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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科技外交
    2020年12月25日 09:46 來源:《西亞非洲》2020年第6期 作者:孫德剛 武桐雨 字號
    2020年12月25日 09:46
    來源:《西亞非洲》2020年第6期 作者:孫德剛 武桐雨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科技革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與生產力的提高、國家身份的變化和國際格局的演變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定了中長期科技振興戰略,加強國際科技合作,從學習規則、對標規范到引領規制;21世紀以來,以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和物聯網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爆發,使中國在國際科技體系中實現了從旁觀者、追隨者到參與者和引領者的身份轉變。阿拉伯國家是中國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新基建”為任務開展科技合作的重點對象。雙方鞏固合作存量,拓展合作增量,從能源伙伴、貿易與投資伙伴向高科技伙伴邁進,帶動中阿在高科技領域的深度合作。中阿科技合作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目標,通過科技創新帶動內涵式發展,應對西方的“科技門羅主義”。中阿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提前布局、加強頂層設計,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重塑過程中促進科技發展戰略對接,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從西方模式到多元模式的演進。

      關鍵詞:中國外交;科技外交;第四次工業革命;阿拉伯國家;科技合作

      作者簡介:孫德剛,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上海200433);武桐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博士生(上海200083)。

     

      鄧小平同志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是衡量一國硬實力的重要指標,亦能夠產生國際吸引力,影響一國的國際傳播形象,成為軟實力的構成要素。回顧世界發展的歷史,幾乎每次具有顛覆性的科技進步都改變了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加速新興大國的崛起和守成大國的衰落,推動國際體系的轉型,重塑全球政治經濟新格局。

      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是中國不斷自主科技創新并學習國外先進科技的重要階段。進入21世紀,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中國提前布局,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在經濟領域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安全領域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抓住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機遇和產業升級換代的機會窗口,發揮高科技領域的后發優勢,努力實現追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鴻溝。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高科技合作屬于全新領域,合作模式尚未定型。海灣阿拉伯國家擁有發展高科技的資金優勢,埃及、蘇丹、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等國擁有人口資源和市場優勢。中國日益走近世界高科技舞臺的中央,愿意同廣大阿拉伯國家分享高科技發展經驗;阿拉伯國家在高科技領域尋求“多元化”發展道路,尤其在航空航天、核能、新能源、無人機、第五代移動通訊技術(5G)網絡等領域奉行“向東看”,努力打破西方的技術壟斷。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科技外交是實現發展中國家合作共贏、跨越技術鴻溝、推動世界科技多極化和促進人類共同進步的重要舉措。本文擬從第四次工業革命入手,探討高科技發展對中國國家身份的影響和對中阿合作的意義,分析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概念特征、現實影響、頂層設計、戰略規劃與重點領域,并展望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前景。

      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中國的角色

      科技革命是人類進步的重要標志。過去300年來,人類社會經歷了4次工業革命,形成了西方海洋強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第一次是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的蒸汽機革命,英國崛起為世界大國,競爭者是法國等其他歐洲列強,中華民族、阿拉伯民族等傳統的東方世界錯失良機。第二次工業革命是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電氣革命,石油代替煤炭成為重要能源,美國和德國成為技術引領者,北美和西歐成為世界兩大科技高地,中國和阿拉伯世界再次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第三次工業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被稱為“電子革命”,美國是此次工業革命的“領頭羊”,日本、蘇聯和歐洲大國成為重要競爭者,形成了“四分天下”的格局,中阿僅抓住了20世紀后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尾巴”。

      進入21世紀以來,以物理技術、虛擬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顛覆性產業不斷涌現,催生了第四次工業革命。2016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將“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作為年度論壇主題;2019年1月,達沃斯論壇再次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為主題,推測新一輪技術革命將不僅改變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而且將改變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以及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國際分工體系將重新洗牌,不能及時適應此輪工業革命的國家將會被淘汰。第四次工業革命又稱為“工業4.0革命”“智能革命”“未來革命”等,涉及大數據、自動駕駛、模擬、縱橫系統融合、物聯網、網絡安全、云計算、先進制造、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AR)技術等九大支柱產業,又可分為物理、虛擬和生物三大類。其中物理世界的技術革新包括智能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3D”打印、無人駕駛、極地、深海和太空勘探等領域;虛擬世界的技術革新包括大數據、云計算、“5G”通信、移動支付、物聯網、量子計算、虛擬現實、區塊鏈等;生物世界的技術革新包括生命科學、生物醫藥、基因工程、神經技術、納米生物技術、微生物采油技術等。第四次工業革命體現出高科技領域質的飛躍,打破了上述物理世界、虛擬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間的藩籬,促進跨學科領域的融合,如軟件、傳感器與電子設備相結合,物理與虛擬世界相結合,生物與非生物領域相結合,極大地改變了國家間安全與經濟競爭的范式。

      第四次工業革命具有鮮明的特點:其一是系統整體性。盡管學界認為,“科學技術決定論”存在邏輯上的缺陷,但是當今世界全球產業鏈正受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系統性影響則是不爭的事實。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既有延續性,又有跨越性,尤其是改變了大國競爭的方式和目標。從影響的空間范圍來看,如果說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大國旨在爭奪人口、資源、領土和戰略盟友,屬于單一領域的技術革命,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大國爭奪的卻是全產業鏈的高科技領地、國際分工、生產關系和技術標準,是一項整體性、革命性和系統性工程,滲透到幾乎所有產業。從變革的速度來看,前三次工業革命近乎是線性勻速發展,代際交替的周期可能要幾十年,第四次工業革命則表現為指數級加速發展,代際交替的周期可能只有幾年。

