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機制陷入困境。美國作為全球性大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伊朗核協議等,極大地影響了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治理進程,長此下去恐導致某些治理工作停滯甚至倒退。因此,全球治理體系亟待重構。國家間權力重新分配,現有治理機制難以回應新興經濟體的利益訴求,故對其進行改革的呼聲強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成員的投票份額做了調整,卻仍未能改變美國主導決策的現實;世貿組織面臨運行效率有待提高、上訴機構停擺等問題,目前改革缺乏實質進展。基于此,新興發展中國家探索創建更加公正、平等和高效的新型全球治理機制。亞投行是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旨在促進本地區的互聯互通,以資金支持本地區發展中國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在東亞主要行為體的協力推動下,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通過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建立以共同市場為基礎的自貿網絡。這些新型治理機制以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共有觀念和共識為基礎,既講求運轉效率,又兼顧成員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新機制并不尋求與既有機制在理念和規則上發生沖突,而是力求與之形成互為補充的關系,在制度建設層面促進南北合作。

      第二,區域層面治理的深化與整合。經濟全球化遭遇挫折,“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和平赤字、治理赤字、發展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無減,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全球治理的能力亦受到質疑,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龍永圖指出,區域一體化是應對逆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區域層面治理發生的變化表現為:一是全球治理機構重心向地區轉移,如安理會維和行動更多授權區域組織;二是國際關系主要行為體在地區范圍重新整合,如東盟、歐盟等地區組織分別召開區域合作抗疫特別會議。區域治理不同于全球治理體系的松散聯系,也不同于國內治理的高度同質化,區域內行為體互動的頻密程度明顯高于全球體系。同一區域內,國家間貿易相互依存度高、經貿投資的聯系密切,且大多擁有業已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協調機制,為地區一體化的深化提供了制度基礎。例如,拉美地區的《美墨加協定》(USMCA)、“非洲發展新伙伴關系”之下的“非洲基礎設施發展計劃”(PIDA),以及正在推進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這些地區經濟治理機制各有側重且各具特色,如能在世貿組織(WTO)的既有框架下協調經貿規則與行業標準,這種“地區—全球”的治理思路相對于世貿組織與其成員國逐一協調可能更為有效,還能避免全球治理的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在地區層面協調多樣化的成員利益,由地區治理機制將成員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統一輸出為本地區的“共同利益”,進而與其他地區治理機制乃至全球層面治理機制通過討價還價,協力促成更廣范圍的合作。

      第三,主權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歷了先削弱再增強的過程。多元主體協作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時代,除主權國家外,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社會團體等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為體。國家是多個治理主體之一,且全球性問題單靠國家無法解決,故有說法認為,民族國家無力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應建立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政府來實現全球治理。甚至出現“民族國家終結論”,提出民族國家已經過時,正被廢棄或廢止。然而,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性問題不僅沒能在非政府組織的協調下得以解決,反而愈加復雜交織。由此,全球治理常被批評低效甚至無效。在全球化大勢未變的情況下,“找回國家”的呼聲強烈,國家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沒有消退,反而凸顯出來,各國欲利用國家競爭優勢以占據全球化有利地位。應對此次新冠疫情,各國政府紛紛采取自救措施,民眾對本國政府的期望和信任度維持在較高水平。例如,60%的丹麥民眾、42%的瑞典民眾、41%的葡萄牙民眾認為本國政府“表現良好”。國家借抗疫之機收回更多權力,發展“大政府”;擴展到全球衛生治理領域,國家因掌握醫療資源且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成為應對此次公共衛生危機的主要力量。在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組織歐盟,成員國各自采取措施應對疫情以及由其引發的經濟社會問題,共同體通過籌集資金、組建專家組等途徑發揮協調配合的作用。