      其二是主體多元性。當前,高科技領域多極化正在形成,如美國、中國、歐洲大國、日本、韓國、俄羅斯和印度等傳統和新興大國均加入到科技競爭中來,打破了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的藩籬。以往所謂技術先進的“北方國家”和技術落后的“南方國家”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前者提供技術、后者提供勞動力的合作模式正在改變。美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總體上處于領先地位,西方國家在核心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短期內難以撼動,同時,中國、日本、韓國、以色列、俄羅斯、印度等非西方國家異軍突起,在人工智能、“5G”通信技術、生物工程等領域競爭下一代高科技的主導權,高科技領域成為大國地緣政治爭奪的延伸。

      其三是國家動員性。如果說前三次工業革命具有自下而上的自發性,這次新工業革命則具有自上而下的規劃性——國家動員、部門配合、企業跟進。2013年,德國政府提出了《2020高科技戰略》,列出未來十大高科技研發領域,推出德國版的“工業4.0計劃”,希望通過技術革新繼續走在世界高科技的前列;2016年美國將“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更名為“美國制造計劃”(Manufacturing USA),也試圖通過戰略規劃實現高科技產業升級換代,統籌國防部、能源部、商務部、衛生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勞工部、農業部、教育部等部門,以維持高科技的代際優勢。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推出的《美國主導未來產業》進一步明確了在高科技領域的重點方向——“5G”、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近年來,日本政府通過《互聯產業計劃》(Connected Industries)和《社會5.0計劃》,提出將必要的商品和服務提供給需要的人,形成超智能的社會服務;法國也積極跟進,提出了《未來工業計劃》(Aliance Industrie du Futur);意大利則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工業4.0計劃》(Piano Industria 4.0);俄羅斯和印度也推出了各自的高科技發展戰略。2014年,中國提出《中國制造2025》,旨在將“世界工廠”變成“制造業強國”,將“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智造”,打破西方的高科技壟斷。

      盡管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都進行國家動員,但尋求國際科技合作的路徑有所不同。守成大國通常選擇規則外溢型參與,而崛起國則多選擇規則內化型參與。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享受了國際分工與合作的紅利,在某些高科技領域脫穎而出,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中高科技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尤其是2015年到2019年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不斷上升,2019年躍至第14位,也是前2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國家。與美國限制盟友同戰略競爭對手進行正常的科技合作,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預國際科技交流不同,中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在高科技領域遵守國際多邊貿易規則,奉行“開放的多邊主義”。

      第四次工業革命重塑了中國經濟,使數字經濟、移動支付引領世界潮流,國有和私營高科技公司不斷做強、做大,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的重要案例。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新基建”概念,“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成為“新基建”的核心內容;2020年4月,國家發改委創新和高技術發展司指出,“新基建”是中國建立科技創新型社會的重要任務,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和創新基礎設施。在個別領域,中國已經追平甚至超越西方發達國家,成為寶貴的國際合作資源——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取得的飛速進步使中國的國家身份日益具有復雜性和多樣化,在制度、經濟、文化、政治和戰略5個維度兼具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屬性,中國的國家身份、地區身份和全球身份認同日益具有復合性。中國從以往的“旁觀者”“追隨者”變成了“參與者”,甚至在衛星導航、“5G”、核能、無人駕駛等領域成為“引領者”和科技標準的共同制定者。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科技合作并非單向輸出,而是雙向互動——中國發揮在高科技領域的技術優勢,阿拉伯國家發揮資本、市場和人口等優勢,形成高科技領域的發展戰略對接,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共同超越人口紅利的發展階段,共享數字紅利,利用“新基建”的機會窗口,實現在高科技領域的“彎道追趕”,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重新洗牌過程中努力抓住產業發展機遇。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的科技外交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阿共建“一帶一路”的重點內容之一。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內涵與意義

      本文探討的“科技外交”,系指以領導人、外交機構、科技部門和企業為主體,以促進科技進步、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宗旨,以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為原則,以“新基建”為主要任務而開展的談判、訪問、建立研究機構、開展多邊或雙邊的科技合作與交流。科技外交與科技合作既有聯系,又有不同。前者是外交類型,體現主體對客體的規劃與設計,具有單向性;后者體現雙邊和多邊的互動與交流,具有雙向性。中國的科技外交兼顧整體和個體,做到外交部、科技部、商務部、教育部、國防科工委、科學院、工程院、科協、國家自然基金委、國家外專局等統籌協調,實現“以外交促科技合作”和“以科技合作促外交”的雙向互動,既維護國家的整體戰略利益,又維護高科技企業的商業利益。截至2018年,中國在駐47個國家、地區、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的70多個使領館(使團)設置科技處(組),派駐了146名科技外交官;近年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地區和國家建立了六大“科技伙伴計劃”(非洲、東盟、南亞、上合組織國家、拉美國家、阿拉伯國家),基本實現了對發展中國家全覆蓋。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在“自力更生、開放合作”的基礎上推動科技創新,打破了發展中國家難以突破高科技發展瓶頸的所謂“科技宿命論”,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感到振奮。

      中國的高科技進步豐富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工具箱,使中國得以發揮自身高科技優勢,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全方位合作中建立“議題聯系”、豐富合作內涵。中東地區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地區之一,高科技合作成為中國與中東各國合作的“新邊疆”。中國在中東的科技外交是時代發展的必然結果,以挖掘雙方在技術、資本、市場等領域的潛力,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術壟斷和第三方的技術封鎖。其中,中國與以色列的合作屬于“技術+技術”模式(如高科技產業園、機器人產業園、生物島、創業園等);中國與土耳其的合作屬于“技術+資本”模式;中國與伊朗的合作屬于“技術+市場”模式;中國與22個阿拉伯國家的科技合作更加復雜,形成了復合多元模式。原因在于阿拉伯國家國情差異甚大,科技創新基礎總體薄弱,在世界創新指數中排名靠后。表現最佳的阿聯酋位列世界第36位,而其他阿拉伯國家排名均在中位數以下。