      第四,大國國內政治與國家政策的變化導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發生相應改變。具體表現為:一是西方大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沖擊著現有多邊經貿治理機制。美國試圖通過貿易保護政策扭轉國際貿易利益的分配,以應對其國內經濟失衡、貿易逆差的現狀。特朗普政府認為WTO和G20等全球多邊經濟治理機制鮮有成效,有損美國經濟利益,傾向于通過單邊或雙邊方式解決經濟問題,導致主要大國間的宏觀經濟合作受阻。面對此情況,新興經濟體合力探索新型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以維護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二是西方國家國內民粹主義勢力壯大,成為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興起,在意大利和奧地利,國內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極大地影響著國家的內外政策。它們因經濟利益受損或身份認同問題而反建制、質疑歐洲一體化甚至反對既有國際經濟治理體制。民粹主義的崛起,不僅極大地沖擊歐洲的區域一體化進程,還使全球治理遭遇挫折;三是互聯網技術的推廣賦予了民眾參與國內政治、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的機會,進而對國家對全球治理的投入和對國際機制的參與產生影響。如前文所述,民眾通過現代互聯網技術最大限度地獲取國內外各領域信息,迅速形成能夠影響國家政策的民意。一方面,在國內資源緊缺和急需的情況下,考慮到國民需求,國家可能削減對全球治理特定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在對國際機制是否參與及參與程度上,除考慮國家利益外,政府還不得不兼顧民眾的偏好和態度。

      三、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徑

      “全球治理”概念自提出伊始,就日益引起各國政府和學界的關注。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與全球定位的積極變化,中國尤為重視全球治理,尋求為應對全球風險貢獻中國方案。2012年官方文件中明確提及“推動全球治理機制變革”,2015年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國對全球治理的認識和參與隨著全球形勢的發展與時俱進,不斷被賦予新的意涵。并且,中國的國家實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實現前所未有的提升,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意義愈益凸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強調在深度融入全球秩序的同時,更加奮發有為,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富成效的公共產品,為解決全球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既要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又要從發展中國家群體利益乃至全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堅持發展方向、推動體系變革、創新合作模式及理念、有效解決具體問題。

      第一,跳出西方傳統的“國強必霸”邏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隨著亞洲乃至全球權力轉移速度的不斷加快,西方國家對中國戰略意圖的擔憂愈益強烈,他們或將中國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認為“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只是外交辭令,或斷言中美間的關系必將落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面對西方國家的質疑,中國用言語和行動予以雙重回擊,“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將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在出訪德國期間,習近平進一步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未來發展目標、砥礪奮進的歷史、世界發展大勢四個角度詳細闡述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原因,特別指出“中國要聚精會神搞建設,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和諧穩定的國內環境,一個是和平安寧的國際環境”,強調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在實踐中,中國也長期踐行“和平發展”的理念,不斷深化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關系;維護聯合國的憲章與宗旨,始終強調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堅持承擔大國責任,為世界謀利。

      第二,改革既有國際秩序中的不公正與不合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度變革。中國的發展得益于世界,中國也始終是既有全球秩序的參與者和融入者,但若要更好地完善既有的體系,則必須改革其中的不合時宜之處。因為時代在發展,全球權力格局在發生變化,全球治理體系也需要與時俱進。作為最具代表性的新興發展中大國,中國對既有國際秩序的變革集中于“破”和“立”。一方面,中國要破除既有體系中限制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進步的不公正要素,以爭取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為抓手,推動全球化朝向更加平等、普惠的方向發展。“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要賦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更多代表權和發言權。”經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不懈努力,國際貨幣組織于2010年通過了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發達國家將超過6%的份額轉移給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歐洲國家將執行董事會中的兩個席位轉讓給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中國也致力于將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貢獻給國際社會,并嘗試將自身治理理念與經驗應用于解決全球問題。以減貧領域為例,中國長期堅持的開發式扶貧、發揮政府在解決貧困問題中的主導作用、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模式等治理經驗得到國際社會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認可,并應用于全球的減貧議程。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說,“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中國已實現數億人脫貧,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第三,勇于開創新的合作模式與合作理念,鼓勵國際社會中的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的便車。作為國際體系中的后發國家,中國深知傳統的“中心—邊緣”模式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負面影響,因而在其具有綜合實力,能夠對外提供公共產品時,必然會推己及人,改變不平等的合作方式。“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推行全新合作模式與合作理念的重要載體,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國家倡議,以實現與絲路沿線國家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聯通、民心相通為主要目標,借“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向國際社會傳達了“互利共贏、險責共擔”的國際合作新理念。在此理念的引領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在全球實現了與聯合國、博鰲亞洲論壇等既有國際機制的對接,還在國家層次實現了彼此發展戰略的對接,更在實施層面實現了與沿線企業具體項目的對接,并由此構建了多領域、寬渠道的交流合作平臺,為人類探索更好的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為緩解全球治理赤字、消減全球治理失靈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例如,中遠海運與希臘企業合作經營比雷埃夫斯港項目以來,比港集裝箱吞吐量增長6倍,全球排名從第93位躍升至第36位,成為全球增速最快的集裝箱碼頭;中企收購了連續虧損7年的塞爾維亞斯梅代雷沃鋼廠,不到一年時間便使其扭虧為盈,保住了當地5000人的就業崗位;中企承建的斯里蘭卡普特拉姆燃煤電廠為斯方供應超過其全國40%的電力,解決了2000多萬人的用電問題;中國企業承建的蒙內鐵路累計為肯尼亞創造近5萬個工作崗位,帶動肯尼亞GDP增長約1.5%。