      中國政府努力營造學習型社會,尤其是21世紀第四次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中國提出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理念,主張學習人類一切優秀文化,促進了科技創新,使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凸顯“鞏固存量、擴大增量”的特點。前者指鞏固雙方在能源、貿易、投資和產能等傳統領域的合作;后者旨在拓展雙方在核能、新能源、衛星導航、探月、“5G”技術、無人機、技術轉移、聯合實驗室等領域的新合作。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本著“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受到阿拉伯國家的普遍歡迎。雙方堅持“科技”與“政治”相分離的原則,避免科技合作的政治化趨向,主張以互利共贏促進共同科技進步,為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宏偉目標而共同努力,意義重大。

      第一,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有助于打破西方的技術壟斷,促進人類科技的共同繁榮。在高科技領域,中國從國際規范的接受者到國際規范的改造者和引領者,主張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反對部分西方大國壟斷高科技、甚至通過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來維持現有的技術鴻溝、奉行技術霸權主義等行為。從“5G”技術到高速鐵路,從半導體到人工智能,從無人駕駛技術到移動支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呼吁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呼吁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站在全人類的高度推動科技創新,共同面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201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指出:“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既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威脅新挑戰。”從習主席的講話可以看出,中國希望打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藩籬,通過技術轉移和技術培訓縮小各國之間的高科技差距,促進優勢互補和共同進步,幫助廣大阿拉伯國家跟上高科技與時代發展的步伐,從而建立共同繁榮的命運共同體。中阿技術轉移中心促進了中阿在高科技領域的全方位合作,有利于雙方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也有利于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跟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步伐。2020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實際上敲響了警鐘——人類急需攜手加強高科技聯合研究,共克時艱。西方大國壟斷核心技術,無異于故步自封,從長遠來看也不利于西方國家自身的科技進步。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有利于后者搭乘中國高科技發展的快車,形成“多元合作模式”。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深度合作,并不意味著后者必須“選邊站”或者放棄與其他大國的高科技合作;相反,中國樂見阿拉伯國家同所有國家開展科技合作。如在核能領域,阿聯酋與韓國、埃及與俄羅斯合作密切;在太陽能領域,沙特與日本合作成果豐富;在衛星導航領域,美國的全球定位系統(GPS)、歐盟“伽利略”和俄羅斯“格洛納斯”均是阿拉伯國家的合作對象。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有助于后者在高科技領域擺脫對某一大國的路徑依賴,幫助阿拉伯國家跟上科技創新的步伐,避免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被進一步拉大,為產業升級、擴大就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奠定基礎。

      第二,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有助于探索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的新模式。在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價值取向上,科技正打破以往單一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是西方世界(強勢)向非西方世界(弱勢)的單向輸入,而是一個受特定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以及歷史傳統等多種因素影響下的自我再建構過程。在高科技快速發展、代際周期越來越短的新時代,大國崛起表現為治理理念的創新與治理能力的增強,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促進了中阿雙方治理能力現代化。2014年,習近平在出席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說指出:我們不能要求有著不同文化傳統、歷史遭遇、現實國情的國家都采用同一種發展模式。阿拉伯國家正在自主探索發展道路,我們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國理政經驗。以中國、海合會國家、埃及、約旦、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著眼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時代機遇,以國家治理為導向推動政治現代化,超越了西方“民主”與“威權”、“北方”與“南方”、“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等機械二分法的政治話語,打破“西方民主優越論”“民主例外論”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神話,超越“華盛頓共識”,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把治理能力作為衡量一國政治制度優劣的標準。阿拉伯國家普遍將中國視為值得信賴、可相互借鑒發展經驗的伙伴;而且,中國被視為一個通過內涵式發展實現民族復興的發展中國家,而不是依靠擴張或者殖民掠奪積累社會財富的霸權國。

      高科技發展為中阿各自經濟、社會和環境治理提供了新手段。中國和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主張開展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主張在上層建筑層面進行漸進式改革而不是顛覆性革命,反對西方強制輸出所謂“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和將西方的政治制度嫁接到阿拉伯國家、導致水土不服。中阿運用高科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管理現代化,推動了政治現代化的多元模式。中國認為,阿拉伯國家面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安全威脅,其中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是根源之一。在與阿拉伯國家進行高科技合作時,中國尊重對象國,和阿拉伯國家平等相待,不會提出人權、民主或者政治改革等附加條件,避免技術合作“政治化”,這使中國提出的技術轉移中心和“科技興國”理念更受歡迎。

      第三,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有助于阿拉伯國家應對新技術帶來的安全挑戰。以網絡安全為例,阿拉伯國家互聯網應用起步晚,但發展迅速,互聯網用戶人數不斷增加,來自西方國家的“推特”“臉書”等日益普及,既給阿拉伯國家信息化與全球化發展帶來了契機,也提出了挑戰,如在發生重大群體性事件后,阿拉伯國家政府常常采取斷網措施。在高科技加速發展的新時代,如何在保證民眾享有互聯網自由的前提下加強網絡安全,打擊網絡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維護網絡主權,是擺在阿拉伯各國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務。始于2010年底的所謂“阿拉伯之春”被稱為“推特革命”,在境外勢力的推波助瀾下,抗議示威人士通過大眾媒體和新媒體煽動公共輿論,對阿拉伯國家社會穩定構成了嚴峻挑戰;如何防止境外力量將新媒體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考驗著阿拉伯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近年來,中國的華為公司為每年數百萬麥加朝覲者提供通信安全服務,增強了沙特網絡安全;中國“無人機”增強了沙特、埃及、阿聯酋、伊拉克的防務和反恐能力,為上述國家利用高科技手段增強政府能力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四,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有助于形成開放的多邊主義科技規范。美國等西方大國奉行“國內規則國際化”,在國際合作中將國內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推廣至盟國和伙伴;中國和廣大阿拉伯國家主張從國內和國際兩個維度審視國際合作,積極履約、遵守國際游戲規則,做到“國際規則國內化”。西方發達國家在新興大國的高科技追趕面前日益感到不適應,甚至通過“毀約”“退群”等逆全球化的方式維持既得利益和現存優勢。美國甚至醞釀“科技冷戰”,采用行政手段對新興大國甚至是盟國的高科技產業和公司采取不正當的打壓措施,導致科技合作工具化,違反了多邊貿易體制,也不利于人類社會在高邊疆、新邊疆領域開拓進取、創造共同的價值。高科技為人類之公器,理應成為推動人類進步和共同價值的“公共產品”。中阿在科技合作領域一致認為應堅持“去政治化”方向,把政治分歧與科技合作議題分開來,形成開放的多邊主義科技規范。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是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鮮明特征。這是因為,與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只涉及單一產業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涉及多元復合產業和前文提出的“三元空間”,滲透到幾乎所有的行業和領域。此外,前三次工業革命研發成本低,甚至通過個人的發明創造即可完成、形成科研成果的市場轉化;第四次工業革命使中阿雙方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受到沖擊,必須處理好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利用產業的集群優勢推動整個產業的更新換代。這就需要政府建立國家動員機制,加強戰略規劃和引導,發揮政府的強大動員能力和協調能力,提供資金、產業與政策支持。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堅持“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路徑,主要具有以下優勢。

      第一,中國政府的強大動員能力和規劃能力,奠定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頂層設計的決策基礎。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頂層設計并不意味著“計劃經濟”或“政府越俎代庖”,而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支持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由國家和企業共同承擔技術追趕的成本和跨越技術斷層的風險。以德國為例,在政府的戰略規劃下,德國三大工業協會——資訊技術和通訊新媒體協會、機械設備制造業聯合會和電氣和電子工業聯合會實現協作,共同建立了“第四次工業革命平臺”。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也一致認為,應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形成“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的政府—企業互動模式。頂層設計實際上避免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在高科技領域的市場投資盲目性和發展滯后性,使“政府引導”和“市場主導”有機結合起來。在國家治理層面,中國和主要阿拉伯國家共同引導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避免財富的兩極分化,預防國際跨國公司、金融大鱷沖擊本國高科技行業,扶持本國高科技企業(包括國有和私營企業)的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國際舞臺上,中國和阿拉伯國家政府著眼于未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優先發展高科技行業,在百年變局面前未雨綢繆,加強頂層設計。

      在2014年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根據雙方達成的共識,提出了中阿“1+2+3”合作架構,就是雙方頂層設計的體現。其中“1”為能源,旨在建立能源合作伙伴;“2”為貿易與投資,旨在建立貿易與產能合作伙伴;“3”涉及核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旨在建立高科技合作伙伴。“1+2+3”不僅體現了中阿合作的橫向維度,而且體現出“基于歷史、繼往開來”的縱向維度,彰顯中阿合作的三個歷史階段——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中阿以能源合作為主,為第一階段;2004年“中阿合作論壇成立”后,雙方合作范圍從能源合作拓展至貿易、投資和產能合作,進入第二階段;2014年以來,中阿合作在原有“存量”——能源、投資和產能的基礎上,拓展至高科技領域,涉及物理世界、虛擬世界和生物世界三大領域。2018年,習近平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的講話,再次體現出中國對阿科技外交的頂層設計。他指出,“要加強中阿在核能、太陽能、風能、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藥、智慧城市等領域合作,落實好中阿科技伙伴計劃,共建聯合實驗室,加快網上絲綢之路建設,爭取在網絡基礎設施、大數據、云計算、電子商務等領域達成更多合作共識和成果。”

      第二,“一帶一路”與阿拉伯國家的發展戰略對接,奠定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頂層設計的制度基礎。發展戰略對接包括“軟對接”和“硬對接”兩個層面,前者主要是指思想和理念層面的對接,后者是行動層面的領域對接和機制對接。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年專利申請數量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崛起的科技大國,受到阿拉伯國家的廣泛關注。2016年中國發布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專門列出了科技合作在中阿全方位戰略合作中的地位,它是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頂層設計、科技發展戰略對接的集中體現。該文件規劃了中國科技外交的三方面:其一,以機制建設帶動全方位科技合作,如建立中阿技術轉移中心、和平利用核能培訓中心、中阿北斗合作中心、聯合研發中心、聯合實驗室與研究中心;其二,以科技部為主體,開展對阿拉伯國家技術援助,舉辦對阿拉伯國家科技人員的培訓班,利用“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計劃”幫助阿拉伯國家促進高科技人才的培養;其三,建立產學研一體化合作平臺,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建立高科技園區,使高新技術轉化為企業生產力。此外,《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還規劃了雙方在空間技術、衛星導航、衛星地面站、通信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2017年5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成為中阿科技發展戰略對接的抓手。中國的科技優勢與阿拉伯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優勢可以充分結合起來,形成科技創新產業鏈和科技發展戰略對接。雙方共同參與全球科技競爭,促進在高科技領域的良性競爭,可打破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對高科技的壟斷,使全球高科技形成多極化格局。