      第四,促進全球問題的有效解決,廣泛參與多領域的治理進程。當前,全球利益與國家利益緊密交織,傳統的民族國家自利觀早已不符合時代發展的需要。順應世界大勢,中國提出了全面參與全球治理,有效解決全球問題的總體方針。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雖然已嘗試增加在全球治理各個領域的參與度和活躍度,但發揮的影響力較為有限;在此之后,特別是在西方國家受國內政治掣肘對治理全球問題持退卻態度時,中國毅然扛過了全球治理的大旗,以應對全球問題為己任。在全球經濟領域,中國著力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鼓勵并推動自由貿易。在全球貧困與發展領域,中國在改善國內貧困狀況的同時,堅持向最不發達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在生態環境領域,中國對內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對外推動國際合作,促進了《巴黎協定》的成功簽署。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家間高度相互依存,單個國家無法應對層出不窮的全球性問題與挑戰。一些全球性難題關乎全人類的生存與安全,人類命運緊緊相連。中國適時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旨在以全人類整體利益為目標,推動全球治理朝著合作共贏、靈活務實的方向發展。

      “共同體”一詞雖并非源起于中國,但將它由普通的學術話語轉變為重要的政治理念則歸功于中國。它首次出現在中國的政策話語中要追溯至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2年,“共同體”逐漸發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被寫入中共“十八大報告”。2013年,習近平出訪俄羅斯時,第一次將此概念帶入國際社會。此后,“人類命運共同體”渡過理念初創時期,進入豐富和發展階段。2015年和2016年,習近平陸續在聯合國大會和二十國集團第十一次峰會上詳細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主要內容。2017年,它被寫入聯合國的正式決議,成為處理全球事務和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提出的應對全球問題的頂層治理方案,它超越了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強調以人類的共同發展為核心,將國家的進步同世界的未來相聯系,主要內容涵蓋以下方面:

      第一,實現共同安全,追求持久和平。“國家和,則世界安;國家斗,則世界亂。”中國倡導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型安全觀念,主張營造公平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合作促發展和安全,中國愿與各國增進戰略互信、加強安全合作。

      第二,堅持合作共贏,達到共同繁榮。在全球化負面效應日益凸顯的情勢下,中國提出的“發展”不再基于舊有的“中心—邊緣”模式,也不再是國際社會中極少數國家的經濟繁榮,更不是以鄰為壑、你輸我贏的叢林經濟法則,而是建立在開放共贏基礎上的共同繁榮。

      第三,反對霸權主義,力促對話協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就始終與霸權主義做斗爭;在綜合實力增強后,中國也堅決否定西方盛行的“國強必霸”邏輯,堅信各國不論大小強弱,一律平等,都具有平等參與全球事務的權利,也有同等地維護全球和平與發展的責任。中國在實踐中進一步踐行此種精神,尋求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平等相待、互商互諒、以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以雙贏原則指導國際合作,“探索構建不設假想敵、不針對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設性的伙伴關系”。