      阿拉伯國家高度重視高科技發展戰略規劃,使中阿戰略對接成為可能。阿曼明確將信息技術產業列為新五年計劃的重點發展產業。巴林計劃斥資35億美元建立高科技城。沙特的“2030愿景”也作出了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等承諾,設立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城(成立15個研究中心)、核能與可再生能源城等,并于2018年宣布投資5 000億美元,在紅海沿岸建設一座占地2.65萬平方公里的后工業化未來之城(NEOM)。阿聯酋的阿布扎比成為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永久總部,并將在中阿科技伙伴計劃框架下加強科技創新合作,深化中國—阿聯酋技術轉移中心合作;中國與埃及共建可再生能源聯合實驗室,也是雙方發展戰略對接的結晶。

      第三,阿拉伯國家在高科技應用領域的發展潛力,奠定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頂層設計的利益基礎。盡管在阿拉伯世界,多國至今仍處于戰亂狀態,但是絕大多數國家人心思穩、認同“以發展促和平”,“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鐵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市場方興未艾。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海合會國家十分重視發展以高科技為龍頭的“知識經濟”。2016年9月2日,由中國科技部、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編制印發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科技創新合作專項規劃》,明確提出了中阿技術轉移中心要承擔的重要使命;2017年,“中國—阿拉伯國家國際科技產業合作聯盟”由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共同發起,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創新發展的合作體,直接對接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貿易主體。

      一份研究報告預測,十年內全球僅“5G”技術就能產生2 730億美元的收入。中東地區是高科技產業重要的應用市場。2017~2025年,中東地區將是世界上移動通信用戶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2017年,卡塔爾電信公司(Ooredoo)開始“5G”服務的試點;數月后沙特成立“5G”工程工作組,2018年沙特通信與信息技術委員會(CITC)批準“5G”試運行,胡拜爾市(Al-Khobar)成為沙特第一座試點“5G”網絡的城市。2018年阿聯酋通訊公司(Etisalat)、卡塔爾電信公司、沙特電信公司(Saudi Telecom Company)和科威特電信公司(Zain)均進行了“5G”試點。阿拉伯國家高科技應用市場虛位以待,成為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頂層設計的動力。

      第四,中阿科技管理部門的密切合作,奠定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頂層設計的實踐基礎。在科技合作中,科技部積極配合國家整體外交,與外交部、商務部、教育部等形成合力。2013年中國科技部啟動杰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工作計劃以來,已有123名阿拉伯國家科研人員在中國進行了短期科研工作;2015年中阿舉辦了兩屆中阿技術轉移暨創新合作大會;2016年,習近平主席訪問阿盟總部時宣布啟動“中國—阿拉伯國家科技伙伴計劃”,2016年3月,中國和埃及共建的可再生能源實驗室在埃及揭牌;截至2018年,埃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沙特、約旦、突尼斯、利比亞七 國與中國簽訂了科技合作協定,埃及、摩洛哥、沙特三國還與中國科技部建立了科技合作機制。

      在上述合作機制中,成立于2015年的“中阿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合作成果最有代表性。截至2018年,中心供需對接85次,達成意向57次,簽約協議47次,協議金額12.1億元。中心下設“中國—阿拉伯國家科技合作與技術轉移促進會”,旨在貫徹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戰略構想,為中阿技術轉移中心建立持續務實的互動機制,促進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在科技創新、技術轉移等領域的可持續合作,實現區域內各國共同繁榮與發展。目前,科促會成員 522個,其中國內233個,占44.64%;國外288個,占55.17%。中阿技術轉移過程中,科技企業305個,服務機構73個,參與高等院校34個,社會社團組織23個,會展機構12個,技術轉移機構39個,產業園區10個。中國科技部門對內協調各部委、對外對接阿拉伯國家科技管理部門,使科技外交的頂層設計得以落地。

      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科技產業起步晚、發展不平衡、市場不健全,必須發揮雙方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通過頂層設計建立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關系,對內統籌科技部、外交部等部委,對外實現中長期高科技發展戰略對接和科技合作項目對接,引導雙方高科技企業在重點領域和重點區域取得突破,以點帶面,以雙邊帶動多邊,形成輻射效應。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重點領域

      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涵蓋物理、虛擬和生物三個世界,從區域和產業分布來看具有不平衡性。從物理世界來看,無人機、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是重點,其中新能源包括頁巖氣技術、核能、太陽能與風能等,推進較快;從虛擬世界來看,“5G”網絡是合作重點;從生物世界來看,生物醫藥是重點,但推進較緩慢。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基于“多邊談合作、雙邊談落實”的實踐路徑,根據各國優勢和合作意愿,選擇靈活務實的合作模式。2016年習近平主席在開羅阿盟總部演講時,從共建“一帶一路”的目標出發,提出了“和平、創新、引領、治理、交融”的行動理念,提出中方將做中東發展的推動者和中東工業化的助推者,體現出中國以創新和治理為切入點,圍繞高端制造業、核能、航天、新能源、基因工程、信息通信、聯合實驗室、召開中阿北斗論壇等具體領域的合作,為中阿在重點領域項目落地指明了方向。2018年,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科技板塊活動籌備工作取得重要進展。圍繞遙感測繪、智能制造、環保科技、農業物聯網及國際技術轉移等領域進行對接并達成合作意向。歸納起來,中國對阿科技外交主要在以下重點領域:

      (一)核能

      中國是民用核能大國,中核集團研發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三代核電技術——“華龍一號”(與中廣核集團聯合研發)和“國和一號”(CAP1400),成為國家重要的高科技“名片”。中阿雙方利用并發揮阿拉伯和平利用核能培訓中心、中國核安保示范中心及其他設施和平臺的作用,阿爾及利亞、約旦、沙特、阿聯酋、埃及、蘇丹等成為中國首批合作重點對象。2008年3月,中國與阿爾及利亞簽訂和平開發核能協議,中國國家原子能機構與阿爾及利亞能源與礦產部還簽訂了核能培訓協定。2008年中核集團公司和約旦原子能委員會在約旦首相府簽署了《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和約旦原子能委員會關于核能合作項目的執行協議》;中國原子能科學院與約旦科技大學簽署了合作建造次臨界裝置的商務合同。2015年5月,中核集團代表團訪問埃及,與埃及核電管理委員會(NPPA)主席正式簽署了《中核集團與埃及核電管理委員會核能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就“華龍一號”走進埃及的相關事宜進行了溝通和交流。2016年中核集團與蘇丹簽訂協議,擬幫助蘇丹建造核電站。

      近年來,沙特和阿聯酋成為中國核能合作的重點國家。2017年3月,中核集團與沙特地調局簽署了《中沙鈾釷資源合作諒解備忘錄》。根據協議約定,中核集團在未來兩年內對沙特9片潛力地區開展放射性資源勘查工作。2017年,中核集團董事長余劍鋒與阿聯酋核能公司總裁哈馬迪在北京簽署諒解備忘錄,與阿聯酋國務部長、阿布扎比國際金融中心主席艾赫邁德·阿里·阿爾·沙耶赫簽署建設財資及投融資中心合作協議,籌備成立中核集團設立在海外、輻射全球的全產業鏈運營和投融資平臺,共同探索建立“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核工業“產業+金融+海外市場”的發展模式。中國與沙特和阿聯酋的核能合作產生示范效應,有助于中國同其他阿拉伯國家加強核能合作。2018年7月,《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北京宣言》第29條指出:“在互利基礎上加強和平利用核能領域合作,交流在核能與核技術方面的經驗,推動核能發電、海水淡化、資源勘探、科學研究、人員培訓以及其他核技術應用領域的合作。”

      (二)新能源

      這里的新能源專指太陽能和風能等清潔能源,是中阿“1+2+3”中規劃的重點領域之一。根據《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2018年至2020年行動執行計劃》,雙方將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加強在各類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如在阿拉伯國家的光伏電池、光熱能、風能和地熱能應用方面加強合作。2018年11月在埃及開羅召開的第六屆中阿能源合作大會期間,中國國家能源局與阿盟秘書處一致同意成立中阿清潔能源培訓中心,并簽署合作協議。在太陽能方面,2014年以來中國光伏發電新增裝機量已連續五年位居世界第一,而阿拉伯國家具有開發太陽能的獨特優勢。2014 年,中國和埃及簽署《關于共建中埃可再生能源聯合實驗室的諒解備忘錄》。根據合作備忘錄,中國將幫助埃及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產業園——本班光伏產業園區,項目占地37平方公里;在摩洛哥,中國援建的努奧二期和三期光熱電站項目金額達20 億美元;在阿聯酋,全球最大的迪拜太陽能光熱(CSP)也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新能源合作重點項目。2015年,中國哈爾濱電氣國際工程公司和沙特電力組成的聯合體,中標迪拜清潔煤電站一期項目,項目金額18億美元,是中阿三邊能源合作的典范。

      (三)航空航天

      航空航天領域是“1+2+3”中的合作重點,是中阿構建“空中絲綢之路”的關鍵。2016年,中阿簽訂衛星導航合作諒解備忘錄,舉辦北斗技術與應用國際培訓班以及風云四號A星產品應用培訓班;2018年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北京宣言指出,中阿雙方歡迎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與阿拉伯信息通信技術組織根據簽署的《關于北斗衛星導航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依托中阿北斗/全球衛星導航會議(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中心,在北斗增強系統等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培訓、聯合研發及應用產業化領域加強合作,加強在氣象衛星領域的合作。2017年和2019年,首屆和第二屆中阿北斗合作論壇分別在上海和突尼斯舉行,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與沙特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科技城、阿拉伯信息通信技術組織簽署諒解備忘錄,在突尼斯啟動中阿北斗/全球衛星導航會議卓越中心,建設中沙北斗/全球衛星導航會議中心,在海運、內河運輸等領域開展北斗教育培訓、應用推廣等合作;中阿還發起阿拉伯地區北斗用戶體驗評價計劃。

      阿爾及利亞、埃及、蘇丹、沙特和突尼斯是與中國開展航空航天合作的主要阿拉伯國家。2007和2013年,中國與阿爾及利亞在對地觀測、通信、衛星導航、空間科學等領域簽訂合作備忘錄,成立兩國航天合作聯合委員會,并于2017年成功發射阿爾及利亞一號通信衛星;2015年,中國與蘇丹簽訂航天科技合作協定;2016年,中埃簽訂《中國援埃及衛星總裝集成及測試中心項目實施協議》和《關于埃及二號遙感衛星及后續衛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16年,中國與沙特簽署衛星導航合作諒解備忘錄,并在聯合探月、召開北斗研討會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并于2018年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沙特衛星“沙特-5A/5B”;突尼斯成為中阿航空航天合作的新伙伴,2018年中阿北斗中心在位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信息通信技術組織總部舉行揭牌儀式。突尼斯還承辦了第二屆北斗論壇。