      第四,秉持文明互鑒,傳承開放包容。各國都有權利根據特殊的國情、民情、社情,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多種文明、不同發展模式間的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是國際社會乃至全人類進步的源泉和動力。

      第五,倡導綠色低碳,建設清潔美麗的世界。當今生態環境問題日漸嚴峻,人與自然的關系愈益緊張,人類在不斷增強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時,保護環境的意識亦需同步發展。中國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倡導綠色、低碳的可持續發展觀。對內發展清潔能源,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對外積極參與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引領全球氣候合作,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

      “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外交理念,摒棄了“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提出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新型區域合作和互聯互通建設,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因應世界變局的治理新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以主權國家的身份提出,又以解決現實的全球性風險與培育共同體精神為基本和最終目標,追求“國家”與“全球”的利益融合并在理念上形成共識。立足于中國發展的需要及國際地位的變化,著眼在全球風險愈益復雜化、不可預測性日漸增強的客觀現實,習近平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解決當前的全球性問題、思考人類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在全球化不平衡發展加劇,部分西方國家對全球治理持退卻態度,多種社會思潮、治理理念激烈碰撞的時代背景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方案為大變局背景下更為有效地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了可能的解決之道。

      在堅持獨立平等原則的基礎上,以“合作共贏”為驅動探索理念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堅持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原則的基礎上,主張推進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國家既是獨立個體,又命運與共。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解決全球問題的最基本前提是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能夠得到完全確保。中國針對具體領域所提出的治理理念也進一步弘揚了主權原則。例如,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領域,中國提出了“網絡主權”的概念,認為網絡主權是國家主權在互聯網領域的延伸和擴展,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堅持尊重網絡主權,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網絡發展道路、網絡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和平等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利。”一方面,只有做到國家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有可能發現合作契機、保持持久合作;另一方面,只有實現共贏才能保證合作的持續開展。2020年上半年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同比增長36%,3月以來共運送國際合作防疫物資367萬件、重2.7萬噸;在海運和空運受疫情影響之際,更多貨物通過中歐班列運輸,上半年運送貨物總量達46.1萬標箱,同比增長41%。搭載防疫物資既滿足了購買國對醫療資源的急切需求,又使國內生產廠商獲取經濟收益;運送普通貨物,不僅解決了購買國因受疫情影響貨物運輸難的問題,也使貨物生產企業和班列都收獲可觀效益。

      以“開放包容”姿態推進治理模式創新。全球治理致力于發展兼容并包、求同存異的多元治理模式。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為國家綜合國力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機會。鑒于各國的資源稟賦千差萬別、利用全球化的能力有所不同,就更加不可能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一個重要側面就是維護文明的多樣性,并倡導多種發展道路間的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中國與47國簽署了38個雙邊和區域海運協定,形成“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互聯互通架構。這其中囊括了不同政治制度、有差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多種發展模式的國家,它們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堅持開放包容的原則,都期望通過合作合力應對關乎全球經濟增長、全人類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無論是審視一個地區的治理程度還是考察全球治理水平,都沒有統一的標準或指標來衡量。地區乃至全球范圍的國家,其國內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歷史文化都有較大差異,對全球治理的期許及其參與程度均有差別。故新型治理機制不能一味固守對成員的“高標準”,應在設置一致的規則和標準時兼顧成員差異,避免治理機制的僵化,強化制度建設的靈活性,進而創建以“包容性發展”為特征的新型治理模式。以公共衛生治理為例,中國“在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衛生援助行動中,更為注意結合被援助地區的本土性文化特征和區域衛生發展狀況,致力于研究和實施中國經驗的‘異地性融合’”。