      (四)“5G”技術

      “5G”網絡涉及終端用戶、通信基礎設施和技術三個層面,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高科技合作的重點內容之一。在全球掌握“5G”核心技術的主要企業(中國華為、芬蘭諾基亞、韓國三星、韓國LG、中國中興、美國高通、瑞典愛立信、美國英特爾)中,有兩家屬于中國公司。2017年,中國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成為指導性綱領;近年來,華為、中興與近20個阿拉伯國家的電信企業開展固網、無線網、智能終端等領域合作。在科技通信方面,資料顯示:到2024年,中東和非洲地區的“5G”初始用戶將達到6 000萬人,潛力巨大。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個建立華為“5G”基站的國家,在2019年開羅舉辦的非洲國家杯比賽期間,華為還試驗了“5G”網絡。除埃及外,“5G”初始用戶主要集中在海灣國家,尤其是沙特和阿聯酋,而沙特是較早在中東地區部署“5G”基礎設施的國家,還在2020年10月舉辦了全球人工智能峰會。這充分展現了阿拉伯國家“從駱駝走向5G”的發展趨勢。信息通信技術高速發展帶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當前全球所有國家網絡空間治理能力提出了某種無差別的挑戰;如何應對相關沖擊,是“5G”技術在阿拉伯世界應用的重要任務。

      華為、中興等掌握“5G”通信核心技術,在阿拉伯世界業務廣泛,有助于阿拉伯國家增強治理能力。2018年10月,華為在第三屆“中東創新日”舉辦了主題為“5G已來,邁向新增強移動寬帶(eMBB)世界”的“5G”生態大會。華為宣布已在中東地區獲得多個“5G”商用合同,包括與沙特電信公司(STC)簽訂“抱負項目”(Aspiration Project)、參與沙特無線網現代化和“5G”網絡建設;華為與巴林通信公司(VIVA)簽訂合作協議。截至2018年底,已有來自阿聯酋、沙特、科威特、阿曼和巴林等中東國家的11家電信公司與華為簽署了“5G”技術協議。目前,華為公司在沙特國王科技城共建聯合創新移動物聯網實驗室(4G-LTE),參與科威特五島規劃設計工作。2018年科威特埃米爾薩巴赫訪華時,華為與科威特公司(CITRA)簽署了北方五島智慧城市合作協議,目前華為也是顧問企業之一;華為為科威特電信運營商提供“5G”解決方案,也在與科威特電信管理局合作“5G”的用戶案例開發。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藥、智慧城市等領域的合作表明,中阿經貿關系在新時代正在拓展新邊疆,呈現新的發展態勢。

      2019年,美國國防部負責中東事務的副助理部長邁克爾·馬爾羅伊(Michael Mulroy)曾警告海灣阿拉伯國家:中國與海灣國家的高科技合作,包括在“5G”網絡合作,會破壞美國與海灣盟友的合作。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在高科技應用技術方面持務實態度,主張全方位合作,反對西方的高科技壟斷,如沙特通訊和信息技術大臣阿卜杜拉·施瓦哈(Abdullah bin Amer al-Swaha)指出,只要華為遵守沙特技術規則與網絡安全規定,沙特政府不認為使用華為公司的產品有任何問題。阿聯酋也不顧美國的反對和阻撓,堅持與華為公司合作,推廣“5G”網絡。

      (五)無人機

      近年來,中國無人駕駛技術異軍突起,“翼龍”“彩虹-4”等成為重要品牌,豐富了中國對阿科技外交的內涵。從西亞到北非再到東非,多數阿拉伯國家面臨恐怖主義威脅,暴恐組織嚴重威脅國家政權安全和社會穩定。“無人機”是阿拉伯國家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偵查海盜和極端分子活動的高科技武器,有力地維護了阿拉伯國家的穩定。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無人機”性能優越、飛行路程長、價格優惠,受到沙特、阿聯酋、埃及和伊拉克等國的青睞。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伊拉克、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埃及、蘇丹等至少6個阿拉伯國家使用“翼龍”和“彩虹”無人機。中國不僅向沙特提供了多用途的“翼龍”無人機,而且兩國還簽訂合作協議,決定建立“無人機”工廠,在沙特聯合生產“翼龍”無人機并出口至中東。中國與埃及、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的“無人機”合作,不僅提高了這些國家的防務和反恐水平,而且通過技術轉讓促進了對象國軍用和民用無人駕駛技術的更新換代,帶動了民用“無人機”產業的發展。

      此外,近年來中阿開始探索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合作,如華大基因公司在阿聯酋、沙特建立了新型冠狀病毒測試中心。該公司向沙特提供900萬套檢測試劑盒以及每天可處理5萬個樣本的6個實驗室;華大基因還與阿聯酋人工智能和云計算公司合作,共建中國以外最大的新冠病毒檢測實驗室。

      結語

      中阿兩大民族曾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推動了人類科技進步。中世紀,阿拉伯民族繼承了古希臘科學技術,在天文學、煉金術與化學、數學、物理學、醫學等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中華民族在農學、醫學、數學、天文學等方面也為人類的進步作出了杰出貢獻,造紙、印刷、紡織、陶瓷、冶鑄等技術聞名于世。只是到了近代工業革命之后,世界高科技的主導權才轉移向西方國家,中阿兩大文明才走向衰落。18世紀中期以來,西方蒸汽革命、電氣革命和信息革命,使歐美等西方世界崛起為世界權力中心,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淪為國際產業分工的邊緣地帶。21世紀第四次工業革命——智能革命的開啟,促進了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有望使中阿雙方抓住機遇,使世界高科技領域的主導權由西方一家獨大重新回歸多強并立。展望未來,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科技外交應更富有想象力,總結經驗,補足短板,加強合作機制建設。