      打造“周邊命運共同體”作為“共同安全”治理的實踐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立足于全人類的根本利益,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構建命運與共的治理網絡。然而,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力量上升、國家間利益訴求和政策偏好的不同,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在地區尤其是周邊打造命運共同體更有現實可能性。2015年11月,習近平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中指出,“中國始終將周邊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從周邊先行起步”。例如,中國和湄公河五國共同創立瀾湄合作機制,啟動瀾湄合作專項基金,打造“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并以此為起點,繼續推動“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奠定基礎。此外,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對周邊國家加強了防疫援助,將研制疫苗和特效藥作為公共產品供應給周邊國家,探索與周邊鄰國共建東亞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機制。這也是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是實現共同安全的地區實踐。

      “可持續發展”凝聚共識,可率先在分歧小、認同高的領域發掘合作新契機。“人類命運共同體”與“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在重要方面高度契合,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等領域是國際社會分歧最少、共識最多并最具號召力的領域,中國在扶貧減災、全民醫保等政策領域的成功經驗可助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構建。工業化加速發展加劇了全球環境惡化、氣候變暖等問題,綠色低碳、清潔美麗的提出正是從全人類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在經濟與環境等相關領域,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推動全球治理的長效發展。當今世界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關鍵時期,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與新產業促使經濟社會低碳轉型,為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全人類的健康亦屬于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是中國針對疫情全球蔓延而提出的合作倡議。衛生議題的關聯性、擴散性和防控緊迫性亟需世界各國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共同應對治理赤字挑戰。以“可持續發展”為代表的全球共識有助于彌合國家間分歧,助推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新架構,為國際合作的深化及擴展提供更好的平臺。

      五、結語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環境復雜多變,全球治理從理念到機制、從路徑到議題都發生較大變化。中國作為重要的全球行為體,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進程,從強調與國際體系和其他主權國家“和平共處”到“主動融入”既有全球治理體系中,再到以“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理念指導下提出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展望未來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參與,它將具有如下發展趨勢:

      一是獨立自主與兼容并包的戰略文化內核將得到延續。自新中國成立至今,獨立自主與兼容并包精神一直貫穿中國對外政策的始終,也指導著中國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的政策及行動,在可預期的未來,它也將繼續保持。一方面,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依舊會是中國對外交往的底線,中國絕不會容許任何國家侵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堅持尊重多元文明和多樣發展模式。中國憑借“非西方模式”取得了綜合國力的長足發展,但它未來不會強制輸出自身的發展模式,更加不會強行以單一文明主導世界。

      二是對既有全球體系奉行融入與塑造并進的相處方略。1949年以來,中國對國際體系的態度經歷了由抵制排斥到主動接近的過程。正如斯圖爾特·哈里斯(Stuart Harris)指出,中國現今的整體戰略環境受到全球化與復合相互依賴關系的深入影響,長期、持續的經濟發展將中國帶入與其他國家的相互依賴關系中,全球化的壓力使得中國深度融入既有的全球秩序。當前中國對全球秩序積極且深入的融入,在西方國家對全球化持退卻態度時,中國堅持維護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而且,中國并非“盲目融入”,它深刻剖析了當前逆全球化態勢的爆發根源,即全球化的不均衡特性造成國家之間及國家內部的經濟差距不斷擴大。中國聯合廣大新興發展中國家,對當前的全球化及相應的全球治理體系去粗取精,力圖革除其中的不公正與不合理,推動新型全球化的形成。

      三是將致力于為國際社會貢獻更富成效的公共產品,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全球主義特性將進一步加強。全球化時期,公共產品的供應范圍由國家間向洲際間擴展,公共產品的類別也日益多樣化,可大致分為防治疾病傳播、解決氣候變化、維持金融體系穩定、保持貿易體系開放、促進和平與安全、跨領域議題等。對于多種公共產品,除了保證供給量,還應注重其供應途徑。中國致力于創新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包括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通過國家間合作聯合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等。新時代,中國結合全人類共同利益,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輔之以“一帶一路”倡議加以具體實施。在未來,面對全球風險日益嚴峻的發展趨勢,中國不會袖手旁觀,它將在既有基礎上加深在全球治理各個領域的參與度,“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各種挑戰做出自己的貢獻”。

    作者簡介

    姓名:楊娜 王慧婷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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