      第一,中國應客觀地看待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機遇和挑戰。中國奉行“科技興國”的基本國策,提升了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外交成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與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巨大優勢相比,中國、德國、日本、英國、加拿大、以色列等都顯得較為遜色。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總體科技水平不及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只是“單項冠軍”而非“全能冠軍”——中國還不是一個綜合性、全產業的高科技大國。阿拉伯世界科技水平則更加薄弱、人才匱乏,且擁有相近的生產要素稟賦,這就決定了新時代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只能以點帶面、穩步推進,以重點國家、重點領域為突破口,遵循“先試點再推廣”的原則,循序漸進,切勿步伐過大甚至盲目投資。

      第二,中國應在海洋研究領域彌補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的短板。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22個阿拉伯國家均擁有海岸線和港口,具有研究和開發海洋資源的獨特優勢。中國深海探測技術先進,“蛟龍號”創造多項奇跡,中阿海洋領域的共同研發潛力巨大。2018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上,就中阿在海洋領域的合作提出:中方支持阿方構建連接中亞和東非、溝通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黃金樞紐物流網。我們要攜手打造藍色經濟通道,共建海洋合作中心,促進海洋產業發展,提升海洋公共服務能力。目前,中國已與東盟建立海洋合作中心,中阿海洋合作中心建設也具有巨大潛力,但此領域的合作有待進一步提高速度。

      第三,中國需要在生物醫藥領域拓展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將“醫療衛生”與“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科技合作”等一同定位為“社會發展領域”中的合作與交往。2015年,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衛生合作論壇在銀川召開;2019年,第二屆中阿衛生合作論壇在京召開。迄今,中阿在醫藥領域的合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中國與13個阿拉伯國家簽訂衛生合作協議,雙方在傳統醫學、生物醫藥等研發領域加強合作。“健康絲路”是中阿高科技合作在醫學領域的重要體現,青蒿素、針灸等日益受到阿拉伯國家的青睞,中國已在摩洛哥建立中醫藥海外中心。然而,與核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無人機、“5G”網絡等相比,中阿在生物醫藥領域的合作剛剛開始,尤其在新型冠狀病毒性肺炎肆虐全球以來,這一領域的合作意義重大,也應該是中阿高科技合作新的增長點。

      第四,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須應對西方“科技門羅主義”的干擾。科技本身是中性的,遵循“價值中立”的原則,但是科技在研究、開發和運用過程中往往摻雜了大國地緣政治爭奪的因素,使之成為國家爭奪權力、利益和拓展影響力的工具。“科技門羅主義”是指西方國家壟斷與盟國的技術合作,通過高科技合作將盟國納入自己的地緣戰略軌道,維持西方大國和盟友之間在高科技領域的“中心—邊緣”依附關系,通過政治施壓、行政干預、經濟制裁、出臺法規等形式,阻止競爭對手與自己的盟國開展正常的科技合作,使盟友成為大國地緣政治競爭的工具。正如王毅外長所指出的,美國動用國家資源打壓中國的民營企業華為,拉攏盟友圍堵華為,阻止其在國際上開展正常的業務合作,甚至造謠詆毀,破壞了國際多邊自由競爭體系。

      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異軍突起,打破了數百年來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天然分工,引起美國等西方大國的焦慮。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科技進步,以“中國企業違反制裁令與朝鮮和伊朗有商務往來”“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對美國構成潛在安全威脅”等為借口,破壞國際市場規則,相繼對中國的中興和華為公司采取打壓措施,以此延緩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進步,以圖維持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供應鏈的頂端。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在美國的壓力下禁止華為參與這些國家的“5G”網絡建設,體現出美國動用國家意志打壓他國高科技民營企業的不正當做法,體現出美國的“科技門羅主義”。美國副總統彭斯將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視為大國競爭的重要形式,提出要對華采取新的遏制政策。盡管美國及其盟友控制著機器人、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90%的高科技產業,但是其對于中國的高科技追趕仍保持高度警惕。2020年2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稱,各國在建設“5G”網絡時應遠離中國科技公司華為,甚至無端指責中國為“數字專制”。未來,不排除美國對中阿高科技合作采取進一步干擾措施,迫使阿拉伯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總之,中國對阿拉伯國家科技外交是中國高科技進步的產物。第四次工業革命,使傳統地緣政治競爭的重點轉向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及其引發的全球生產關系的競爭,給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帶來了難得的機遇。中國積極迎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力爭取得重大技術突破。中國身份從以往的“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和“引領者”,豐富了中國對阿外交的內涵,使中阿合作超越傳統領域,向高科技領域邁進。中阿科技合作提升了雙方國家治理水平,有助于兩大民族的復興與人類科技的共同進步。

      在今天多極化的國際體系中,國際關系必須走出單邊型國際領導的格局,走向多元協作型領導格局。擁有關鍵影響力的少數國際行為體,將不得不尋求合作領導的路徑,以解決共同面對的挑戰。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科技合作將不斷拓展新邊疆,包括探索“三方合作”模式,如“中國+歐洲+阿拉伯”“中國+美國+阿拉伯”“中國+日韓+阿拉伯”等,實現合作主體的多元化,超越大國高科技競爭的“零和游戲”范式。只要中阿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開放的多邊主義,就一定能夠超越各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讓科技回歸本源,以合作共贏促進“科技共同體”建設,造福全人類。

    作者簡介

    姓名:孫德剛 武桐雨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汪書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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